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其武安侯列傳》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名篇。作品敘述了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之間的矛盾鬥爭，既曲折地反映了漢武帝（前140～前86）與其祖母竇太後、其母王太後之間的鬥爭，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黃老刑名的西漢初期，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西漢中期過渡的復雜激烈的鬥爭。雖然同是外戚貴族，但是竇嬰憑借赫赫戰功獲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帶關系平步青雲。竇嬰為人正直、忠於漢室、不貪錢財；田蚡則善於僅術、專橫跋扈、貪婪驕奢。結果因漢武帝依違其間，不主公道，竇嬰遭田蚡陷害，終於在元光五年（前132）十二月（農歷）的最後壹天被田蚡殺頭示眾幹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殺竇嬰，是因為按當時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我國歷史上，有關“秋冬行刑”的記載，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關於刑殺與時令的論述最早見於《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
古時候，由於科學文化的落後，人們不能正確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某些現象，認為在人類和自然界萬事萬物之外存在著壹個能支配萬物的造世主。災害、瘟疫、祥瑞、豐年都是上天賜予的，因而人們的壹切行為都必須符合天意。設官、立制不僅要與天意相和諧，刑殺、赦免也不能與天意相違背。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古人認為，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則，人間的司法也應當適應天意，順乎四時。
西漢中期儒學春秋公羊派大師董仲舒（前179～104）繼承儒家“天人合壹”的思想，創造出壹套“天人感應”的迷信學說。他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後刑”的，所以應當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如果違背天意，就會招致災異，受到上天的懲罰。從此，“秋冬行刑”遂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
漢代法津規定，刑殺只能在秋冬進行，立春之後不得刑殺。唐、宋律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也需在秋季處決。
西漢時期行刑的時間在農歷九、十、十壹、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執行的時間定在十、十壹和十二月。唐代這壹規定壹直為後世采用，直到清末。
“刑以秋冬”的制度雖然不致耽誤農業生產（秋冬壹般為農閑之日），對統治者恣意妄殺起某種緩沖作用，但其政治實質則主要是封建統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殺罰之實，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違抗，讓老百姓俯首貼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統治得以鞏固。正因如此，壹旦形勢處於緊急狀態或危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案件，統治階級就不顧壹切，而以“斬立決”“決不待時”加以處決。例如，清末，戊戌變法失敗，1898年9月2日，譚嗣同等6名變法維新派人士被捕。兇殘的慈禧太後，竟未經提審，就將這6位變法誌士於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刑場處以極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