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187～226)，魏文學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長子。少有逸才，廣泛閱讀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年僅8歲，即能為文，又善騎射、好擊劍。
建安十六年(211),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禪讓"方式代漢自立，改元黃初。
《典論?論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論》中的壹篇。《典論》壹書，據《隋書?經籍誌》著錄，***有五卷二十篇。
所謂?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謂《典論》，主要是指討論各種事物的法則，在當時被視為規範文人言行的法典。據《三國誌?魏誌》記載，明帝太和四年，曾將這壹名著刊該於洛陽太學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閱讀。據嚴可均《全三國文》考證：?唐時石本亡，宋時寫本亦亡。?只有《自敘》見載於裴松子註，《論文》見收於南梁蕭統的《文選》中，因而保留完好無缺至今。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丕為太子時。另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知成書當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
作品原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壹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壹家言。
文章翻譯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只有壹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裏俗話說：?家中有壹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旸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並蓄)沒有什麽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裏奔馳，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旸(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壹流的。壹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
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壹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壹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系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壹身，二者都終止於壹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制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誌向。所以古人看輕壹尺的碧玉而看重壹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沈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壹樣變遷老死，這是有誌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壹家之言。
表現意義
魯迅說：?曹丕的壹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壹派。?(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那麽，《典論?論文》則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的自覺的文學批評的理論代表作。在這之前，中國古代文論還處於不自覺的胚胎階段。先秦諸子的文論，多屬片言只語。漢後諸家論文也還未從學術中分離出來。其中，個別序、贊形式的文學批評，也只是討論某壹具體作家作品，限於壹篇壹書。直到《論文》出現，才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壹篇宏觀地多角度地論述文學理論問題的專著。它沖擊了漢代後期統治文壇的陳腐觀念;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新特點和新經驗;開創了解盛極壹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