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歷史可上溯數千年，而檔案學則形成於18世紀末歐洲實行資產階級檔案工作改革之後，此前經歷了漫長的孕育過程。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檔案工作不斷地發展，積累了許多經驗，主要是整理與編目的經驗。在歐洲，古羅馬人把檔案按發文和收文進行分類保管；5～11世紀，封建莊園檔案館和教會檔案館把檔案分為“開式”(壹般性文件)和“閉式” (機密或人事任命文件)兩類；11～15世紀，壹些檔案館把檔案按業務部門序列、 年月日序列、 文件種類序列進行分類保管；16～17世紀出現了按君主、臣民、外交 3大類別整理檔案的方法，按地區、 事由、 時間順序整理檔案的方法，以及按中央機關的分支機構劃分為教會統治、政治領導、司法事務、財政管理等類別的整理方法等。檔案編目在檔案整理的基礎上也發展起來，如古代羅馬人按時間順序編制了發文謄錄簿，那不勒斯王國從1284年起編制了檔案目錄，法國憲典寶庫從1318年起編制了檔案目錄等。16世紀中期，出現了早期的檔案工作著作，如J.von拉明根著的《綜合報告──怎樣才算壹個完美的登記室》和《登記室及其機構和管理》。在中國，商代采用穿紮成冊的方法保管甲骨檔案；唐代實行“每三年壹揀除”的檔案鑒定制度；宋代采用“置冊分門編錄”，按年月次序整理檔案的方法；元代將入庫的檔案進行編類、立號、封題；明代整理黃冊采用年代—地區分類標準；清代嘉慶年間，內閣典籍廳編制的《清理東大庫分類目錄》采用按文件名稱和問題進行分類的方法。中國古代學者很重視總結檔案文獻編纂的經驗，提出了“述而不作”(即尊重原文)和“多聞闕疑(即不妄加校改)的編纂原則。
古代社會出現的檔案學思想因素和萌芽，是局部的、片斷的、經驗性的知識，尚未形成科學的知識體系，但為檔案學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18世紀末以後，歐洲壹些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推動下，對檔案工作進行了改革，建立國家檔案館，頒布檔案館條例和其他規章制度，提出檔案“公開原則”，將檔案館的檔案向公眾開放，興辦檔案學校，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等等，發展成壹項國家事業。這種檔案工作實踐的變化和發展以及檔案事業的興起，不僅對檔案學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而且也為檔案學的創建提供了條件。19世紀初葉，“檔案學”概念首先在德國出現。1804年J.A.奧格寫的《壹種檔案學理論思想》和1834年創辦的《檔案學、古文書學、歷史》雜誌，都使用了檔案學概念。1885年法國學者 C.-V.朗格盧瓦在巴黎出版的《國際檔案館、圖書館和博物館》雜誌第1期發表了《關於檔案館的科學》壹文，首次提出檔案學是壹門科學的見解。
19世紀， 歐洲許多檔案學者對檔案館性質、 地位、作用以及檔案的整理、鑒定、編目、利用、公布等作了廣泛的探討，涉及到檔案工作各個環節的基本內容。檔案的整理理論是歐洲檔案學形成時期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檔案學家們先後提出了事由原則、尊重全宗原則和來源原則，並對這些原則的優缺點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了論證。1898年出版的荷蘭檔案學家S.繆勒、J.A.斐斯和R.福羅英合著的《檔案整理與編目手冊》，總結了歐洲檔案工作經驗，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研究成果，系統地闡述了檔案整理與編目的理論、原則與方法，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對全宗理論的深刻論述，提出檔案全宗的有機聯系和不可分散的原則。進入20世紀，檔案學著作隨著檔案工作實踐發展而增多，代表作有英國H.詹金森 著的《檔案管理手冊》(1922)、意大利E.卡薩諾瓦著的《檔案學》(1928)、德國A.布倫內克著的《檔案學》(1953)、法國檔案局和法國檔案工作者協會編寫的《檔案學手冊》(1970)、美國T.R.謝倫伯格著的《現代檔案──原則與技術》(1956)和《檔案的管理》(1965)、加拿大H.A.泰勒著的《檔案材料的整理與編目》(1980)等。
蘇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國檔案學家Н·В·卡拉喬夫和Д·Я·薩莫克瓦索夫先後撰有多種關於檔案和檔案工作方面的著作。十月革命後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檔案事業，檔案學也迅速發展。1918年頒布的《列寧檔案法令》奠定了國家檔案全宗理論和集中統壹管理原則的基礎。蘇聯檔案學家撰寫了多種檔案學著作，其中對國家檔案全宗理論的詳細闡述是蘇聯檔案學的壹個重要特色。主要著作有：Г.Α.克雅捷夫的《檔案工作理論與技術》(1935)、Α.В.切爾諾夫的《蘇聯檔案工作歷史與組織》(1940)、Л.Я.米津和H.A.采列維吉諾夫合著的《文件材料保管技術學》(1950)、 Α.Α.庫津的《技術檔案管理》(1956)、M.C.謝列茲聶夫的《蘇聯文獻公布學理論與方法》(1974)、Ф.И.多爾吉赫和К.И.魯捷爾松主編的《蘇聯檔案工作理論與實踐》(1980)等。1966年成立全蘇文書學和檔案工作科研所，研究範圍包括文書學、檔案學、文獻編纂學、科技檔案與專門檔案管理以及檔案保護技術。1966～1987年出版研究著作250余種。 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封建帝制，壹向秘藏清宮的明清檔案不再為皇家所專有。20年代初，由於大內檔案流散到社會，引起學術界關註，並開展了收集整理明清檔案的活動。30年代，史學界人士沈兼士、 徐中舒、 吳晗、鄭天挺、方蘇生等，撰寫了不少論文，對明清檔案的史料價值和檔案整理與編目進行了有意義地探討。如沈兼士在《文獻館整理檔案報告》中所概括的三原則：“整理以不失原來之真相為原則，編纂以普遍編目為原則，陳列以就文物之性質相互連貫照應為原則”，言簡意賅，頗有見地。國民黨政府機關為提高行政效率發起文書檔案改革運動，壹些行政工作者和檔案工作者，以現行機關檔案室為研究對象，對檔案管理進行了研究，出版了壹批檔案管理著作，如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1938)等。研究內容包括檔案行政、歸檔、分類、立卷、排列、 編目、 典藏、調卷等，反映了當時檔案工作實踐的水平。40年代中國開始興辦檔案專業教育，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設立檔案管理專科，在重慶創辦私立崇實檔案學校，開設檔案管理課程，研究檔案學，並介紹歐洲壹些國家的檔案學思想和管理經驗。崇實檔案學校出版了殷鐘麒編著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1949)。民國時期的檔案學研究，是由史學界、行政界和檔案教育界各自分別進行的，從各自需要的角度研究檔案管理問題，對建設和發展中國檔案學有壹定的貢獻。但受當時檔案工作實踐發展水平的限制，檔案學研究還停留在對明清檔案管理和現行機關檔案管理的經驗總結方面，側重具體業務研究，缺乏理論概括。
中華人民***和國建立後，建立了具有國家規模的社會主義檔案事業(見中華人民***和國檔案事業)，為檔案學研究開辟了廣闊道路。1956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提出:“對檔案學及其他輔助科目，應該加強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學水平。”中國制訂的歷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和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都列入了檔案科學技術研究方面的內容。檔案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全面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檔案事業的建設經驗，批判繼承中國檔案學遺產和借鑒外國檔案學的有益知識，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檔案學。中國重視檔案學學科體系的建設，50～60年代中期，創建了文書學、檔案管理學、科學技術檔案管理學、檔案保護技術學、中國檔案事業史、外國檔案事業史、檔案文獻編纂學等諸學科。80年代，建立了檔案學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技術並重的檔案學學科體系，各門學科有了進壹步提高和發展。中國建立了各種類型的檔案學術研究機構，為發展檔案學創造了條件。1981年以後，中國檔案學會及各省、市、自治區，各行業系統檔案學會相繼成立。1980年國家檔案局正式成立檔案科學技術研究所，壹些省市也相繼建立了檔案科研所。到1990年，全國已有35所普通高等學校設立了檔案學院、系或專業教研室，它們既是檔案專業教學機構，又是檔案學研究機構。1981～1990年，各出版社出版的檔案學和文書學著作***287種，諸如：國家檔案局編的《曾三檔案工作文集》(1990)、裴桐主編的《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1988)、吳寶康主編的《檔案學概論》(1988)、國家教委高教壹司文科教學處與國家檔案局教育處合編的《檔案學理論新探索》(1987)、中國檔案學會編的3次檔案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2、1985、1989)等，還編寫有國家教委下達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28種。中國提出和論證的統壹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維護檔案的完整與安全，便於社會各方面利用的原則，按照檔案形成規律和保持檔案的歷史聯系管理檔案的原則，檔案工作要維護歷史真實面貌的原則等，是指導中國檔案事業建設的重要理論原則。中國對檔案科學技術研究給予鼓勵，到1990年底，有2項科研成果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有132個科研項目獲國家部級獎，有110個科研項目獲中國檔案學會優秀成果獎。 自1950年國際檔案理事會成立以來，在組織國際檔案學術交流與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組織作用。為了便於在國際間交流業務經驗，出版有《檔案》(年刊)、《國際檔案理事會通報》 (半年刊)、《國際檔案雜誌》 (半年刊)等多種刊物。為了促進國際間檔案學術語的規範化，組織編寫了《檔案術語詞典》(1964年初版，1984年修訂再版)。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出版了《圖書檔案叢書》，其中檔案專業著作有：《檔案法示範草案》(1972)、《檔案材料的保護和修復》(1973)、《檔案基礎工作計劃》和《中間檔案館的組織》(1974)等。從1977年開始組織編寫《國際檔案理事會檔案手冊叢書》，已經出版的有《檔案修復基本標準手冊》、《熱帶檔案學基本手冊》、《檔案館建築與設備手冊》、《檔案整理與編目》等。1979年開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檔案理事會在全世界範圍內有計劃地開展檔案業務專題調查研究和專項試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