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境內的漢語分布情況比較復雜，主要是湘語和官話，其次是贛語和客家話，還有歸屬不明確的土話（包括平話和鄉話）。 著名語言學者楊時逢認為，湖南南部的衡陽、郴州、永州三市（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分別稱衡陽地區、郴州地區、零陵地區）通 常被稱為“湘南地區”。這壹地區東與江西省、西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南與廣東省交界。其中的永州 市、郴州市境內的不少縣市，包括永州市所轄的零陵、冷水灘、東安、雙牌、道縣、寧遠、江永、江華、新田、藍山10縣區，郴州市所轄的桂陽、嘉禾、宜章、 臨武、汝城、資興 6 縣市，壹*** 16 縣（市、區）存在壹 些與當地的“官話”截然不同的“土話”，我們統稱之 為“湘南土話”。
代表方言：壹，以資興說（Zixingsa）為代表的土話區（白說），包括永興、桂東、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話與客贛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話為代表的湘南土話雙語區，包括宜章、臨武、嘉禾、桂陽、藍山、寧遠，是同時使用湘南土話與西南官話的雙語區。三，以道州話為代表的保留了湘語特征較多的湘語土話，包括冷水灘、零陵、東安、雙牌、道州、新田、江永、江華與桂北平話關系密切。 土家語（pi? tsi? sa?）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土家語支。在土家語中，土家族人自稱pi? tsi? k?a? [畢茲卡]。 根據楊再彪博士2011年4月提供的數據，土家語目前在湖南省西部的34個鄉鎮中、200個行政村的500個自然村寨中依然被使用著。土家語分為南北兩種方言。南北土家語音韻語法詞匯差異過大，無法交流。 土家語北部方言又稱畢基語，為以前絕大多數土家族人的母語。但現在，許多土家族人的母語已轉為了湖南西北部當地流行的漢語方言（西南官話），只有少部分土家族人的母語仍為土家語北部方言。
龍山土話
龍山縣：洗車河鎮、苗兒灘鎮、靛房鎮、洛塔鄉、幹溪鄉、猛西鄉、鳳溪鎮、坡腳鄉、他砂鄉、內溪鄉、賈市鄉 永順縣：對山鄉、和平鄉、西歧鄉、首車鎮、勺哈鄉 保靖縣：普戎鎮、仙仁鄉、塗乍鄉 古丈縣：茄通鄉、斷龍鄉 保靖土話
龍山縣：隆頭鎮、巖沖鄉、長潭鄉、裏耶鎮 保靖縣：隆頭鄉、比耳鄉、馬王鄉、拔茅鎮、昂洞鄉、龍溪鄉、簸箕鄉
孟茲話
土家語南部方言又稱孟茲話。孟茲話為土家語在大面積的苗瑤、漢語區內的方言島，自古以來便只有很少的母語人口(現僅幾百人使用)，分布在瀘溪縣境內的潭溪鎮且己村的九個村寨(別名九寨話)，潭溪鎮中也有少量遷移人口。具體村寨名為(括號中為該地孟茲語名)：
下都(ts?ie? bu?) 鋪竹(p?u? dz?) 波洛寨(bo? lo? tsai?) 且己(ts?a? d?i?) 下且己(ts?a? d?i? a? di?) 大波流(ts?ie? d? p?o?) 小零寨(ts?ie? sa?) 梨木寨(li? mu? tsai?) 土麻寨(t ma? tsai?) 潭溪鎮(hu? d?) 湘語形成的原因是北方漢族人南下湖南單獨發展並且受到南方少數民族語言影響。雖然湘語在湖南境內的歷史非常久遠，但是湖南境內的少數民族壹直是這個區域的主要民族成員。漢語首先在湖南的中心區域傳播進來，湖南周邊的漢語是後期再從這裏進壹步傳播過去的。
《漢書·南越傳》記載，南越王趙佗曾經說“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公元8年，王莽篡位，曾經把長沙國改名“填蠻郡”，可見當時湖南境內少數民族勢力非常大。具體地說，秦漢時期的漢族主要分布在3個區域：以常德為中心的沅水和澧水中下遊地區；以長沙為中心的湘江中下遊地區；湖南和江西兩省的交界線壹直到廣東省的狹長地帶。另外，整個湖南地區的廣闊腹地仍然是古代使用苗瑤語族語言的民族居住和沒有開發墾殖的地方，其中可能還零星地散布著壹些漢語移民地點。（李藍1994）。唐朝後期劉禹錫貶謫到武陵以後有文章說：“湘沅之濱，寒暑壹候，陽雁才到，華言罕聞。”（《全唐文》第六〇三卷的《上杜司徒書》）說明當時湘江、沅江流域還有大量非漢族地區，漢語難得聽到。湖南境內氣候溫潤，土地肥沃，漢族人從原來居住區域向周邊地區移民相對便利，因此這種逐漸擴散方式的移民運動歷代都不停息。譚其驤分析了邵陽、新化、武岡、新寧、城步、湘陰和靖州等地方的氏族歷史材料，認為“湖南本省得五十五族，僅後於江西，超過其他壹切外省，良以境土密邇，遷徙便利，此為當然之現象。”（譚其驤1987:325）
湖南西南部新化、安化壹帶的湘語，可能是宋朝才擴散過去的。“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熙寧五年，遂檄諭開梅山。……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宋史》第四九四卷的列傳第二五〇篇）
湖南西北部南縣的湘語到民國時期才形成。清朝末期，在洞庭湖北岸，長江水流攜帶到洞庭湖的泥沙淤積成壹大片三角洲。這些肥沃的土地，吸引了省內眾多移民。但是移民來源比較雜亂，各自說自己原來的方言。到民國時期還是既沒有內部地位特別的方言可以推廣，也沒有外部壹致的方言可以模仿。但是因為遷移到這裏來的人的原籍壹般是益陽、長沙、嶽陽、常德、衡陽。益陽來的人最多，“風俗益陽化”明顯。（張偉然1995：73）所以，今天南縣湘語也最接近益陽湘語。
湖南省邊遠區域的漢語方言最晚傳播過去，又最先被省外來的強勢方言西南官話同化和覆蓋。當湖南周圍的方言都不同程度地被其他方言取代以後，湖南中部還保留了比較典型的湘語。長沙、湘潭、株洲、衡陽、婁底等湖南中部的大城市的方言會形成自己的向心力。這種地域優勢帶來的方言優勢也會使湖南核心區域的方言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但是長沙這樣最核心的城市，由於人員流動頻繁，外來方言的影響很強烈，所以反而比中部其他地區的方言變化更加快，但是由於自己的地域優勢形成的方言優越感的作用，沒有湖南周邊方言變化快。 西南官話的形成有兩個原因：第壹，北方漢族人南下和外地軍人駐紮；第二，湖南跟貴州、廣西等交界地區的自然交往。北方漢族人南下湖南主要通過軍隊駐紮和難民駐留形成。當外來的叫做官話的北方方言成為當地交流的強勢方言的時候，就可能取代當地方言或者少數民族語言。在湖南永州和郴州還存在雙方言現象，就是城市基本上被官話覆蓋，沒有當地固有的土話，但是農村裏，甚至在江永的等偏僻的縣城還保存了土話，形成土話和官話並存的雙方言生活。其實直接影響湖南方言的官話，更多的是跟湖南西邊和南邊通行的西南官話。這是老百姓直接交流的結果，由於官話更加容易明白更加通行，人們就會逐漸自動改說官話。
早在秦朝，就有北方軍隊進入湖南境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遣軍隊到湖南。《淮南子·人間訓》記載：他“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壹軍塞鐔城之嶺（現在湖南的靖州），壹軍守九嶷之塞（現在湖南的寧遠）……三年不解弛弩。”以後漢朝、明朝派遣軍隊到湖南都有記載。《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篇記載：東漢建初年間，在平定武陵蠻的分支溇中蠻後，“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元史·劉國傑傳》記載：“宋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到明朝發展到了頂峰。那時有“國家鎮守四方之墾屯軍政機關”，機關管理的士兵壹般來自外地，遇到戰爭上戰場，平時耕種。（譚其驤1987:322）
這些軍人長期在駐紮地區生活，他們的語言如果是弱勢語言就可能被當地語言同化。“邊城父老舊鄉鄰，弭節從容問所因。綠鬢已應辭故裏，白頭猶解識先人。衣衫尚有唐風舊，童稚皆傳楚語新。”（《敬軒文集》第八卷的《過沅州見故鄉父老從戎者與道家鄉事多有識先人者因賦此》）可見軍人的後代就已經被當地“楚語”同化。
這些軍人的語言如果是強勢語言，就可能保持自身官話。道光《永州府誌》引用舊的地方誌說:“州縣各在鄉談，聽之綿蠻，儕偶相謂如流水，男婦老幼習用之，反以官話為佶屈。惟世家子弟與衛所屯丁則語言清楚，不類鴃舌。”
從漢朝開始，由於封建王朝多數都在中原建立都城。因此，中原戰爭禍害到處引發，百姓流離失所，開始向南方尋求安身地方。譚其驤說（1987:301）：“中原人之開始大量來移湖南，湖南之始為中原人所開發，其事蓋促成於莽末更始之世。方是時中原大亂，烽煙四起，田園盡蕪，千裏為墟，百姓皆無以為生，必有南陽、襄陽諸郡之人，南走避於洞庭、沅、湘之間，篳路藍縷，以啟此荒無人居之山林曠土也。”根據《續漢書·郡國誌》記錄，從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永和五年）間，長沙國戶數增長了5倍，人口增長了4倍。零陵郡戶數增長了9倍，人口增長了6倍。桂陽郡戶數增長了4倍，人口增長了2倍。武陵郡戶數和人口數均增加了30%多。然而這140年間全國戶數和人口數卻反而減少了20%。可見當時湖南境內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不是屬於自然增長，而是與北方移民有著重大的關系。
歷史學界壹般認為，中原地區向南方大舉移民的第壹個高潮從西晉末年的“永嘉喪亂”開始。當時江南相對安定，許多中原人過長江避難。“京洛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東晉統治者為了安定民心，曾經根據士族和民眾的原籍設立行政區域，安排移民。當時江蘇接收的中原移民最多，其次是安徽，再次是湖北、四川、河南南部、陜西北部和山東北部。然而湖南，因為距離中原比較遠，只有在北邊壹小部分地區有移民來（譚其驤1987:211）。根據《宋書·州郡誌》和《晉書·地理誌》，當時設置的北方移民區域在現在湖南界內的，有南義陽壹郡，南河東半郡。這次移民應該對洞庭湖壹帶的古代湘語造成了沖擊，逐漸形成常德壹帶的官話。
第二次大移民發生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後。《舊唐書·地理誌》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這說明在唐朝中期，從湖北荊州到湖南常德壹帶因為移民而增加了戶口10倍以上。唐朝末年的詩人韋莊也在《湘中作》中說：“楚地不知秦地亂，南人空怪北人多。”北方居民遷徙規模大，人數多，地域相對集中，使他們的語言不僅難以被本地土著語言同化，反而給當地土著語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這就強化了常德方言的官話基礎。周振鶴、遊汝傑也說：“如此大量的移民勢必帶來北方方言的巨大沖擊，以至北方方言取代了澧水流域和沅水下遊的固有方言。常德地區的官話基礎也許在此時已經奠定。”後來經過經過宋朝300百年的發展，“北方話終於由北向南逐步擴大至整個沅澧流域。”（周振鶴，遊汝傑1985）
北方漢語的南下也給南方的少數民族語言造成了沖擊。中原地區相對比較先進的生產力與文化促使少數民族居民自覺地向他們學習。劉禹錫曾經在他的詩《武陵書懷五十韻》中描繪他貶謫在朗州（現在的常德）的時候，“鄰裏皆遷客，兒童習左言”。《隋書·地理誌》有描繪當時“蠻”的情況，“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夏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
由於缺乏文獻的記載，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南部地區的官話具體是什麽時候形成的。張偉然（1995：66-67）認為，湖南南部官話與宋朝到明朝時期軍隊駐紮有關，開始在軍隊和政府內部流通。可以肯定，至少清朝已經有了相當壹部分人開始使用官話了，因為清朝到民國的壹些地方誌明確記載已經有了官話。例如光緒《興寧縣誌》記載“民多漢語，亦有鄉談”。道光《永州府誌》：“所說皆官話，明白易曉，其間不同者，則四方雜跡，言語各別，聲音亦異，其類甚多。”清朝同治《江華縣誌》記載：“邑人何景槐曰：江邑所說皆官話，明白易曉。其間不同者，由四方雜跡，言語各別，聲音異其類，甚多能悉記。”
湖南省外部的官話肯定也會影響湖南官話的形成。周振鶴，遊汝傑（1985）認為湖南南部的官話是從廣西傳過來的，“壹支北上靖州，結合湖北的影響，使靖縣方言官話化，使會同、通道、黔陽方言帶有湘語北片特征。另壹支自西向東進入湘南，與湘語、贛語接觸、交融，形成幾類方言混雜的局面。”範俊軍（2000）也有相同的觀點，認為官話在湖南南部是後來出現的，最早也只能在明朝末年以後從中國西南經過廣西北部進入湖南南部。從郴州市範圍來說，官話最先從西經過湖南永州市進入郴州市的桂陽縣，再向東邊擴散到郴州、郴縣，再向南邊擴散到臨武、宜章甚至廣東北部。”
總之，官話分布在湖南西部和南部邊遠區域，還難以滲透到湖南中部的核心區域。為什麽官話容易在湖南外圍的西部和南部形成呢？第壹，這些區域沒有形成壹致性比較強的非官話方言，任何壹種固有方言都難以成為強勢方言。第二，數量多特征復雜的固有方言區域之間也迫切需要壹種容易流通的官話來做為區域***同語。第三，這些區域外圍的強勢方言是官話，人們自然會通過跟湖南省以外的貴州、廣西人交往，因此必須掌握也自然容易學會這些地區說的官話。 關於湖南省贛語的形成，周振鶴，遊汝傑（1985）認為是江西移民大量進入湖南的結果。張偉然（1995：66-67）做了進壹步論證。歷史上有“江西填湖廣”的說法。如果說唐朝以前，到湖南的移民主要來自北方，那麽五代以後主要來自東方。“贛、湘境地相接，中無巨山大川之隔，於是自密趨稀之移殖行動，自然發生矣。故江西人之開發湖南，鮮有政治的背景，乃純為自動的經濟發展。”（譚其驤1987:321）可見，贛語的形成跟自然移民有關，而沒有政治避難的原因。
根據譚其驤考證，五代時期江西壹***有22族移民到湖南，18族在湘陰，4族在寶慶府（今邵陽），3族在新化，1族在武岡（譚其驤1987:339）。宋代在湖南的江西移民很多，“這些江西人多遷自隆興府（治今南昌市）、吉州（治今吉安市），主要從北面的修水——汨羅河谷進入洞庭湖平原，從中部今浙贛線所經的湘贛大道入潭州（治今長沙市）、邵州（治今邵陽市），從南部上猶江——耒水河谷進入湘南的郴州、桂陽軍、武岡軍壹帶。”（葛劍雄等1993：315-316）《明太祖實錄》第二五〇卷記載洪武三十年（1397年），“常德府武陵縣民言：武陵等十縣自丙申兵興，人民逃散，雖或復業，而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鄰近江西州縣多有失業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貧民開種，庶農盡其力，地盡其利。上悅其言，命戶部遣官於江西，分丁多人民及無產業者，於其地耕種。”
周振鶴、遊汝傑（1985）總結了江西人向湖南遷徙的幾個特點。第壹，江西移民從湖南東北向西南、西北、東南3個方向遞減，和各地距離江西北部、中部的遠近成正比。因此湖南的贛語片自然緊鄰江西，而且北部的贛語特征比南部更加明顯。第二，江西移民的出發地點相對比較集中，主要是泰和、吉安、吉水、安福、南昌、豐城6個縣。這與江西本省各地開發程度有關。開發程度高的這6個縣田沒有閑置土地，但是有閑人，就自然會尋求移民的出路。然而江西南部本身開發程度比較低，自然不會向湖南移民。第三，湖南北部的移民來自江西北部，湖南南部的移民來自江西中部。這樣就造成湖南北部和南部贛語的差異。第四，江西移民從唐朝到宋朝到元朝的700多年裏持續增加。首先在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湖南東部形成贛語，後代的移民就越過這個區域向縱深發展，深入到湖南西南邊界，從湘陰到寧鄉到新化到綏寧。
地方誌中也有大量江西移民的記載。例如康熙《瀏陽縣誌·拾遺誌》記載：“瀏鮮土著，比閭之內，十戶有九皆江右之客民也。”民國《醴陵鄉土誌》記載：“縣境之內，率多聚族而居，在數百年前皆客民也。……醴陵近江西，故族姓亦以來自江西者為多。”
壹些歷史記載還可以說明湖南的贛語在宋代似乎還沒有完全形成。南宋詞人劉克莊從江西萍鄉進入醴陵後曾經說：“市上俚音多楚語。”（《後村大全集》第三卷的《醴陵客店》）這說明南宋時期醴陵與萍鄉方言的差距還明顯。當時醴陵還說的是“楚語”，就是湘語，贛語還沒有完全形成。 客家人壹般是明朝到清朝時期從廣東、福建或者經過江西輾轉進入湖南的，而且壹般以家族為單位進行遷移。（陳立中2003：7-33）根據各地族譜的記載，客家人最早進入湖南是在宋代，大批遷移是在明朝到清朝。例如，茶陵江口黃姓的壹支，他們的始祖在1184年（南宋淳熙十年）從江西贛州遷移來的。平江縣最早壹批客家先民是1472年（明朝成化七年）從廣東龍川遷移來的。清朝從順治到乾隆年間，客家人先後從現在的梅州、惠州、大浦、平遠、蕉嶺、樂昌遷移到平江。瀏陽客家人的祖先大多來自廣東東北部和福建西部的汀江流域，主要是廣東平遠、興寧、梅州等縣市。明朝初期和清朝初期，福建客家人大規模遷移到醴陵，廣東客家人遷移到汝城。炎陵縣的客家移民主要是清朝來的。
客家人進入湖南壹般有3個原因。第壹，江西“棚民”因為官方捕捉被迫遷移。根據《醴陵縣誌》（1948年）記載，客家人“習勞尚武，男女並耕，結棚而住，故稱之棚民。明亡，常糾集勇壯，頭裹紅巾，響應鄭成功、金聲桓以圖恢復。……自是清吏之於棚民，捕殺之余，繼之以驅逐。棚民既不容於宜春，多散居鄰縣”。第二，沿海居民因為戰爭騷擾被迫遷移。根據《醴陵縣誌》（1948年），“順治間，鄭成功據廈門，屢侵掠沿海諸縣。清兵追之不能勝，乃頒令遷沿海之民於內地，盡焚其廬舍器物，以絕鄭氏海舶所用釘鐵蔴油硝磺粟帛。閩粵之人家破流亡，千裏遠來”。第三，政府引導移民來湖南開荒。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境內戰亂頻繁，導致人口急劇減少。根據同治年間《攸縣誌》記載，“明末兵災，民竄田荒。”政府“招徠開墾，難敷額數”。政府為了休養生息，鼓勵拓荒生產，所以有大量客家人遷移到湖南開荒。
總之，湖南客家話分布區域不大。由於客家人遷移到湖南的時間比較晚，而且大多是家庭式的遷移，因此客家話在湖南並沒有形成大範圍的分布，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幾個縣市。 土話包括湘南的“土話”和“平話”，湘西的“鄉話”。目前學術界對這些土話的形成過程還沒有足夠系統的研究，但是可以初步肯定，這些土話由於地理位置相當偏僻，交通非常閉塞，因此種類繁多，具有早期湘語等方言特點，而且本身由於語言接觸發生很多特殊變異。
梁敏、張均如（1999）認為平話“是來自各地移民的不同方言在桂林、柳州、南寧等地彼此交流、融合發展，並受壯侗諸語言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壹種漢語方言。我們姑且稱之為古平話，在官話和粵方言進入廣西之前的壹千多年間，古平話曾經是湖南南部和廣西南北各地百姓的主要交際用語，也是當時官場和文教、商業上的用語”。李冬香（2006）認為湘南土話是不同時期漢族移民的歷史沈澱以及同當地土著民族互相影響的結果，而且到宋朝已經基本完成。（鮑厚星2004）認為湘南土話的形成原因很復雜。第壹，湘南土話區域處在五嶺山脈中，地理情況很復雜。第二，歷代移民情況復雜。第三，與當地少數民族頻繁接觸情況復雜。第四，宗族勢力的影響復雜。
從移民歷史角度來考察，從漢朝壹直到近代，湖南東南部都接受了大量的移民，而且從族譜來看，大部分來自江西，與湖南其他地區的移民情況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因此只從移民情況無法解釋湘南土話的形成。而且從語言特征來看，有的相當古老，比如古代知組聲母現在讀塞音，江永桃川土話把“樹”叫做“木”等等，可見有不同時期的歷史沈澱。有的很奇怪。例如從大地嶺土話的人稱代詞來看（彭澤潤2002），幾乎無法找到它跟壹般的漢語方言的對應關系。這說明在語言接觸的歷史過程中，很可能受到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許多地方不同的族姓說不同的土話，說明有家庭式移民的背景。偏僻又復雜的地理條件，造成交通閉塞，大範圍地交流受到地理條件的局限，最終形成了數量多、流通範圍小的不同的方言格局。
湘西土話（鄉話）主要分布在懷化市的沅陵、辰溪、漵浦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瀘溪和古丈。這些縣份本來就偏僻，而鄉話又只分布在這些縣份中交通更加閉塞的偏遠山區，城鎮壹般通行官話或者湘語。
根據楊蔚（1999：2-3）的研究，鄉話分布的區域在歷史上曾經是少數民族活躍地區。當時的人被叫做“五溪蠻”。早在公元前202年（漢朝高祖五年）設置沅陵縣，屬於武陵郡。因此漢族人遷居這裏的歷史比較久遠。《後漢書·南蠻西夷列傳》註釋說：“幹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山郡，槃瓠之地也，雜處五溪之內。”秦朝漢朝時期，中央政權為了平定這裏，都曾經征討過這裏。公元49年（漢朝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伏波將軍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刑四萬余人征五溪……”根據萃默齊《說蠻》記載，“馬伏波遺兵十家”，“凡二百余戶，自相婚姻，後發至三百余戶”。唐朝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也記載“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自相婚姻，有二百余戶”。隋朝唐朝時期，現在沅陵、瀘溪、辰溪等地為是軍事重地，當時有大批漢族人隨軍來到這裏，因此當時文教事業壹度很發達。宋朝嘉祐三年，政府在沅陵明溪口派駐軍隊防守，並且分給士兵田地時代（世代）耕種。元世祖開通京都到雲南的驛道，沿途設置驛站。當時的沅陵、辰溪、瀘溪境內設置了界（有壹“亭”字）、馬底、船溪等驛站。這就促進了商品流通，也吸引了壹批來自浙江、福建、江西的移民。明朝到元朝，政府繼續駐紮部隊，讓士兵世代耕種田地，吸收移民。根據1874（清朝同治十二年）守忠等編輯的《沅陵縣誌》記載：“縣之四塞山川險峻、故元明以來他省避兵者卒流徙於此，今號稱土著者原籍江西十之六七，其江浙豫晉川陜各省入籍者亦不乏”。從族譜來看，鄉話區域的壹些大姓氏都來自外省，主要是江西。
這些歷史特征跟湘南土話有相似的地方，都是移民語言在跟當地語言接觸以後在山區這種偏僻的地理位置獨立保持和發展的結果。本來這些土話再土也不奇怪，但是在雙方言區的官話的參照下就顯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