白居易《長恨歌》因其所包含巨大的意義潛勢，致使對它的歷史理解和現代詮釋異彩紛呈，尤其是其主題之爭，千載以還，聚訟紛紜，莫衷壹是。鼎足而三的意見是“諷諭君王說”、“歌頌愛情說”、兼有諷諭與愛情的“雙重主題說”。第壹種意見“諷諭君王說”的主要證據是陳鴻《長恨歌傳》所言“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第二種意見“歌頌愛情說”立足文本分析，結合白居易的感情經歷，以現代愛情觀念來觀照李、楊二人纏綿悱惻、生死不渝的愛情悲劇，認為作者表達了“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愛情理想和這壹愛情理想泯滅後的深沈喟嘆。第三種意見“雙重主題說”認為作品融諷諭與愛情、集批判與同情於壹體，此說力求辯證而不無折衷的企圖。
以上三種主要觀點，無論偏執壹隅還是辯證折衷，都有各自的邏輯起點和立論依據，都從不同視角和層面揭示了《長恨歌》的思想意蘊，甚至達到了黑格爾所說的“片面的深刻”。然而，從文本的開放性和文學的主體性來看，以上諸說的***同缺陷是拘泥於對作品中政治和愛情元素形而下的闡釋，缺乏對作者主觀體驗的深度把握和凸現，因而難以體認作品的情感指歸，也難以擺脫各種解釋的困境。
筆者試圖從尋繹作者的主觀體驗入手，通過對“感傷”的界定及其情感內核的揭示，認為《長恨歌》作為希代之事與出世之才、多情之人白居易在中唐因緣際會的產物，它熔鑄了詩人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時代感傷情調，彌漫著詩人對命運憂傷無奈的感傷氣息。作者將這種世俗情感升華為審美情感，完成了感傷體驗的詩化表達。
壹、感傷：淡淡的彌散的持久的憂傷無奈
感傷是人類情緒的壹種，本質上是壹種心境，是人類情感的特殊形態。它既是情緒心理學的研究範疇，又是藝術表現的壹種普遍情緒和文學傳統。
情緒心理學認為，情緒和情感是主體對客體是否滿足其需要的壹種心理反映，二者屬同壹類而不同層次。對人類而言，情緒離不開情感，是情感的具體的生物性表現，而情感是在情緒的穩定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性存在。作為人類情緒的壹種，感傷本質上是壹種心境。“心境是壹種深入的、比較微弱而持久的情緒狀態，……心境具有彌散性，不是關於某壹事物的特定體驗，而是由壹定情境喚起後在壹段時間裏影響主體對事物的態度的體驗。”
從人類情緒體驗的強度看，感傷不同於狂喜、憤怒、沮喪、絕望、極度悲傷等強烈的、爆發式的激情，感傷是壹種低強度的、淡淡的憂傷無奈，它是內斂而不是外傾的。南宋詞人蔣捷《虞美人》是壹個生動的標本：“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壹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人生的況味在時間的浸泡中，從馥郁的濃香轉向苦澀渾濁而終至清淡透明；心靈在歲月的遷徙輾轉中從喜到悲而終至於無奈的壹聲長嘆。人生歷練是培育感傷的溫床。
從人類情緒體驗的廣度看，感傷既有空間上的彌散性又有時間上的持久性。我們通常可以體驗到，當壹個人處在某種心境之中，他往往以同樣的情緒狀態看待壹切事物。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愁腸百結之時，觸目生憎；春風得意之際，滿眼是春。感傷由壹定情境喚起之後，往往表現出壹種深沈的、淡淡的向四周擴散的情緒狀態。同時，心境往往因事件之重大或事物之重要而更持久，如朝代的更叠、歲月的流逝、繁華的雕敝、美的斷送、愛情的埋葬等等，這類事物最容易引起持久的感傷。
從人類情緒體驗的表達看，也存在著比較穩定的個體差異。詩人天生多情、稟賦敏感，對同壹體驗對象，詩人往往能超越普通人的庸常體驗，不僅將情緒體驗細密而有層次地展開，而且能夠在理性的支配下，將各種情緒體驗上升到審美體驗的高度，使之成為他的內在審美需求並衍化為壹種深邃綿長的詩化美感。
感傷是藝術表現的普遍情緒和文學傳統，它往往在衰亡的時代得到廣泛的表現，從而在藝術的盛衰更叠中形成固有的傳統。如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感傷主義遍布藝術的各個領域，形成了繼古典主義之後重要的藝術流派，它以病態的感傷和淒美的情調描寫自然和人的內心世界，訴說著封建貴族沒落的普遍憂傷無奈。在中國文學中，幾乎每個衰亡時代都彌漫著感傷情緒，戰國末期屈原的《離騷》，東漢末年文人的《古詩十九首》，特別是中晚唐和宋季之詞，更主要的抒寫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良辰易逝，盛事難再的永恒主題，至於《紅樓夢》，更是壹聲繁華消逝、無力回天的千年浩嘆。歌德說：“衰亡時代的藝術重主觀。”這說明古今中外文人的思維、情感和藝術表現具有***通性：面對時間的剎那與永恒、空間的咫尺與天涯、靈魂的脆弱與堅強、文明的釋放與擠壓，文人的感傷油然而生，所以，根本上而言，“感傷起源於藝術家對時間、空間、靈魂和文明的超常的敏感。
基於以上論述，我們大致可以對“感傷”作出這樣的闡釋：感傷本質上是壹種心境，是客觀事物不能滿足主體需要時的壹種負面的主觀體驗，它表現為壹種淡淡的彌散的持久的憂傷無奈，源於人類無法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命體驗，是藝術表現的壹種普遍情緒和文學傳統。
二、遇合：希代之事與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的因緣際會
關於《長恨歌》的創作緣起，陳鴻《長恨歌傳》作了說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周至。鴻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可以說，《長恨歌》是希代之事與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因緣際會的產物。
先說希代之事。李、楊故事，無論作為歷史事件還是作為民間傳說，對文人來說，無疑都是壹個極具誘惑性和挑戰性的題材，因為它包孕著巨大的意義潛勢和廣闊的審美空間。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和情愛兩大元素，而政治又是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的驚天巨變，情愛又是帝王家罕有的、皇帝與妃嬪之間的悲歡離合。其間，更兼有宮闈、權勢、美女、死亡、命運、道德、宗教等諸多因子。面對如此有意味的題材，文人想借以表達什麽和怎麽表達成了壹個饒有趣味的問題。文人可以選擇抨擊帝王荒淫、沈溺女色而誤國，也可以選擇批判女人禍水、媚惑君王而傾國；文人可以選擇政治悲劇埋葬了情愛悲劇，也可以選擇以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總之，政治與情愛元素裂變出的強烈悲劇色彩令人眼花繚亂，當日舉國上下尤其是知識分子的靈魂震顫猶然撞擊人心，那麽，在戰亂的硝煙散盡、美人香消玉殞五十年後，中唐文人有責任也有更多選擇從當日坍塌的余波中表達當下的情懷，只不過妳必須從政治與情愛坍塌的斷壁殘垣間尋覓屬於妳心靈的瓦礫。事實上，自天寶十五年（756）馬嵬之變後，李、楊故事與傳說就在民間流傳，文人也從未停止自己的建構。白居易之前有杜甫，之後有元稹、張祜、李商隱、杜牧等遞相“鄭箋”、閑話玄宗。但他們或是詠史抒懷，或是鑒戒規諷，要麽紅顏禍水，要麽帝王荒淫。在藝術形式上較多選擇傳統的律絕與新樂府，藝術形式空間的逼仄難以容納豐富的文人情懷，因而，藝術的琴弦依然撥弄著不願也不敢遺忘的政治情愫，變化的藝術包裝依然裹挾著那份天崩地裂式的強烈的靈魂震顫。
再說出世之才。白居易是中唐詩壇極富藝術素養、創作力旺盛又富有革新精神的詩人之壹。他十六歲即以壹首《賦得古原草送別》贏得詩壇前輩顧況親睞。他壹生創作詩歌近三千首，是唐代詩人中作品數量保存最多的壹位。其詩享譽海內，流播域外，婦孺皆知，學子競仿，成為唐詩傳播史上壹大奇觀。他力倡新樂府運動，力舉用平易的語言、婉轉的音韻和切實的諷諭實現兼濟天下的儒家理想，有力地推動了中唐詩歌革新運動，在李白、杜甫之後，開辟了唐詩的新天地。陳鴻稱他“深於詩”是有眼光的。《新唐書·白居易傳》曰：“居易敏晤絕人，工文章……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到創作《長恨歌》的元和元年（806）止，白居易在仕途科試上表現了卓異的才識。貞元十六年(800)春29歲進士及第，在“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艱難科場上，這是少見的。貞元十九年（803）參加吏部書判拔萃科試，通過後任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四月，又通過了“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制舉試，成績優異，但因言辭徑切率真，沒能擔任理想中近侍皇帝的諫官，而補周至縣尉壹職，時年白居易35歲，與友相攜而遊是在冬十二月，心情抑郁落寞隱約可知。
再說多情之人與中唐時世。白居易曾屢次提及自己的多情。如貞元十七年，30歲的他在《祭符離六兄文》中說：“聖人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鐘者，唯居易與兄。”開成四年，68歲的他在《不能忘情吟·序》中說：“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於情者。”可見多情善感是貫穿他的壹生的。後人也屢屢註意到這壹點。如清代賀貽孫《詩筏》稱白居易“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清代張宗錄《質疑刪存》更推崇白乃“最深於情之人”。通過檢視白居易壹生行事和性情稟賦，考察其詩文創作，我們認為，白居易詩文創作所表現的情感是豐富的，但從總體上看，他的作品呈現出感傷低徊的面貌，缺乏盛唐氣象表現出的那種慷慨昂揚、剛健豪邁的浪漫與豪情。這種情調在他的感傷詩和雜律詩中表現最為明顯，而恰恰是這兩類作品最受歡迎且廣為傳誦，這說明感傷悲悒的情感是中唐普遍的審美心理需求，而士人群體在這種廣泛的審美心理需求推動下，又不斷地通過創作來強化、深化、泛化這種情感體驗。這種情感取向與創作趨勢根植於中唐的艱難時世。我們知道，“安史之亂”使盛唐由繁華綺麗迅疾走向衰敗雕敝。藩鎮割據，國力衰微，整個時代因為封閉、喪亂、衰敗而缺乏盛唐統壹帝國時期的那種開放、穩定、生機勃勃的時代氛圍。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也因時勢變遷發生了顯著變化。貞元、元和年間的知識分子如元白等，大多出生於天寶末年以後而成長於大歷、建中年間，帝國分裂的危險、盛唐精神的召喚、權力集團試圖力挽頹勢的制度建設讓中興的渴望漸濃，對開元盛世的遐思如同振衰起弱的強心針。但是，知識分子的出路卻越來越窄。白居易《與元九書》的壹段話透露出壹定的歷史信息：“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讀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中唐知識分子汲汲於功名而付出的超常艱辛以及未老先衰、形容憔悴的精神面貌可見壹斑。但是，當他們殺開壹條血路摸爬滾打出來以後，卻發現“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雖有鏗鏘之才，不如嚙肥、躍駿馬、黨與者，雖無所長，得之必快。”科舉的積弊、官僚體制難以調節的矛盾、社會種種醜惡與不公平，讓普通知識分子由執著、參與走向苦悶仿徨、無奈感傷，所以，“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6）兒女情長取代了英雄情調，閑情逸致取代了建功立業，深沈細膩的感懷取代了闊朗的情思，彌漫在知識分子心頭揮之不去的是試圖超越悲劇命運而終歸無助與無奈的淡淡憂傷和哀怨，壹種永恒的茫然若失的感傷情懷。
具有出世之才的多情之人在中唐因緣際會，是白居易的幸運，也是時代的選擇，因而，希代之事在熔鑄了詩人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感傷的時代精神後，風情萬種、綺怨百般地翩然而至，壹聲對無法超越悲劇命運無奈的深沈感喟彌漫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