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母則剛的上壹句是：女子本弱。
“女子本弱，為母則剛”出自梁啟超的《新民說》，原句為：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是指女人的身體柔弱，但當她有了孩子以後，因為天生的母愛，常常會發揮出令人難以想象的意誌力。就是女子原本是柔弱的，需要人保護的。但壹旦成為了母親就會變得堅強，有擔當，學會了保護別人；母親陪我們長大，視我們為最珍貴的寶物。為了保護我們，她們柔弱的身軀變得無堅不摧。
女性在家庭之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對上要照顧老人，對下要撫養孩子。在壹般的家庭中，都是女性來做飯，做家務的。很多成功的男人背後，往往有壹個默默支持他的女性。女性願意無怨無悔地為家庭付出，為孩子付出。女性在生孩子的時候，要經歷分娩之痛。那種痛苦，是男人永遠也體會不到的。
《新民說》的簡介：
《新民說》是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用“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在《新民從報》上的二十政論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飲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同年並出版單行本《新民說》。其主要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在二十世紀中國起了啟蒙的作用。
《新民說》是《醒獅叢書》之壹。作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梁啟超的文章，筆端飽含激情，對於讀者，別有壹種魔力，風靡壹世，聲震天下。王文濡挽梁啟超：“《飲冰》壹集，萬本萬遍，傳誦國人，雅俗同賞，得其余瀝以弋鴻名而張騷壇者，比比者是也。”20世紀初年，梁啟超等人開始改變由原先對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層面鍥入進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層面的認識，從中西間的形而下的比較進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較，從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整體對立，發表了《新民說》，提出了國民性改造。
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否定了戊戌變法的維新思想，充分否定了戊戌變法時期，自上而下的救國方式，主張應采用新民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來救中國。雖然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沒有徹底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但是這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涉及現代化這個話題，還是有不可磨滅的意義。對人本身的近代學說，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論證，進而將人的近代化問題提升到精神、心理和價值觀、行為等方面的標準層次，梁啟超對中國近代化思想的轉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梁啟超對中國民眾的奴性，和其他劣性的批判，是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生存而產生的，具有當時社會特色的道德和文化心理結構。其實就是民眾把個性的發展由“為人的資格”變為“為國民的資格”。梁啟超認為，只有克服國民的民族自卑感，全面提高中國國民的德、智、力，並且繼續發揚民族主義精神和國民性中的優良因素，才能抵抗外敵的侵略，振興中國。
首先，在教育方面，梁啟超的新民思想，主張國家的教育要從單獨的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轉向整個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國的科舉制度，壹直遵守著只有極其優秀的人才能做官，這種科舉制度只能選擇出很少的人，來從事政治工作、當壹方的官員，產生很大的弊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引進西方國家的教育理念，創辦了壹系列“新型”學校。盡管如此，這種洋務教育培養的人才畢竟還是少數。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中國近代有壹名教育家叫嚴復。
梁啟超創作《新民說》，就是在嚴復思想的基礎上，更深入地討論國民劣根性，和如何提升整體國家人民素質的思想理論。梁啟超把新民思想，與國家走近代化道路相結合，掛起了“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的旗幟。
梁啟超的所作所為，讓當時的老百姓明白，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是當務之急，為後來的公民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民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培養出獨立自主的個體。在西方國家，崇尚個體和獨立指的是思想上的獨立、思想上的自由。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曾有過自主、獨立，從古至今，人們都覺得古代聖賢所傳流下的文化和理論，是不可質疑的。這壹點就讓我們的文化壹直落後，難有突破、沒有創新和質疑。鴉片戰爭之前，民眾更是對傳統文化崇拜有加。中國專制的君主大多崇尚儒家文化，導致新的思想和文化受到層層壓迫和阻撓。傳統文化在壹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中國社會也在數百年裏，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梁啟超的簡介：
1873～1929年。中國近代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壹。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4年(光緒十年)中秀才。1885年入廣州學海堂，治訓詁之學，漸有棄八股之誌。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誌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欽佩無已，遂投其門下。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時值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群情激憤。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要求清廷拒和、遷都、實行變法。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在鼓動輿論、宣傳維新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他的許多政論激昂慷慨，文筆流暢，筆鋒常帶感情，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培養維新人才。1898年回京，積極參加“百日維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9月，政變發生，梁啟超逃離北京，東渡日本，壹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隨著形勢的發展，其政治主張亦時有變化。從“保皇”到“新民”，從“開明專制”到擁護立憲，但改良主義的基本立場則始終未變。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達到高潮，此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逐漸取代改良主義的維新變法成為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主將，遭到革命派的反對。
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立即表示支持，撰寫文章，介紹西方憲政，宣傳立憲政體。1907年10月，與蔣智由等人在東京建立“政聞社”，並派人回國直接參加立憲活動。由於清政府並不真心實行憲政，梁啟超的活動非但不為清朝統治者所容納，反而遭到忌恨，政聞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壹度宣揚“虛君***和”，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為袁出謀劃策，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和黨、統壹黨合並，改建進步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逐漸成為北洋政府的實權人物，梁啟超認為“護國”成功，遂主張解散軍務院，依附段祺瑞。他拉籠壹些政客，組建憲政研究會，與支持黎元洪的憲政商榷會對抗。1917年7月，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擁段有功，受到重用，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段祺瑞對內實行獨裁，對外出賣主權，遭到全國民眾反對，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啟超也隨之辭職，並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同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工農運動的興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梁啟超不僅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動家，而且也是壹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早年曾熱情參加文學改良活動，主張文學要能反映時代精神。1901～1902年，又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梁啟超壹生熱衷於政治，但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政治道路。他壹生又熱衷於文化學術，在文化學術上的業績，遠遠超過政治上的成就。特別是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1920年後，先後在清華學校、南開大學等校執教，並到各地講學。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為培養人才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壹定成績。1929年1月19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五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