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江 洪波
呂叔湘先生的《語言的演變》是談語言的變化發展問題的。文章寫得深入淺出，要看懂它並不太難，但是有關這篇課文的壹些問題，也有說壹說的必要。
壹、呂叔湘先生與他的《語文常談》
呂叔湘先生（1904－1998），我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江蘇丹陽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為當前我國最具權威的兩部大型辭書《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的學術顧問。他主持我國第壹部現代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長期從事漢語語法研究，在語言文字應用和語文知識普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課文節選自呂叔湘先生的《語文常談》。據作者在序中說：“1964年春天，有壹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編者來看我，問能不能給那個刊物寫點有關語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結果就是後來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發表的《語文常談》。原計劃寫8篇，可是刊出7篇之後，文化大革命來了，雜誌停刊，第8篇也流產了。後來也曾經想把舊稿整理印成壹本小書，可是那幾年的風氣是以不讀書為貴，也就遲遲沒有著手。最近受到壹些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們的督促，才又鼓起勁來修修補補送給出版社，離開最初發表已經16個年頭過去了。給這些文章取這麽個名字，無非是說，這些文章內容既平淡無奇，行文也沒有引經據典，當不起‘概論’、‘基礎’之類的美名，叫做‘常談’比較恰當。”
呂先生在《序》中，帶著某種遺憾，介紹了這些文章的寫作緣由及其所遇到的波折。
《語文常談》是壹部討論漢語常識問題的著作。全書***8章．分別闡述語言與文字的關系、漢字讀音、文字三要素、語句的結構、詞義與句義、古今語言變化、方言與普通話、漢字改革與拼音問題。
只要讀壹讀《語文常談》，就會感到，呂先生給這本書取名時不用“概論”、“基礎”之類的美名，而用了“常談”之名，這的確是壹種令人敬佩的自謙。
這本書雖只有6萬多字，但幾乎把漢語語言文字方面的理論和知識都涉及到了，給初學語言學理論的人，尤其是我們這樣的青年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知識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課文節選自《語文常談》中的第6篇《古今言殊》壹文裏的前三部分。這三部分在原文中都有題目，其題目分別是《語言也在變》、《語匯的變化》、《語法、語音的變化》，只有第四部分《從文言到白話》課文沒有選入。課文編者對選入課文的那部分內容讓呂叔湘先生作了刪改。
二、語言的演變與社會變遷的關系
課文告訴我們：“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語言的變化，短時間內不容易覺察，日子長了就顯出來了。”語言總是處於演變之中。
這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作壹個深入的了解——
其壹是，語言是社會變遷的壹面鏡子。
列寧曾經說過：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壹面鏡子。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語言是社會變遷的壹面鏡子。
拉法格說：“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例如從田野生活過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都在語言上留下印記。”（見拉法格《革命前後的法國語言》商務印書館，1978年1版）如果壹個社會裏，人們經常使用的語言有皇帝、丞相、太尉、大司馬、布衣、庶人、士、薨、山陵崩、箭、戟等等詞語，那麽我們可以憑這些語言作出判斷，這個社會是壹個封建社會。到了現在，這些詞語當然早已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壹些舊事物消亡了。代表這些舊事物的詞語必定會在人們的生活中、口語中消失，而只保留在文獻中或某些書面裏。
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後的法國語言》中還說：“意大利哲學家曾說：‘大部分詞都有野蠻的和農村的根源。’正如羅馬城中的圓形大理石廟宇永久地體現了拉丁烏姆的野蠻人用樹枝和泥土搭成的窩棚壹樣，任何文明語言中的詞都保留著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跡。”我們現在讀《詩經》，對裏面的不少篇章，讀起來感到比較困難，其中的壹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反映當時生活的壹些詞語，在今天的生活裏是早就消失了。於是，我們今天去理解詩經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就感到比較困難了。盡管如此，我們仍可通過“文明語言中的詞”所保留著的當時社會生活的痕跡，來獲得對當時社會的了解。
又如，我們古代是以畜牧業為主的，反映在語言中的牲畜名稱（詞語），不僅數量多，區別也很細。據統計，僅《詩經》中，表示馬的詞就不少於50個（課文中，呂叔湘先生僅舉《詩經·魯頌·駉》中提到的馬的名稱就有16種）。蒙語至今仍有類似的情況，有眾多描寫牲畜不同顏色、大小、品種、價值的同語。
從稱謂來看，壹對夫妻，妻子叫丈夫的父母為公公、婆婆，叫得親熱壹點的，就仍然叫爸爸、媽媽。然而，假如我們今天去讀《谷梁傳·櫃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日：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日：謹慎從爾姑之言。”再讀唐代朱慶餘的《閨意獻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刷深淺入時無了”’就會對“舅”、“姑”這些詞感到不好理解。、這裏的“舅”、“姑”分別指的是丈夫的父親與母親。
為何古代的媳婦叫丈夫的父母為“舅”“姑”呢？
原來，在春秋戰國時期規定“同姓不婚”，只有不同姓的兩個氏族才可以通婚。兩個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實際上是姑舅結親：從女方來講，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親的兄弟輩，所以稱公公應該稱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親的姐妹輩，所以稱婆婆應該稱姑。同樣道理，女婿稱嶽父嶽母也稱舅姑。這種稱呼習慣，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直到唐宋仍然保留著。
這樣的稱謂，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壹種佐證。
其二是，社會變遷也必定會影響語言。
解放前，我國工業品大多是靠國外運進來的，於是許多物品都帶有壹個“洋”字，如洋油、洋布、洋襪、洋線、洋燭、洋火（柴）、洋肥皂、洋鐵面盆、洋娃娃等等。後來，解放了，我們逐漸有了自己的產品，這樣，“洋油”改叫為“石油”、“煤油”，那些“洋布”之類的“洋”字也沒有了。為什麽這樣“洋”字會沒有呢？因為這些國外運進來的東西消失了，代表這種事物的詞語在人們的生活中也逐漸被淘汰了。
三、吐故納新是我們對待演變中的語言的正確態度
既然語言是在不斷地演變的，那麽對語言要采取吐故納新的態度也是應該的了。
以《辭海》為例來說，自1979年版三卷本出版之後，1983年出版了《辭海·增補本》。按照大型辭書十年左右修訂壹次的國際慣例，辭海編輯委員會與上海辭書社對1979年版的《辭海》進行了修訂和增補，於1989年出版。之後，又對1989年版的《辭海》作了修訂，出版了1999年版的《辭海》，刪去了過時的內容（包括詞語），增補了新的內容（也包括詞語）。
《現代漢語詞典》的情況，也是如此。自1978年12月第1版出版之後，於1983年1月第2版出版。由於語言在不斷演變發展中，所以在1996年7月又出版了修訂第3版，2002年義出了增補本。在這個增補本中，收進了不少新出現的詞語，如：按揭、暗物質、暗箱操作、扳平、筆友、磁卡、寬帶、鎖定、雙贏、基因芯片，等等。
只有隨著社會的發展，根據語言的演變情況，及時把新詞新義吸收到自己的語言儲備中來，才能使自己的語言越來越豐富，使用起來才有可能更自由更貼切更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