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語言的交流過程是很漫長的，特別是分屬不同語系的交流。並不是壹個外國人空降到中國，然後開始比比劃劃的交流。古代最主要的交流是通過邊疆地域，處在同時使用兩種語言的地區，相互之間的理解相對更容易壹些，特別商貿交流。最初肯定是最直觀的交流，能用肢體等輔助手段加以說明。壹旦掌握了壹個語言的基本語法和體系，就可以逐步學習壹些形而上的詞匯，最終掌握這門語言，但是真正非直觀的詞匯，還是要依靠對***同概念的自我理解，這可能需要幾代人。如鳩摩羅什在翻譯梵文典籍時，依靠的不僅僅是語言，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對佛教哲學的深度理解。相隔更遠的語言，可以從世界的壹端，逐步傳遞到另壹端，拉丁語系通過中東地區逐步傳到遠東，反之亦然。很多遠行的旅行者，都會使用中間語言，以保證相隔大陸的兩種語言能相互理解。如馬克波羅對中國的地名，使用的就是波斯文。從全無頭緒，到相互交流，依靠的是時間。
第壹個翻譯英語的人是怎麽知道這些單詞的意思的？
絕大多數民族之間的語言習得都是靠媒介語教學來完成的。解釋壹下，譬如英語和漢語，假設在古代，中國和英語國家沒有任何往來，但中國人和英國人分別與阿拉伯人有貿易往來，那麽中國外貿商人和英國外貿商人就懂阿拉伯語，且也有阿拉伯外貿商人也懂中國語或英語。假設此時有中國或英國人想習得對方的語言，只需要通過阿拉伯語這個媒介，或向阿拉伯商人尋求教學，或直接用阿拉伯語與對方國家外貿人員接觸就可以了。當然，在規範的外語教學誕生之前，這些學習的效果是不能保證的，有的學得相當好，有的嘛，嘿嘿……而且自己還不知道……很可怕的哦！壹般而言，壹個民族通常都會跟周圍的民族有接觸的，所以按照這個方式可以習得絕大多數語言。如果這個民族確實因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跟別的民族沒什麽接觸了，或者說有接觸但是接觸得太少，要想找壹個學習的媒介人很困難，那就需要想學習這門語言的人親自到該語言的使用區去，拿個蘋果問問叫啥，拿個梨問問叫啥……那就難得多了。不過也只是“開頭難”。掌握基礎的壹些詞匯和語法以後再學下去也就輕松壹些了。而且這麽做的多是現當代語言學學者，靠語言學的知識，如百詞表啦，語言規律啦什麽的，這個過程也可以簡化壹些的。不過前提應該是那個語言區的人願意教給妳。不過啊，壹般而言，媒介語都是不難找的。哪個民族還不跟鄰居打打仗，打打麻將，打打醬油啥的嘛，常言道，最窮不過搞文字的，最富不過騙鬼子的，妳看現在大學招生國貿分多高啊，這麽來錢的事，古代人會沒發現麽？
交流是翻譯的原動力。抽象的東西翻譯起來壹定要有對概念的理解和對語言的理解兩方面因素。舉個例子，弗洛伊德的理論在翻譯成中文的時候，id，ego和superego的翻譯就引起不少爭議。有人從理論的理解出發認為，id不能翻譯做自我，因為所述階段還沒有我的概念。所以建議翻譯成伊底，中文意思也通順。而普遍接受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概念就跟語言有關，因為自我概念在敘述力比多，驅力和超我壓抑這些理論時比伊底容易理解，因為跟個人願望，自私有聯系。
唐朝
長安城作為壹個國際大都會外來人口很多，甚至當時長安城的書店上能夠找到些突厥文的書，突厥文跟漢語的翻譯詞典，謝弗教授就說當時人們喜歡胡風，胡人的風尚——那才叫潮流呢。比如說白居易，好端端自己有個屋子不住，在屋子的庭院裏搭了個突厥蒙古包帳篷，住在裏面，對來參觀的來賓得意洋洋的說，突厥帳篷多好阿，冬暖夏涼。更不可思議的是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跟手下不說漢語，說突厥語，好像高幹子弟見面不講漢語講英文，甚至發狂言，如果他當上皇帝，他就要投奔突厥可汗去當他的部下。還好他後來沒當皇帝。
明清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後，於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壹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註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註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朝鮮館（朝鮮語）、日本館（日語）、琉球館（琉球語）、安南館（越南語）、真臘館（高棉語）、暹羅館（泰語）、占城館（占語）、爪哇館（爪哇語）、蘇門答喇館（亞齊語）、滿剌加館（馬來語）、達達館（蒙古語）、回回館（波斯語）、畏兀兒館（察合臺語）、西番館（藏語）、河西館（河西語[註 3]）、緬甸館（緬甸語）和雲南百夷館（雲南傣語）
————————————————-《大明會典·賓客、各國通事·卷之壹千〇九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