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袁機的婚事，當時的人有兩種看法，壹是同情，另壹種是譏笑。從文獻上看前壹種人居多，而實際上的絕對人數，也許是後壹類人更多。合肥女子許燕珍 讀了《素文女子遺稿》，很為她的婚配鳴不平，寫道：
彩鳳隨鴉已自慚，終風且暴更何堪!
不須更道參軍好，得嫁王郎死亦甘。（許氏著有《鶴語軒集》；這首詩轉引自《隨園詩話》）
就是說像袁機這樣的淑女嫁不了才華出眾的鮑照，至少也要許配給謝道蘊不滿意的丈夫、中庸之才的王凝之這類人吧，可惜她都不能得到，怎麽能死而無恨。袁棠在《哭素文三姊》中說“半生辛苦狂夫怨”，在同情她三姊時，痛罵三姊夫是“狂夫”。陸建在《哭從母》中有“生教無計奈夫狂”句。袁棠、陸建指責高繹祖為狂夫，實在是忍無可忍，因袁機夫婦盡管離異，但高繹祖畢竟是袁棠姊夫、陸建姨父，他們不恨極了不會罵人，因為這究竟與禮法不合。陸建說袁機離婚之後，“合族笑姨癡”。因為結婚以前高家已經說明高繹祖的惡劣品行，可是袁機偏偏遵循從壹而終的信條，往火坑裏跳，終於鬧到離異的慘境，這不是自找的嗎!不是發呆傻嗎!僅僅是指腹為婚壹說，何況男方家長主動提出解除訂婚約，若那時退親，壹點也不虧於禮法，而袁機不根據實際情形，偏要堅持婚約，實踐從壹而終的信條。袁氏家族中許多人為袁機的傻氣而惋嘆，也是符合情理的。把堅持這種貞節觀認為是辦傻事的，不止是袁氏家族中的壹些人，社會上也大有人在。前面《旌表貞節與寡婦再婚》文中所提到的浙江烏程沈姓孀婦不改嫁活活餓死，被鄰裏看成是“愚婦”就是顯例。
同情袁機的人，可惜的是她的人才，認為是鮮花插在糞堆上，糟踏了；譏笑她的人是認為她過於迷信從壹而終，不值得，也是認為她是高人，太可惜了，同樣含有同情的成分，所以兩種看法的人有個***同點，即都為她惋惜。袁機為什麽會有慘不堪言的悲劇，她以為是天命，是天的安排，是她命中註定的，所以在《追悼》詩中說：“舊事渾如昨，傷心總問天。”又在《隨園雜詩》寫道：
草色青青忽自憐，浮生如夢亦如煙。
烏啼月落知多少，只記花開不記年。
壹切認命，活壹天算壹天。袁枚有時也把妹妹的遭遇看作是天意，在《哭三妹五十韻》中說“天高不鑒之”，但是他比袁機清醒，認識到妹妹的行為，是讀書後按照義理去做吃的虧。因為袁機自幼跟隨袁枚聽課，“愛聽古人節義事”，長大了，自身去實踐，倘若她不讀書識字，“或未必艱貞若是”。袁枚基於這種考慮，責備自己讀書，帶累了妹妹。袁枚看到書中節義教育對袁機的作用，無疑是符合事實的。不過說得深刻而又簡練的，還是袁樹的“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壹生春”的話。袁機的悲慘命運，不是老天安排的，無可改變的，而是她本人讀書，自覺接受三從四德的說教，葬送了終生幸福。
這麽說是咎由自取了，對這不幸的人還要橫加指責？不然，是那種社會教育，那種社會制度造成的，袁機是那種教育的忠實信徒，因而也是當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實又何嘗是她壹個人呢! 袁枚因袁機的不幸，沈痛地說“斯真所謂女子無才便是福也”（蔣復敦《隨園遺事》）。他原是不信“女子無才便是福”的，這是痛苦極了，從反面悟出這個道理。人們有時把女子有才華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頭，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詠嘆：“似此才華終寂寞，果然福命誤聰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無。陸建《哭從母》中也說“誰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妳了!
袁機那個時代，許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壹點的壹個同鄉叫童大姑，字克敦，“七歲解《內則》，十七適高某，無才誌，童時時諷諫，形諸歌詠，皆刺血以書，冀夫感動。二年，郁郁死。遺詩壹卷，大都諷夫思親之語”（光緒《杭州府誌》卷五十壹）。刺血寫詩諫夫，丈夫不理會，郁悶中迅速死亡。她大約惟壹比袁機好壹點的是沒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機的壹位章氏姨媽，“嫁非其偶”，不時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詩句（《隨園詩話》），以抒發胸中的憤懣。“巧妻常伴拙夫眠”豈止章氏念叨，已成為流傳社會的常用語。
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無才便有德”，“女子無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禮教不讓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違背三從四德，所以歷代統治者大加宣揚，清代也不乏其傳播者。梁紹壬在談到“女子無才便是福”時，說壹位官紳老爺講：閨秀即使作出好詩，流傳到社會上，被選家收進書中，在編排體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詩人的後面，娼妓詩人的前頭。在這兩類人之間，把自己置於什麽地位了!所以還是沒有文采、不會作詩的好，否則出乖露醜。梁紹壬認為這話雖說得刻薄壹點，但卻很有道理，因此奉勸玉女不要成為閨秀，更不可把詩詞刊布出去（《兩般秋雨庵隨筆》）。《紅樓夢》裏大觀園小姐們也深以此為懼，她們起詩社，吟哦作句，被賈寶玉傳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賈探春就責備寶玉：“妳真正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可見大家閨秀忌諱把詩作傳到社會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隨園詩話補遺》），大約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無才便是福”是壓抑婦女的言論，是封建衛道者所宣傳的，本來沒有道理，可是以獎掖後進為己任，收了十數名女弟子，把三個妹妹詩作槧刻出來的袁枚為什麽也無奈何地表示出壹點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會現實，使人感到女子無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無抗爭，倒不招社會摧殘，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於短命夭亡，不至於夫死非要守節，無知無識者的生活要痛快壹些，總比才女活得那麽累的好，這不就是“女子無才便是福”嗎!因此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女子無才便是福”：其壹，它是壓迫女子的觀念，是封建社會壓抑有才華女子的事實在意識形態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傳三從四德的倫理；其二，宣傳無知比有才好，由於女子逃脫不了受壓制的命運，無知識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於滿足，這樣“女子無才便是福”又含有壹點道理。當然，這道理不是說讓女子愚昧有理，壓迫女子的觀念有理，而是說女子屈從於男性社會現實，糊裏糊塗，少受些痛苦。筆者在這裏不是講道理，而是講實際。
道理和實際常常是分離的。上層社會女子讀書明理多，講婦道的多，寡婦不改嫁的多，下層社會女子的這些講究來得少，寡婦再嫁的多。誰信守封建倫理誰倒黴。“縱教青史留遺跡，已負從前金粟身”，袁樹說得對極了。袁機篤守從壹而終，在《如臯縣誌》、《杭州府誌》裏被立了傳，連《清史稿》也把她寫入《列女傳》，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樣悲慘。血淚換來的節烈之名，實在太殘酷了，宣揚這種道德的社會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樹兄弟把袁機的不幸歸之於讀書有才，有壹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確與讀書有很大關系。讀書之無用，在古代就體現在女子身上，不允許她們施展才能；而男子則可讀書出仕，讀書又是那麽有利可圖。有用與無用是對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時的社會制度決定的。男性統治女性的社會，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會給有聰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擊。所以讀書之有用無用關鍵在於社會制度和政策，在於那個社會允許不允許女人以及男人讀書並發揮作用。袁機及其同命運的女子的歷史，可以用以檢驗壹種社會制度的優劣。凡能給讀書人以發揮創造才能，特別是能給女才人發揮能量機會的社會，是有創造力的、有活力的社會，否則反之。 袁機墓，位於陽山碑材風景區暨明文化村風景區,墓碑高不過兩米，樸素得有些寒酸，舒體的“袁機之墓”占滿了碑身，乃今人於2000年所立。墓碑後是噴綠的黃楊和幾桿青竹，再遠些是漫坡的荒草和雜木。這墓碑之周遭環境猶如袁機壹生之荒涼，也許對袁機來說，遠離了人間煙火，遠離了青絲白發的紛擾，在夕陽朝暉中聆聽滿山清風徐來，在春花秋月下坐看天上雲卷雲舒，未嘗不是超越生死的大解脫。
在陽山峰頂經營壹家小旅館的彭昆，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和袁機有什麽關聯。事實上，2003年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袁機是誰，但是，他們壹家算的上袁機唯壹的守墓者。2003年5月，有個朋友跟彭昆說，上市公司取得了陽山碑材旅遊區的經營權，裏面的壹些店鋪將會轉給私人經營。彭昆心中壹動，通過朋友承包了陽山峰頂的壹處建築，開起了家庭旅館。在考察地形的時候，他偶然發現了袁機墓，“墓以前很小，沒有什麽墓包，碑也開裂了。”2004年年初，景區的開發方對袁機的墓進行了修整，將墓碑敲掉，換上了新的墓碑。墓冢修整時，彭昆也搭了壹把手。不過，直到2008年，受新婚妻子王艷秋的影響，彭昆才真正意義上關註起袁機。王艷秋在高中時就把袁枚的《祭妹文》背得通熟，她查過很多袁機的資料，在和記者交談中，她屢次重復著“袁機和高繹祖之間有沒有另壹種可能？”
在王艷秋的指引下，記者沿著崎嶇的山路，壹步步走近袁機墓。王艷秋說，她在這裏這麽久從來沒見有人去過袁機墓。遊人從南面入口上來，又從背面下去，爬累了，不願意再爬那麽崎嶇的壹段路去看什麽墓，“我問過很多人，知道袁枚的很多，但是沒有人知道袁機。”走到壹處稍緩的平地，遠遠就看到幾處灰色的建築，袁機墓就立於此，比起老資料上的照片，如今的袁機墓很有模樣，墓冢上方的圓形建築擴大了，新建的墓碑也立得更高，墓碑就取自陽山的石材。不過仔細看，會發現做工比較粗糙，刻有袁機生平的碑牌上的字跡幾乎都被磨平，看不清楚，“妳看這麽高潔聰慧的才女，壹生濃縮起來也就這麽二十幾個字。”王艷秋說的有些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