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年甲申二月初壹（1884年2月27日），呂思勉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6-8-10號呂氏故居的東宅。
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醜），隨同邑薛念辛受業，讀《通鑒輯覽》《水道提綱》《讀史方輿紀要》等。
光緒十七年（1891年，辛卯），呂思勉讀書頗早，自言此時與史學發生關系。是年，母親、姐姐為呂思勉講解《綱鑒正史約編》，其父親令其讀《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經世文編》等。
光緒十八年（1892年，壬辰），呂思勉選授江浦縣學教諭，合家同往，至1897年歸，呂思勉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時代的回憶》，記早年江浦之生活。
光緒十九年（1893年，癸巳），呂思勉家境開始轉壞，不再延師教讀，改由其父親自教，其父親無暇，則由母親、姐姐幫助講解。母親始授《說文解字》。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呂思勉始讀新書報刊，所讀之書有徐繼畬《瀛環誌略》、魏源《海國圖誌》、鄒沅帆《五洲列國圖》、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王韜《普法戰記》、黃公度《日本國誌》等，由此略知世界歷史。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經史子集，了解中國歷史。呂思勉始讀梁啟超所編《時務報》，凡是梁啟超的著作必讀。其時最信康梁之說，深受影響。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呂思勉已能作文。從父命以所作就正於石小泉、薛以莊諸先生；又從族兄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畢。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呂思勉赴江陰應小試，考入陽湖縣學。呂思勉父親叮囑多讀書，不該兢兢於文字之末；是年始讀正史，及《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典》《通誌》和《昭明文選》等，並寫有史劄和史論數本；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呂思勉始記日記，取名為《測晷錄》，每歲壹易名，冠有小序，沿為成例。然所記日記大都毀於抗戰年間。是年，呂思勉始學填詞作詩，自學古史典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醜），呂思勉自言“此時之所向往者，實為舊日所謂經濟之學（按：舊時經濟即“經世濟民”、“經世濟邦”之意）。於政務各門，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細”。是年著述《筆記·呂黻庭》（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呂思勉早年起即重視國計民生，大至水利、賦稅、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價變化，有所見聞，均壹壹載錄，所集之資料大都毀於抗戰年間。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呂思勉赴金陵應鄉試，在場中代人作文多篇。因從小就愛好下棋，出場後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廟茶肆觀人弈棋，必至晚而歸。呂思勉不僅棋藝精湛，對棋局、棋譜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壹生收集棋譜，自言“只缺三種”，後均散失。
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在常州“讀書閱報社”聽元史專家屠寄講元史，受其影響而關心民族問題；與虞菱（又名采蘭）女士結婚。虞家世居常州，歷代仕宦：祖父虞映溪，曾任浙江衢州知府，父親虞樹蓀，是清代末年的貢生。虞氏機敏明察，處事謹嚴，操持家務，備極辛勞。 光緒三十壹年（1905年，乙巳），是年1月至次年12月呂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講授國文、歷史。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11月5日呂思勉父親逝世。遍讀正史。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是年1月至6月，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因氣味不相投，至暑假辭去”；
是年（10月至1909年12月），應屠孝寬（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學堂教員，教歷史、地理。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是年8月11日呂思勉母親逝世；與朝鮮學者秋景球交往。
宣統元年（1909年，己酉），是年呂思勉與陳雨農、王冠時、劉脊生、錢叔陵等第壹次結詩社，作詩並互相點評。其時，先生作詩填詞的興致極高，且常有佳作，晚年呂思勉自選詩作，後由家人整理匯編成《誠之詩稿》，油印成冊，分贈各大圖書館及親友。
宣統二年（1910年，庚戊），應屠寄館長之聘，在南通國文專修館任教，教授公文寫作。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與朝鮮誌士金於霖交往。其時，先生頗留意民間歌謠的搜集與研究，輯錄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謠、諺語，壹壹圈點、評析，寫成短文，刊於報端，以供同好者賞析。
民國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任教，教授應用文字、商業地理、商業經濟等，其時，能教授此類課程者“幾如鳳毛麟角”，呂思勉乃參考日文課本講授之。
民國三年（1914年，甲寅），舊歷三月初壹（3月27日）女呂翼仁誕生（此前，呂思勉曾有二子壹女，皆夭折）。是年春夏間，與詩友管達如、汪千頃、趙敬謀、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結詩社，名為“心社”，每半月壹集，後又有莊通百、陳雨農、李滌雲、周啟賢、張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輟”。是年七月至民國七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
民國四年（1915年，乙卯），舊歷九月二十七日（10月31日），子呂正民誕生，乳名興保。
民國八年（1919年，己未），8月至12月，由吳研因介紹在蘇州省立第壹師範學校任教。是年呂思勉由謝觀（利恒）介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謝氏為武進名醫，邀呂思勉入館協助《中國醫學詞典》之編撰，呂思勉舅家世業儒醫，從小耳濡目染，熟悉傳統醫書典籍，是年暑假寫成《中國醫籍源流考》壹篇，實為壹部以醫籍史為綱的中國醫學史。
民國九年（1920年，庚申），是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國立沈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呂思勉第壹次發表學術論文《致廖仲愷、朱執信論學公開信》，參與學術討論。
民國十年（1921年，辛酉），是年著述：《整理舊籍之方法》（原刊《沈陽高師周刊》第4041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系》（原刊《沈陽高師周刊》第31、32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答程鷺於書》（原刊《沈陽高師周刊》、《呂思勉編年事輯》（有節錄），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漢譯）》（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刊有譯者識語）；《駑牛雜談：（壹）個性、（二）資本制度》、《中國醫學的變遷》（以上諸篇均刊《沈陽高師周刊》）。
民國十二年（1923年，癸亥），2月至1925年7月，江蘇省立第壹師範學校專修科任教，由校長王應嶽（飲鶴）延聘，教授國文、歷史課程。是年呂思勉的第壹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出版，該書在內容、體例、方法和寫法上均有創新，成為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壹部中國通史，顧頡剛稱該書“為通史寫作開壹個新的紀元”。
民國十三年（1924年，甲子），是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國史（四冊）》（商務印書館初版）；《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國難後第壹版）。
民國十四年（1925年，乙醜），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經農介紹在上海私立滬江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文字學、宋明理學等課程。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丙寅），8月由童斐（伯章）介紹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任教，光華大學後設歷史系，即擔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光華並入華東師範大學為止。
呂思勉17歲時，始識同邑丁桂徵（呂思勉母親從妹之夫），“以文字請益”，遂從學《段註說文》，於小學之書，稍有瀏覽。1925年至1926年間，呂思勉於講課之余，將歷年之研究成果寫成4部專著：《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和《說文解宇文考》。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丁卯）至1928年，及抗戰勝利後，呂思勉三次呈《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表達其對抗戰的預見和決心及建議興辦學校應與社會改革相結合，史學家錢賓四“嘆為西京賈晁之論”。
民國十八年（1929年，己巳）至1930年間呂思勉曾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兼課，編寫《中國文化史》講義。
民國十九年（1930年，庚午），呂思勉自謂此時進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時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會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余乃讀之稍多。於此主義，深為服膺”。舊歷六月十六日（7月11日），呂思勉之子呂正民君患傷寒癥病歿，現僅剩翼仁壹女。
民國二十壹年（1932年，壬申），四月，往安慶省立安徽大學作短期講學；8月假期滿，呂思勉仍回光華任教。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癸酉），30年代前期，呂思勉在光華大學開設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法、史學名著研究、文字學等。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前後，光華學生數大增，學生就餐發生困難。呂思勉向校方提議，再建公廚與飲食習慣的改革同步進行，為此撰成《吃飯的革命》壹文，提倡註意飲食衛生，多吃寒食和雜糧，認為這類改革可使婦女獲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現代社會之狀況和節奏。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丁醜），日軍侵入上海，呂思勉於8月回常州與家人商量今後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幾度搬遷。壹家三口始終擠於壹間，兩張板床，兩張書桌，兩架書架，壹小方桌。幾只凳子，是為呂思勉家之全部家具。是年呂思勉將歷年撰寫的部分劄記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劄記》，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呂思勉從小就學習寫讀史劄記，50年如壹日從未間斷，劄記總數達100多萬字。呂思勉的論文、著作，都是在有計劃地閱讀和撰寫劄記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研究、融會貫通而成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孤島時期，呂思勉避居滬上租界，抱著書生報國之誌，撰寫大量史學著作和論文，還留意時局，關心祖國命運，他以“野貓”、“乃秋”、“六庸”、“程蕓”等化名，寫了許多洋溢民族正氣、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刊於租界內的抗日報刊上。作家兼報人範泉稱呂思勉為“孤島上的鬥士”。
民國三十年（1941年，辛巳），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租界淪陷，光華大學對外改稱誠正學社（原文學院）和格致理商學院（原理商學院），呂思勉除仍在光華上課外，還在滬江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兼課。中年以後，呂思勉計劃獨自完成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寫，是年，此計劃的第壹部著作《先秦史》由開明書店出版。呂思勉自評《先秦史》：此書論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國民族起源及西遷，古代疆域，宦學制度，自謂甚佳。
民國三十壹年（1942年，壬午），八月，回常州故裏，舊宅已被敵火炸毀，其時，呂思勉詩作頗多憂國憂民之句；是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呂思勉在城外遊擊區湖塘橋青雲中學和阪上鎮大劉寺輔華中學兩處同時兼課，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百年史、國學概論、國文等。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至1943年間，在蘇州中學常州分校兼任國文課，講授《古文觀止》，文史專家黃永年曾從業問學，稱呂思勉講課議論紛發，精彩叠出，多有真知灼見。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乙酉），10月光華大學復校，呂思勉偕女兒翼仁至上海。
抗戰勝利之年，呂思勉精神極為振奮，先後撰寫了《抗戰的總檢討和今後的方針》、《戰後中國經濟的出路》、《戰後中國之民食問題》、《怎樣將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同時解決》等壹系列文章，檢討歷史，籌劃未來，對戰後國家之重建充滿了期望。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是年秋，光華大學遷到新校舍，呂思勉壹家也隨至搬入歐陽路新校舍；
民國三十六年，呂思勉應復旦大學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請，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又應邀在誠明文學院兼課。《秦漢史》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兩晉南北朝史》出版。 1950年（庚寅），4月，被選舉為校教育工會主席。
1951年（辛卯）9月，光華大學召開最後校董事會議，呂思勉為校董並任代校長，為學生畢業文憑簽字蓋印，處理學校結尾工作。10月，光華大學並入華東師範大學，呂思勉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並遷入華東師大壹村教工宿舍。
1952年（壬辰），參加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學習結束時寫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
1953年（癸巳），呂思勉最後壹本斷代史《隋唐五代史》寫成完稿，但出版無望。計劃中的《宋遼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準備，但都未能最終完成，遂成學術史上永久之遺憾。
1955年（乙未）呂思勉身體逐漸衰弱，回常州故居養病。
是年，呂思勉被聘為江蘇省第壹屆政協委員，因病甚請長假，未嘗赴南京出席會議。
1956年（丙申），年初，上海市高教局為照顧知識分子生活，將復興西路271號二樓的壹套寓所配給呂思勉壹家居住，先生於農歷春節前遷入了新居。5月6日，呂思勉抱病回常州，“在家檢書至廿九日畢”，將重要劄記、書稿托運至滬，計劃作進壹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開始研究工作。
1957年（丁酉），呂思勉的《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編輯送來清樣囑校。自10月4日到8日，呂思勉壹直抱病校閱。8日夜，病情轉劇，肺氣腫與心臟病並發。9日清晨，病情嚴重，送至華東醫院，搶救無效，深夜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10月13日，於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公祭大會，呂思勉夫婦靈柩安葬在上海虹橋路萬國公墓M區343-344兩穴。墓穴毀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