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家
白麗麗
( 燕山大學裏仁學院，秦皇島)
壹、對學派概念的理解
“學派”是百家爭鳴所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因此，要認真地解釋壹下它們的含義。
湖北辭書出版社和四川辭書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 《漢語大字典》中，對於 “學”的釋義有十壹條，其中第八條釋義為: 學說，《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唐封演 《封氏聞見記·道教》: “本自皇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為黃、老之說。”
同本詞典，677 頁對 “派”的釋義有九條，其中第三條為: 流派，指立場、見解或作風、習氣相同的壹些人。如: 黨派; 學派。《老殘遊記》第十壹回: “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總***只有兩派: 壹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壹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王國維 《人間詞語》: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現實二派之所由分。”毛澤東 《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 “(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 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以上是對於字的解釋，我們來看看 1986 年的 《漢語大詞典》縮印本，上卷，第 2250頁對 “學派”的解釋: 壹門學問中由於學說、觀點不同而形成的派別。梁啟超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三章第二節: “今請據群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制壹先秦學派大勢表。”毛澤東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八: “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
二、學說產生的內外因素
以五大學說為基礎的學術繁榮，雖然持續的時間很短，但引起這次繁榮的原因是很值得研究和當代學者反思的。
( 壹) 外部原因
學說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環境，20 世紀 50 ～60 年代，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我國政府在各個領域的建設上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恢復國力，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以下三個方面重要的決定，為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搭建了壹個良好的平臺。
第壹方面: “雙百方針”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初期，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科學文化領域內由於受到蘇聯學術批評粗暴作風的影響，也由於我們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的某些“左”傾思想的影響，存在著教條主義、宗教主義和形式主義。在學術、文化和藝術問題上動輒打棍子、扣帽子的情況時有發生，把學術問題、思想認識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挫傷了壹部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從 1953 年開始，我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剝削制度即將被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立。但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還很落後，所以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是要調動壹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迅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科學和文化事業。為適應這種探索的需要，中***中央進行了壹系列重大調整，提出了壹些變革措施。為此，毛澤東寫了 《論十大關系》，其中，針對文藝、科學領域，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第二方面: 1956 年的知識分子會議
1956 年 1 月 14 ～ 20 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知識分子會議。會議主要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後，加強黨對整個科學文化工作和知識分子的領導問題。周恩來代表中央在會上作了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主要包括五個內容。這個會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激發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工作積極性，全國迅速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
第三方面: 1952 年院系調整
20 世紀 50 年代的院系調整是時代的產物，是歷史的必然，是建設新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壹個特殊階段。院系調整促進了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地質教育為例: 調整前，我國地質專業十分薄弱，規模很小，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 ( 原北洋大學) 、唐山鐵道學院和西北大學地質系全部在校學生同時並入組建而成的北京地質學院成為擁有 5550多名師生員工的專科院校，設立了礦產地質及勘查系、水文地質工程系、地球物理探礦系等，為新中國的地質勘探、資源開發奠定了基礎。院系調整後建立了以專業培養人才的模式，這個模式就是高等學校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設置專業，各專業根據培養目標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學大綱、教材，按照教學計劃進行教學活動，因此保證了大學培養的人才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滿足國家建設的需要。
“雙百方針”的學術氛圍，知識分子會議的政策支持，院系調整的學科基礎，為當時中國的學術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 二) 內部原因
大地構造學說能在不到 20 年的時間裏產生如此多的學派，除了上文所論述的外部原因外，與其自身的因素也是不能分割的，主要體現在以下的三個方面:
第壹方面: 學科的豐厚底蘊
現代地質學在中國的發展，如果從外國地質學者在中國進行地質考察 ( 1863) 算起，已經有 140 年的歷史; 如從中國學者魯迅於 1903 年發表地質文章算起，也有 100 余年的歷史。中國第壹個政府地質機構成立於 1912 年，中國地質學科的第壹個學會中國地質學會成立於 1922 年，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地質學作為壹門學科在中國存在的時間不是很長，但是地質學在中國從誕生到比較成熟僅經歷了二十幾年，在這有限的時間內，地質學的幾位奠基人和為數不多的開拓者，通過不懈的努力，艱難創業，為地質學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埋下了很好的伏筆，更為學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提及的是 1913 年創辦的地質研究所。地質研究所以實事求是的辦學目標、全面的教學內容、註重實用性的教學原則為我國培養了第壹批地質人才。三年的學習，使得第壹批畢業的 18 名學生，具備了精深的專業知識，在 1916 年 7 月，地質研究所舉辦了畢業典禮，同時還舉辦了學生成績展，壹些外國地質學家前往參觀，看到師生們三年來所作的圖表，采集的巖石、礦產等，十分驚嘆，稱: “實與歐美各大學無異，為中國科學上的第壹次光彩”。
第二方面: 學說 “創始人”的***性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科學家，是壹代壹代承前啟後、奮鬥不息的科學家創造了壹項又壹項科學成果，推動了科學事業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通過對五位學說 “創始人”的研究，發現具有以下兩個非常明顯的***性。
其壹: 啟蒙教育中的愛國精神
李四光於`1889 年 10 月 26 日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壹個貧窮家庭裏，當時清廷腐朽，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入侵，中華民族痛遭淩辱，備受壓迫，少年李四光逐漸懂得了什麽是民族恥辱。反帝、反封建鬥爭日益高漲，激發起他強烈的愛國熱忱。
張伯聲，1903 年 6 月 23 日出生於河南省滎陽縣壹個農村家庭裏，和別的農村孩子壹樣，每年夏、秋兩季收獲時節，他也要幫著家裏收割莊稼。這種地道的農村生活毫無文人騷客筆下的田園詩意。相反它是艱難勞苦的。然而正是這段生活經歷，使少年張伯聲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習慣和誠實忠厚的品行，並磨煉出堅定的性格和強健的體質。中原地帶，水災、旱災、蝗災連年不斷，軍閥混戰人為的兵災禍害更勝自然之災。家鄉農民終年辛苦勞作卻不得溫飽，年少的張伯聲有了親身的感觸，便立誌要 “繁榮中原”。私塾老師為了不埋沒這個 “誌存高遠”的學生，便向他父親建議，把他轉到省城開封上壹段學，以便能考入省立中學。到開封就學不久，他就考中了來河南選拔人才的清華學校。
黃汲清，1904 年 3 月 30 日出生於四川省仁壽縣青崗場的壹個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參加過科舉考試，他們長期在鄉裏教書。黃汲清 7 歲被送入私塾誦習 “四書”，次年入青崗國民小學學習，10 歲時進入其父主辦的青崗場同化高等小學。他求知欲旺盛，除了學國文、算術、博物和歷史等課程外，他還閱讀了不少課外書籍，他最愛讀的是梁啟超的 《中國魂》，從中能感到壹種愛國主義思想的激蕩。
張文佑，1909 年 8 月 31 日出生於河北省唐山市南郊禮尚莊。其祖父早逝，家業交由大伯掌管。張文佑的父母在大家庭中處於壹種附屬地位，這給他幼小的心靈投下了冷漠的陰影。張文佑 7 歲讀私塾，10 歲轉入小學。禮尚莊在開灤煤礦附近，煤礦是洋人開辦的，小學時代的張文佑對洋人掠奪我國煤炭資源不滿，又對地下怎麽 “長出”那麽多煤炭感到好奇，於是萌生了學習找煤采礦本事的念頭。母親去世後，他離家到天津，考入南開中學。在這裏，他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同時，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博物學這壹類書籍，眼界大開。他的父親曾要他棄學經商，他不幹; 要他長大當工程師，他看到那時候的工程師只會賺工人的錢，對此也就沒了興趣。他壹心想的是搞科學研究工作，他認為對國家有用。
由上我們可以看出，在幼年的時候，他們就有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和氣魄，這樣的壹粒種子在他們的心裏紮根和他們壹起慢慢成長，有了崇高的信念，無論生活、工作中遇到怎樣的困難他們都努力去克服，並時刻把祖國的利益放在第壹位，這對壹個學者而言，真的是難能可貴，更值得今天的學者去學習。
其二: 良好的教育
從幾位學說 “創始人”的經歷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壹個相似點就是幾位 “創始人”都曾經在國外接受過教育。
李四光，1904 年 7 月 3 日，考取湖北省官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校普通校學習，後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造船機械; 1913 年，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了 1 年采礦，意識到礦產資源的開發，必須懂地質，於是轉入地質系學習，1918 年獲碩士學位。1919 年在歐洲各國考察地質。
張伯聲，1926 年以優秀的成績從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畢業，並被保送到美國去學化學。到美國後，張伯聲先來到了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系學習，後來他了解到芝加哥大學的學習條件和教學質量在美國是很有名的，便積極聯系轉學，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準。在芝加哥大學化學系攻讀時，他還選修了地質學、礦物巖石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課程，以滿足內心的好奇。1928 年 3 月，他因順利完成了芝加哥大學化學系規定的學分而畢業。之後，他轉入芝加哥大學地質學研究部，得到了著名巖石學家 Johannson 教授和構造地質學家Chamberlin 教授的精心培養。
黃汲清，1932 年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下赴瑞士留學，他先入伯爾尼大學地質系，次年轉入濃霞臺大學地質系。他的導師 E. Argand 教授，是壹位著名的構造地質學家，活動論的代表人物。他治學嚴謹，要求學生們壹絲不茍地完成各項訓練，包括熟練掌握德語和法語。黃汲清勤學好問，常常廢寢忘食地工作，深得導師贊賞。在 2 年多的時間裏，黃汲清閱讀了大量地質學專著，對瑞士華萊縣素女峰地區的巖石、地層、構造、地貌以及冰川等地質現象做了詳細考察。1935 年在 Argand 教授的指導下，黃汲清用法文寫出了 《瑞士華萊縣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區之地質研究》，通過了公開答辯，獲理學博士學位。
張文佑，抗戰勝利後，他被派往歐美考察研究。這期間，他在西歐 ( 包括英國中部和蘇格蘭) 、北美廣泛考察了各種地質現象和地質工程，在許多技術先進的實驗室裏了解和掌握了各種實驗測試技能，還向壹些地質名家學習了許多新的學術思想和新的分析理論，進壹步開闊了視野，提高了分析能力和學術水平。
對於以上的幾位學者，他們在國內打下了堅實的基本功，之後在國外依賴於先進的技術、老師的指導以及對祖國地質學的壹份熱愛，使他們很快地成長起來，為自己的學說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三、地質學的學科特點
大地構造不同學說的產生，除了大環境的保證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地質力學學說和多旋回構造學說，產生時間早於 “雙百方針”提出的時間。更早於知識分子會議召開的時間，相信在 “雙百方針”提出以前，這些學說已經在醞釀中，但是沒有明確地提出來，為什麽? 這說明，除了受大環境的影響外，地質學科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
其壹: 地質學理論的***識程度低
地質學研究的對象有著數十億年的歷史，很多地質變化是經過數百萬年甚至數千萬年完成的，所以它需要從大尺度的時間和空間上進行分析研究。地質學家通過野外考察了解不同地質過程和現象是如何在各區域和地點相互作用，包括了解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賦予地方以獨特的性質，以及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途徑。而不同的學者在大自然這個 “實驗室”中觀察所得的結果，因學者知識體系和理解角度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很多結論較難取得***識。因此，地質學成果的產生既有因科學本身原因造成的知識體系的形成過程，也有因特定地區、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點的影響造成的知識過程。
地質學家也多承認以上的觀點，他們認為地質學 “不如其他實驗性科學之嚴格，最易摻雜個人的偏見，即以公正態度出之，也不免有人的因素在內，若再不自檢束極力遏制，勢必南轅北轍”。
其二: 學術成果的歸屬方式獨特
地質學是壹門需要合作的學科。野外考察是壹種深入細致的工作。這種工作的強度很大，需要大量人力、財力資源的投入。壹位學者很難完成從材料收集到野外考察、收集標本，到室內分析、繪制地質圖以至理論研究的整個過程。同時，近代科學研究需要的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已非個人能力所能置備，尤其是地質學，它的野外研究方法和學科性質決定了地質學是壹門需要組織、協調與合作的科學。可以說近代地質學的成長必須依賴於學術研究機構。正如任鴻雋所說: “我們要敘述我們科學的進展，必須以研究機關的是否存在為其先決條件，因為研究機關乃是以發展某種學科為目的而組織的”。
其三: 地質學的區域性
地球是壹個巨大的空間，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物質基礎和不同的變化過程。雖然這種變化過程有著統壹的發展規律，但不同地區的地質發展過程存在著變異。從區域特點上講，中國地域遼闊，地貌形態復雜多樣。這裏擁有著地球上獨壹無二的地質地貌單元，如中國西南地區有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西北地區有世界最廣闊的黃土高原。從全球構造來看，中國大陸是全球構造演化的產物和歐亞大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地質學知識體系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世界地質學界十分重視中國學者的工作。同時地質學又是國際性的，對任何壹個地區的研究都必須放在整個更為廣闊的空間尺度中檢驗，才能夠被證實或證偽。
從以上對 20 世紀大地構造學派繁榮原因的分析，與當今社會上的學術氛圍、學者素質相聯系，也許從中我們可以想到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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