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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的生平事跡

李榮作為重玄學大家,但是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很多關於他生平的資料。在道教的古籍中更是沒有關於李榮生活時代和籍貫的記載,這可能與道教上清和樓觀的修道成仙的最終目的和意向有關。由於李榮的籍貫和生活的年代古籍已經沒有確切的記載,我們就只能從前人留下來的壹些文章和詩詞中的只言片語來加以推斷了。 李榮的活動空間可以從以下壹些材料中得到引證。在其好友盧照鄰寫的《代女道士土靈妃贈道士李榮詩》中寫道:“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葺。不能京兆畫峨眉,翻向成都騁駐引。” “為想三春抖邪路,莫辭九折鄧關道。”可以石‘出李榮曾在四川。盧照鄰很長壹段時間都“婆婆蜀中”又大多在益州、梓州、綿州。所作的大部分作品都出十這壹時期。所以他《幽憂子集》中的《贈李榮道士詩》很可能就是在蜀中的作品,詩中寫道:“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群。”②贊揚李榮的道術與文采。說的應該就是李榮奉召入長安時盧照鄰相送作的詩。 關於李榮的生活時代的考證則可以從杜光庭的《廣聖義》中略知壹二。杜光庭《廣聖義》中提到:“任真子李榮註《道德經》上下兩卷。”可以石‘出任真子就是李榮,但是並沒有提及李榮具體是唐朝什麽時代的人。《廣聖義》又寫道: “唐朝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頤、李榮、車惠弼、皆明重玄之道。”①將李榮列在成玄英和蔡子晃之後。成玄英是南北隋唐初時人,在貞觀五年加號西華法師,蔡子晃與其同時。可以推理出,李榮應該成名在成玄英和蔡子晃之後略晚的時代。在《舊書·儒學傳》也中提到:“羅道粽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道粽於貞觀上書懺旨,高宗末官至大學博士。”② 其為道光禪師的季父,道光為李榮兄長的兒子。 見《王右丞 集》卷之二十五,《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李榮自幼篤誌好學,才思敏捷,唐初出家為道士,精修道業,成為蜀中道教名流。唐高宗繼位後,李榮被召入京城,長住長安東明觀,經常活動於長安和洛陽兩地,碩儒、名士經常與其相往來,談道論學,深受道家玄學、儒家中和思想的影響,在當時的佛、道論爭中,極力闡發道教義理,成為京城的“老宗魁首”。

據《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八引《啟顏錄》稱:唐有僧法軌,身材短小,在寺中開講,李榮前往參與討論,相爭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朗誦:“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李榮未等他說下壹句,即應聲道:“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佩服其才思敏捷。

據《舊唐書》卷壹百八十卷記載,高宗末年,李榮仍住在東明觀,與太學博士羅道粽等往來密切“羅道粽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可以看出李榮是當時道教中理論領袖群倫的人物之壹。

好友駝賓王曾給李榮帶過女道士王靈妃寫的詩。李榮在長安時,與靈妃“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仙桂丹花重疊開,雙重綽約日遊陟。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真侶出遨遊。”後李榮忤帝意被貶雲遊(壹說因為武則天為登基做準備流放道教學者所致),“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騶引”,年去年來,靈妃“春來春更 ,恰逢駱賓王於姚州平叛回到長安,便托駱寫了這首纏綿悱惻的長歌寄給李榮。

李榮文人氣質,有詩才,喜與文人墨客交遊,性格灰諧,好與人辯。《大唐新語》卷十二記載: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排斥。總章中興善寺為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泳之曰:‘道善何曾善,雲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壹群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②

事雖出於戲謔,但李榮的詩句畢竟也有些幸災樂禍,由爭競優劣道嘲譏其遭災而神不靈,可見李榮不但有爭競之心,而且還很強烈。唐初長安風習,二教常爭論不休,但若,非毀太甚,又往往為“通人”所譏,李榮在長安的聲譽,便因為這首詩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在爭競中,釋子也未見得比李榮脫落,據《宋高僧傳.法江傳》說,僧中有人被李榮詩所激憤,“急慕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眾搔首躇躕。未知何理克成。忽有壹僧。衣服粗弊形容憔悴。負壹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啟視之則黃金也,校來之壹千兩矣,時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令時人奇異之,爾後檀施日繁,當然是那位神僧有奇舉的目的。道佛二教徒都鄙薄世俗,但他們的許多言論行為卻偏應了壹句俗話“人爭壹口氣,佛爭壹爐香,”如何灑脫的開?

“蜀郡詞人”李榮,才情雅敏,敏捷善辯。駱冰王的捉刀之作中,有“自言少小慕幽玄,柢言容易得神仙”、“漫道燒丹祗七聚,空傅化石曾三轉”之句,可兄李榮道士生涯的壹般特點。其與僧法軌論義中應聲而對①,不僅令法軌自討沒趣,也使壹座皆,服其辯捷,成為流傳於士林的軼文,絕不會是道宣等僧徒筆下如此的木衲呆板。

綜上所述,李榮為高宗朝與則天執政初中期京師長安非常活躍的道教領袖。其前期的主要工作,在於同佛教徒進行教義高下的論戰。後期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主要投身於理論建設。這兩方面的成就,使李榮享有身後葬於國家道院束明觀的哀榮。這說明,晚年的李榮,依然十分風光。

據德國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與(英) 崔瑞德 (美) 費正清《劍橋中國史》:“關於漢末大叛亂以後的道教,我們擁有的材料也是令人失望的。它們要麽所記日期不準確,要麽根本不記日期,要麽就根本抱有明顯的偏見,象在釋、道二教論戰交鋒時所寫的佛教小冊子那樣。除此之外,由於這些現存材料未經充分細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給這個時期的道教描繪出壹幅準確的畫面。”而佛教徒對李榮費如此多的筆墨非毀,可見其學說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