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於1920年1月抵達巴黎，恰逢風靡歐美的“達達主義”運動由蘇黎世而紐約，而匯合於洛桑，而潮湧入巴黎之時。達達主義者以巴枯寧“破壞即創造”的著名論斷相號召，致力於全面反叛傳統價值，這對自幼生活在極權統治之下、滿懷革命激情且已有豐富革命履歷的盛成立即顯示了巨大的吸引力。每當夜幕降臨，塞納河兩岸以蒙巴拿斯和蒙馬特兩個地區為中心的幾乎所有咖啡館和酒吧都是“達達”們的聚會場所。醉心文學的去蒙巴拿斯，鐘情藝術的去蒙馬特，盛成則是興之所至，兩邊穿梭，既大喝蒙巴拿斯的“文學咖啡”，也痛飲蒙馬特的“藝術香檳”。他把這每日例行的慶典稱為“參加達達文藝晚會”。在那裏他第壹次聽說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俄狄浦斯情結”，先後結識了查拉、杜桑、阿爾普等“達達”鼻祖，以及畢加索、阿波裏耐爾、布雷東、海明威等正在脫穎而出的世紀大師，而尤與畢氏和海氏交誼深厚。他曾乘興用中文為畢加索的畫題寫詩句，使後者大感新奇和開心，只可惜這件中西合璧的墨寶未見流傳，或已軼失亦未嘗可知。 1920年的巴黎“達達”運動後來被稱為“巴黎學派”，而這壹年則被稱作“狂年”。“狂年”及此後壹段時間內的親歷“達達”極大地影響了盛成的思想發展和人生道途。他數年後之所以有勇氣用法文寫作《我的母親》固如他自己坦言，很大程度上是得了“達達”的壹點“靈光”；往大處說，他1920年3月先加入法國社會黨，繼而與社會黨左派加香（Cachia）、弗羅沙德（Frossard）壹起創建法國***產黨，並擔任法***南方地區蘭蓋道克省（Langnedoc）省委書記壹事，亦與他對“達達”的反思，與“達達”內部的分化，以及“達達”置身其間的整個歐洲的革命情勢直接相關；至於他後來既未能與旅法的中***支部結合，復因在若幹重大問題上與法***乃至第三國際領導人發生根本分歧而又堅執己見，終致被逐，恐怕與“達達”的影響也不無幹系——然而卻並非***同信奉無政府主義的緣故。
1975年盛成整理出版了法文詩集《狂年吼》，以緬懷那壹段狂飆突進的歲月。兩年後，他作為唯壹在世的“達達”元老，應邀出席了西德政府在西柏林舉辦的紀念“達達運動”藝術大展，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又過十年，他寫了壹篇相當簡約的追憶文字，概括表述了他所認識的“達達”，包括“達達”的發生和自身演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影響和意義，以及他個人與“達達”的關系，其中的壹段話頗能說明問題：
我們同布雷東分手，我們是積極的，主張藝術為人生。我們也是有組織核心的，同布雷東消極的無組織的各自為政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我們同社會聯系緊密，傾聽民眾之聲，我們將法國的古典精神“正確（PRECISION）、光明（CLARTE）、和諧（HARMONIE）”增改為四個詞：VIGUEUR，自強不息（此詞本義是生動、強有活力）。LIMPIDITE，通體致用（此詞指內在的，而原來的CLARTE是外表的）。HARMONIE，全面協調（跟過去不同的是，以前“和諧”中的正反是絕對的、局部的，而現在的正反是相對的辯證的全面的。因此，科學、藝術、文學是綜合的，沒有純藝術和純文學，沒有文即沒有藝，沒有科學就沒有文藝，沒有文藝也沒有科技。壹切是綜合的，二十世紀就是綜合的世代。）PAIX（PEACE），和平大同。和平的目的，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之道。以上四詞，就是我們的信約，也是我們行動的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