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渭渠、唐月梅 最美學者伉儷
12月11日晚，我國知名的日本文學、文化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葉渭渠先生，在家中伏案工作壹天後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82歲。遺體於15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火化。同日，記者登門采訪了葉渭渠先生的遺孀——學者、翻譯家唐月梅及子女。
葉渭渠、唐月梅——這對相識於少年時代異國他鄉的學者伉儷，同是越南華人，在堤岸讀中學時就同窗，1952年經英屬香港到中華人民***和國升學，雙雙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讀書，學習日本語專業，1956年畢業結婚，。又壹同 翻譯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古都》，並合著《日本文學史》等。夫妻倆合譯合著合編的有關日本文學、文化著作多達200余卷。 人們都說“工作著是美麗的”，我們卻分明看到“做學問是美麗的”。我們似乎已經見多了生活枯燥、表情刻板的學者之家，當面對這樣壹對美麗的學者夫妻時頗感驚訝。他們相知相伴50余載的人生故事，如同他們的譯文《 雪國》、《古都》壹樣清新婉約、美好動人。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梅”影來
“哎呀，我從沒見過那麽亮的眼睛！只見壹位少年騎著自行車，正好從對面過來。多麽神奇的眼神！好像有壹股很強很大的魅力，看到妳馬上就能吸引妳，我簡直呆住了。”已然80歲的唐月梅老人談起初戀時，面頰微微泛紅，眼中閃爍出充滿愛意的幸福光芒——這是1945年秋，越南堤岸華人城的知用中學裏，同為華僑子弟的唐月梅和葉渭渠的第壹次相遇。 當時，從小成績優異的唐月梅剛由小學直接升入初二年級。因為很尊崇壹位老師，主動要求到他任教的乙班讀書，平日住宿在學校裏；葉渭渠則在甲班走讀，在學校的時間很少，但兩人還是遇見了。“後來葉君跟我講，那天他也壹下子記住了我。我剛剛從小地方來到堤岸這樣大的華僑城，還穿著鄉下白衣黑褲的唐裝，非常樸素。他就覺得這個小姑娘很特別，跟同學打聽，知道了我叫唐月梅。那時我們好年輕啊，我只有15歲，他不過17歲。雖然彼此印象深刻，但並沒有熟悉起來，不久後他就轉到別的中學。” 直到高中二年級，葉渭渠才轉學回來，二人成為同窗。“當時他在學校很出風頭，是學校壁報的主編，筆頭很快，寫字畫畫都在行，加上為人特別隨和，有壹種純真的魅力，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有壹位和我同宿舍的女同學，經常邀請他出去玩，約他看電影，沒想到葉君提出：‘妳把唐月梅也叫上吧。’這算感情開始有壹點萌芽，但我們很少單獨約會，也從來沒有講到壹個愛字，可能我們都是比較保守的人吧。” “我曾經開玩笑和葉君說，公開的是我領導妳，實際地下是妳在領導我。這是怎麽回事呢？我在學校裏因為成績優異，擔任學生會主席。這時葉君已經是地下學聯的主席。這個組織旨在宣傳新中國，反對國民黨腐敗領導，同時參與越南***產黨的壹些活動。這些都只能是很隱秘的地下活動，所有成員都是單線聯系。葉君發展我加入，是我的聯系人。他生性平和，不會熱血沸騰地宣講革命，就是慢慢引導，先介紹給我壹些進步的小說，比如《小二黑結婚》，我覺得好看，過些日子又拿來壹本《王貴與李香香》。我們聚會也很有意思，幾個人裝出打麻將的樣子，麻將桌下，就是要討論學習的《新民主主義論》。”正值最美好的青春歲月，革命和愛情就在兩人懵懂中進行著。在學校的 話劇團，葉渭渠擔任男主角，唐月梅是女主角，主演了不少話劇作品，像田漢的《南歸》，還有壹部名叫《聖誕之夜》的作品讓老人印象深刻——“故事大概是講壹位有錢的富家女，愛上了落魄的小說家。女孩兒不顧家裏反對和他偷偷相好，男孩卻身染重病。聖誕夜，女孩兒冒著風雪來探望，兩人深深擁抱後，小說家病逝。這樣的愛情悲劇演起來卻有別樣的感覺，因為落幕之前，我們要擁抱，那怎麽好意思啊，只能隔得遠遠抱壹下。” 葉渭渠童年和青少年時代都生活在越南鄉下的湄公河畔。這是壹條有著濃郁異國風情的河流。河邊交雜生長的椰林、芭蕉林和棕櫚林***同組成壹幅靜寂優美的異國風光。他對這條美麗的河流壹直非常留戀，這條河也印下唐葉二人初戀時壹段難得的浪漫回憶。“那是1951年，我們已經高中畢業，打定主意要回新中國，念大學，開始嶄新的生活。為了籌措路費，他白天到西貢中國銀行工作，晚上還要去夜校教工友讀書，我則在壹所小學謀得壹份教職。工作之余，我們在湄公河畔漫步，也曾沿河散發傳單，張貼標語，望著這滾滾流向遠方的河水，心中充溢著對未來新生活的期盼。現在家裏還珍藏著壹張我們在湄公河畔的照片，我穿著旗袍，他壹身銀行職員的制服，在壹位熱愛攝影朋友的指引下，我們依偎著，留下了壹張頗有浪漫色彩的合照。這也是我們的訂婚照。雖然後來我們輾轉多處，‘文革’中還燒毀過壹大批舊時合影，這張小照卻得以留存下來，也許是湄公河神保佑了它吧。”
借巢完婚亦溫馨，著書立說輪值夜
1952年6月，葉唐二人正式踏上歸國的路程，壹切都在保密中進行，對周圍的人只說是要去香港。他們先搭飛機到香港，從深圳羅湖橋入境。“沒想到在香港出關時不僅遭遇冰冷的白眼，還被敲詐，隨身本不多的錢財竟被勒索了大半。懷著失落的心境走到大陸這邊，完全是冰火兩重天的景象，廣播裏放著‘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迎面都是解放軍熱情友善的笑臉。我不由得眼淚嘩嘩地流淌下來，壹看他，也在流淚，激動不已的我們第壹次緊緊地擁抱在壹起。”從廣州又搭火車，輾轉了壹個星期才來到北京。二人在越南華僑聯絡站的幫助下安頓下來，準備考大學。壹開始葉渭渠的誌願是新聞系，而唐月梅想學醫。“但周圍有人建議，中國此時外語人才奇缺，作為華僑我們又有壹定的語言優勢，不如改考語言專業。最終，我們雙雙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修日語，第二語言為印度語。我們選擇日本和印度，因其都有著悠久古老的文化。” “新中國百廢待興，大家也是好不容易才有了學習的機會，自然學習熱情高漲。每日清晨，未名湖畔站的都是晨讀的同學。” 四年充實的大學生活結束，“1956年，我們就在老師和同學的祝福下舉辦了壹個小小的婚禮。新房借用的是壹位休假教師的宿舍，加兩個凳子，再鋪上塊木板。全班同學合送了壹條新毛巾，算是最值錢的家當。三天後，我們就回到各自的宿舍，隨後到青島旅遊度蜜月。”就這樣，相識11年的二人正式成為夫婦。 之後的歲月，物質生活壹直是比較清貧，婚後第壹間屋子只有6平方米，“屋裏只放得下壹張床，再生壹個火爐，人進到屋裏都只能側著身子走路，就在這裏我們生下了長子。對於生活條件的艱苦，我們在回國的時候都做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無論怎樣都可以適應，最難過的就是不能幹自己喜歡的工作。”“文革”時，夫妻倆流著眼淚，將壹直以來積攢的日文書籍都燒毀了，可有壹本日漢詞典怎麽也舍不得燒，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幹校時還偷偷帶在身邊，每天晚上拿出來背單詞，“實在不想讓學了那麽多年的日語荒廢掉。” 上世紀70年代末，葉渭渠和唐月梅才真正開始日本文學的翻譯和研究。“我們已近知天命之年，心裏總有種爭分奪秒的緊迫感。”這個時候家庭負擔也是最繁重的時候，家裏壹雙未成年兒女，還有重病在身的婆婆。“我們只能在雜物間支起壹張小書桌，輪流工作。老葉習慣工作到深夜，我則淩晨四五點起床和他換班，要休息時就睡在過道支起的行軍床上。”正是在這樣窘迫的環境中，兩人完成了《伊豆的舞女》、《雪國》、《古都》等重要作品的翻譯工作。談到兩位老人的執著和投入，弟子許金龍深情回憶道：“壹次陪二老到天津開會，剛坐上長途客車，只見他倆壹人掏出壹份手稿，開始邊校邊改。回程時亦是如此，我問先生不暈嗎，葉先生答：‘還是搶點兒時間吧。’別人會奇怪葉唐兩位先生怎麽這麽高產，我想說如果妳也把坐火車、等飛機、甚至坐公車的時間都用來做事，自然就明白了。” 從1956年結婚，葉渭渠和唐月梅攜手度過50多年的風雨人生。“這麽多年我們能相互扶持著走過來，最重要的是彼此關照，互相理解，尤其是在對方不順利的時候多點體諒。即使心裏很悲傷，也不說喪氣話。相比之下，我的脾氣沒他好，也比較急，有時候沖口而出壹些氣話，過後就比較後悔，但比較能主動道歉。老葉的哲學就是我硬他就軟，到我道歉的時候再開開玩笑：‘不能說說算了，還要再三鞠躬才行。’平時工作，老葉常常是廢寢忘食，不知道照顧自己。年紀大了，伏案壹久，我就要找個由頭：‘妳看窗外，天上什麽飛過去了。’或是‘到樓下轉轉吧，池子裏新養了魚。’……雖然他有點惱火我打斷他，但為了身體考慮，還是要想辦法讓他走動壹下。”
《雪國》呈現島國美 譯者慧心釋心語
上世紀70年代末，葉渭渠、唐月梅夫婦合譯的川端康成的小說集《雪國》、《古都》，即將由山東出版社首次出版。 “但那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尚屬‘思想禁區’中的重點人物。有人甚至寫文章指責、批判川端康成是壹位頹廢作家，屬於與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著有小說《為黨生活的人》）相對立的新感覺派作者，又稱其作品《雪國》所描寫的女主人公——美麗、善良、多才多藝的駒子是‘五等妓女出賣肉身’，因而認定《雪國》是壹部黃色小說。壹時間出版界視之為‘禍水’。作者川端康成本人曾說：‘從感情上說，駒子（藝妓）的哀傷，就是我的哀傷。’——這壹點恐怕是那些只強調小說訴諸感官功能的人所不曾想到的。” 小說集《雪國》、《古都》譯著書稿在出版社積壓多日，因有人對《雪國》的誣陷之詞而決定單獨出版《古都》。可是葉、唐夫婦態度堅決，要麽《雪國》、《古都》壹同出版，要麽將兩部小說譯稿壹同收回。出版方見兩位翻譯家這樣執拗、倔強、毫不變通，也只好緩和壹下口氣，為了避免事後承擔“政治責任”，便將出版小說集的決定權交由上級審定。好事多磨，最終小說集譯稿不僅成功出版發行，並且第1版就印了12萬冊之多，堪稱暢銷書。人們給予這部譯著很高的評價，稱贊它改變了中國讀者對日本文學的偏見，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後20年中國小說的創作走向…… 事實上，越有爭議的文學作品往往越有商業市場，爭議越激烈銷售越紅火。《雪國》在輿論界所產生的信息傳播的滾雪球效應馬上顯現。有壹種觀點認為，這部小說宣揚“虛無主義人生觀”，這種虛無思想與日本古典文學傳統壹脈相承，最早可以上溯至平安時代（794-1192年）女性作家紫式部所創作的小說《源氏物語》（葉渭渠為中譯本作序）；另壹種觀點認為，小說有“唯美主義”傾向，認為它是壹種虛幻的美、超現實的美，而它所守望的是“壹片看不到顆粒的精神田野”；更加膚淺的觀點則認為，它表現的是公子哥式好色人物——島村的享樂主義人生態度，並著重用色情描寫來麻醉讀者…… 但是，諾貝爾獎評語（指《伊豆的舞女》、《雪國》、《古都》、《千羽鶴》四部小說）則是這樣寫的：“他高超的敘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銳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質。” 如今，《雪國》淒美惆悵的筆調已經征服了不知多少讀者。它成為高等學府中文專業學生的必讀課本，也是對翻譯家的最大褒獎。 葉渭渠在清華大學的壹次關於川端康成及小說藝術的講演中，對日本文學作品中特別是小說中常見的所謂“好色”傾向做了分析和解釋：“‘好色’在中國文學來講，通常是作為貶義的。而在日本文學，‘好色’壹詞是有特殊的意義，有華美和戀愛情趣的含義。”“就連‘無賴文學’壹詞也是壹樣，除了壹般意義上的無賴、無用、無奈的釋義以外，還有愛的極致，乃至反叛的意味。因此，‘好色文學’也好，‘無賴文學’也好，不能用中文來理解日文……” 看來文化差異常常是文化偏見的誘因，而翻譯則顯出重要。
同遊京都清水寺，***解金橘個數謎
從書本到書本的翻譯局限於尺幅之間，而人類生活的天地經緯縱橫廣闊無比。54歲的葉渭渠，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室做翻譯多年後，贏得壹個成為學問家的機遇——受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做日本文化、文學研究工作。賞識他的研究所老所長何方既尊重他喜歡日本文學研究的個人興趣，又引導他投身到日本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中，使他開闊了學術視野，也在日後更加廣泛的大文化的研究領域獲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葉渭渠此前曾在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做公務員，也曾做過部委領導秘書，為楚圖南、陽翰笙起草文稿、撰寫調查報告……其間，他沒有荒廢大學日語語言專業知識，有時間就從事翻譯，為中國音樂家協會翻譯歌詞，為日本電影《砂器》做配音翻譯，也翻譯了壹些在當時允許出版的小林多喜二和吉佐和子的小說等。在他的文章《我的求學之路》中說起這段工作調動經歷時帶有感情色彩： “我沒有想到我已年過50，還有機會踏進我國最高的學術殿堂——中國社會科學院，實在是我苦苦追求的夢的實現。” 在中國社科院，夫妻倆（妻子唐月梅是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文學》雜誌編輯部編委）有了更多的時間研究學術，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出訪日本。上世紀80年代初，倆人接受日本壹家基金會的邀請，來到日本，遊覽了東京、京都、奈良、北海道等地。在京都清水寺前，夫妻合影，並壹同感慨“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之必要，他們曾在翻譯吉佐和子的小說時遇到麻煩：“從清水寺舞臺上跳下去的決心”壹句該怎麽理解？“從清水寺舞臺上跳下去的決心”——這決心到底有多大？——壹見才知，這清水寺建在萬丈懸崖之上。 位於廉倉市長谷的川端康成之家是必須拜訪的。自1972年（獲得諾貝爾獎4年後）川端康成自殺後，他妻子秀子壹直獨自生活。在辭別時，夫人秀子讓女傭準備了壹袋新采摘的金色橘子。夫人親自仔細清點橘子數目，確認是奇數後才送到中國客人的手上。——“這又是兩國文化差異的鮮明例子。中國人崇尚偶數，日本人看中奇數。他們送的禮品壹定要是奇數，甚至連捆綁禮品的繩子也要是單的。”由此引申出來，“與中國人崇尚宏大、輝煌的美不同，日本民族欣賞的美是雅致、纖巧、細膩、素樸，如皇宮的外墻可由竹籬笆構成。中國人喜紅，在日本，紅為兇色，他們鐘情的是白色，以白來表現美的理想……”葉唐二人的翻譯，始終是建立在對日本文化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