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起我的三弦定起個音，眾位明公仔細聽……”，陜北說書是說唱藝術，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藝人們說：“說是骨頭唱是肉”。在書場裏除了聽遠古神話、歷史傳奇、百姓故事，還可以學歷史、聽新聞，說書人走州過縣、見多識廣，朝政大事、奇聞趣談、張長李短等等，他都能說的活靈活現，並對那些邪、惡、醜，予以嘲笑和鞭達，對真、善、美大加贊美與頌揚。陜北說書中的每壹部書很少有悲劇的結局，這在其它姊妹藝術中是很少見的。陜北說書，這壹民間大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時陜甘寧邊區就開展了改造舊說書活動，對壹些宣揚宗教、封建迷信的書目進行改造，高敏夫、韓起祥等人創作了新書《劉巧團圓》、《宜川大勝利》、《翻身記》、《血淚仇》等幾十部新書，當時深受邊區群眾歡迎。壹九四六年八月，韓起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毛主席和朱老總說了新編書《張玉蘭參加選舉會》，聽完書後，毛主席稱贊道：“妳的新書說得好……”。全國解放後，韓起祥的陜北說書曾風靡壹時，他壹人就可以說五六百部新舊書，是陜北說書的壹代宗師。提起陜北說書，人們就會想起這些人來：韓起祥（1915-1989）、張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陜北說書有聽頭亦有看頭。且看有看的講究，聽有聽的決竅。 唐代是中國文學藝術的黃金時代，百藝繁盛。說書在民間成熟而普及。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壹組彩繪陶俑——說唱俑，說明壹千三百多年前的長安已經有了說書這種說唱形式。此時有了琵琶的伴奏，唐元稹長集《連昌宮調》有：“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足見唐說書的昌盛，而平民都喜歡聽書，書聽到夜半還不足興。尤為可喜的是說書曲本“變文”出現以及當時寺院中和尚“講俗”的興盛，“轉變”已經成為唐時的主要的說唱藝術。“變文”唱詞的韻式格體基本是七字句式，這種韻體格式至今還被陜北說書所保留。
陜北說書與變文格外相似，往往是以散文敘述事實，作為引起，以詩文敷衍壹番。這種夾敘夾唱的形式無論是陜北說書還是變文都有。如變文《目連救母》與陜北說書《金箸記》就是其例。“變文”的講唱形式是講前唱歌，稱為“押座文”，它是“變文”的“引端”或“入話”，是沿於宋代的每篇“話本”前面的“入話”或“笑耍頭回”或“得勝頭回”的形式。或用詩詞，或說另外小故事，或發點議論，可與正文略有關系，也可沒有關系，所加的唱詞起定場作用。其“評話”稱之為“開詞”。“大鼓、快書”稱之為“書帽”，這些只是稱謂不同，其實質是相同的。而陜北說書的定場詞，在正文說起之前，總會先敘述概括歷代帝王改朝換代之功業興衰之事，以引起“變文”稱之為“押座文”，陜北說書的開頭也有敘說，或是歷代帝王改朝換代之事，或是請神之類的開場詞。此後又唱經文，做題解時用白文，叫“開題”，開題後背唱經文。經文後又白文，此後又相間進行，到完為止。散席後，又唱歌，叫“解座文”。今天陜北說書，演唱方式中起板、開場白、間奏、書帽、間奏、正文、結尾。“開場白”相當於“變文”的“引端”或“入話”，“書帽”相當於變文的“開題”，“正文”相當於經文部分，結尾相當於“解座文”。這足以說明陜北說書與變文關系相當密切。
陜北說書初始是琵琶書，三弦書在琵琶之後廣而用之。
陜北說書的曲目中所保留的傳統節目不僅內容題材因襲宋元活本和鼓詞中的歷史人物故事，而且有的書目連曲本多也壹樣，如《金鐲玉環記》《繡鞋記》《汗衫記》《金箸記》《七俠五義》《包公案》等均是宋代故事的篇目，這壹時期陜北說書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腳本程式話。由於說書藝術全部地域化，因此說書腳本形成壹定的套路，無論哪位小姐走路，無論何種人待客，無論描述哪個媒婆，都應用壹個書套，同時語言也開始蛻變為地方語言了，自然陜北說書也有了陜北方言的特色。陜北說書有琵琶和三弦兩種形式。琵琶書早於三弦書，是陜北說書最古老的書種。至今琵琶、三弦的彈奏仍沿用骨質拔子的古老遺風。漢劉熙《積名》中也有記載。遠在漢張騫出使西域，自然會引進壹些胡樂，琵琶自然會引進。武帝時嫁江都劉建之女細君到烏孫國，為安慰它對鄉土的思念之旅的寂寞，曾使工匠創作了壹種馬上彈奏的樂器，這便是“漢琵琶”。實則這種漢琵琶是我國秦代的直徑圓體“弦鼗”的變體。這種“秦漢琵琶”幾經改革演變，便是後世的月琴，秦琴，三弦等幾種樂器。這只能說明琵琶比三弦早，至於陜北現存較老式的琵琶來源，可能是承漢唐時引進的胡樂——“曲徑琵琶”。陜北自古是邊陲地帶，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面，胡漢文化交融，自然胡樂在這裏被接受並且使用，這是歷史的結果。
到清代，陜北說書只能繼續發展。《榆林府誌》對說書有這樣的記載：“清康熙年間這裏便有……劉弟說傳奇頗靡靡可聽……，韶音飛暢，殊有風情，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這再次說明在二百年前陜北說書藝術已達到較高藝術水平，大概和現代說書相差無幾。從唐到清是說書的發展時期，這壹過程經歷了壹個漫長的時期。從清到民國的三十年代，據傳，在此期間陜北盲人曾有壹次大的聚會，目的是與明眼說書人宣戰，爭取飯碗不被搶奪。在這壹時期盲人們只是為了求生存。到了中華民國，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萌芽，陜北說書也為自己的轉變創造了條件和提供了思想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