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工具性問題，50年代末，全國範圍的極左思潮影響了中國教育。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漢語學界就壹直在討論漢語應該作為政治課、文學課還是語文課來教。最後，被後世稱為“三長老”的葉聖陶先生、呂叔湘先生、張誌公先生三位國學大師，打出了“不戰牌”。主張語文課應該是真正的語文課，而不是政治課或文學課。這壹觀點很快在全國範圍內達成共識，從而確定了漢語作為工具的基本性質。認為語文學科應加強語文基礎知識的教學和基本功的訓練(即當時的口號是“加強雙基教學”)，從而有效地使學生打好語文基礎，培養語文能力，掌握這壹工具，以適應今後工作和繼續學習的需要。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文革”期間，教育部多次頒布《語文教學大綱》，將工具性確定為語文學科的基本性質。對此，“三長老”都寫過文章和發言。另壹位資深語文教育專家、建國以來壹直參與並主持語文教材編寫工作的全國漢語言學會會長、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編曾說:“語文教學論的壹個重要理論收獲，就是肯定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文革”時期，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語文教育否定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語文課本不是語文課本，語文課學習了大量當時的報紙文章，學生寫了極左的“大字報”。語文課基本變成了政治課，整個語文教育都亂了。“文革”結束後，教育部撥亂反正，1978，重新頒布了《語文教學大綱》，重新界定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恢復了語文學科的本來面目，逐步使語文教學走上了正軌。綜上所述，我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界定漢語的工具性質是正確的，從時代背景來看也有壹定的歷史和積極意義。近年來，在語文教育的大討論中，有人全盤否定工具性，認為“把語文的基本性質當成工具性是歷史性的錯誤”，“工具性把語文教學引入死胡同”。這種觀點忽略了具體的歷史因素，沒有做出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至少是有失偏頗的。對此，新《語文課程標準》近日重申了工具性，明確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新編寫的高中語文教材(第六冊)中，特別編寫了壹篇文章“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葉飛生和徐通鏘)。從新《語文課程標準》到新編寫的語文教材，徹底否定語文工具性的模糊認識得到了澄清。
關於人文性問題，在最近的這場大討論中，有人提出“人文性是語文學科的本質屬性”，認為語文課的任務應該是通過語言學習和感悟，陶冶情感，培養審美情趣，弘揚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為學生奠定精神基礎。在我看來，這壹新觀點具有積極的時代意義。“大討論”之初，這壹觀點最初表述為“語文教學不應忽視人文教育，而應加強人文精神”。後來有人走向極端，把人文性和工具性對立起來，進而全盤否定語文學科的工具性，認為語文學科的本質屬性是人文性。應該肯定，人文性是語文教學的基本特征之壹，語文教學應該強化人文性。後來對人性的極端理解，對壹些老師產生了壹定的負面影響。比如，有壹段時間形成了“人文第壹”、“文學第壹”的思潮，好像“人文”和“文學”就是語文教育的壹切，從而忽視、淡化甚至排斥了對祖國語言文字的學習和語文讀寫聽說能力的培養，導致壹些語文課程缺乏“語文”因素。
新《語文課程標準》既肯定了以往的工具性，又吸收了人文主義的新觀點，並將二者統壹起來，在語文教學史上第壹次提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壹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征”。在我看來，這壹新理念既繼承了傳統的正確觀點，即語文教育應使學生掌握作為工具的語文，打牢語文基礎，又反映了新時代的觀點，即語文教育應體現內在的人文精神並予以加強，同時澄清了對工具人文主義的片面理解。應該說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壹大進步。這個關鍵問題的解決，糾正了語文教育的方向，為語文教育指明了健康發展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