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史學家、文學家每每論及大秦帝國與秦始皇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時，無不論及“修長城、通直道、統度量、車同軌、書同文”這幾件大事情。關於這幾件大事情，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均有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壹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這是司馬遷《史記》中關於“車同軌”的記載，這也是後世論及“車同軌”的出處。對這句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這裏的“壹”就是“統壹”，“法”就是“法定”、“法律規定”、“國家法律規定” ，“度”就是計量，“衡”就是標準單位。“石”（音dàn）重量的計量單位，秦時的壹石等於壹百二十斤，壹斤等於現在的256.26克。“丈尺” 長度計量單位，秦時的壹丈等於十尺，壹丈等於現在的2.707米。這句話的意思是：大秦帝國以國家的名義，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統壹的計量單位，同時規定車輪間距為六尺，統壹使用在原秦國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的文字。
司馬遷是史學權威，有了《史記》的記載，後世史學家、文學家對這幾件大事情的真實性也就沒有了懷疑。但不懷疑不等於理解，長期不理解，也就漸生了懷疑。人們對“車同軌”的認知，所步入的恰巧就是這樣壹條從不理解到懷疑的認知軌跡。
時間過去了2200多年，人們對當年的大秦帝國與秦始皇所做的上述五件大事情中的四件大事情均能理解，唯獨對其中的壹件大事情“車同軌” 不能理解。人們搞不清楚“車同軌”是怎麽壹回事情了，故此，對“車同軌”產生了諸多懷疑：秦代並沒有專門為行車鋪設的軌道，為什麽要依法規定車輪的距離讓其同軌呢？現代文明社會國家也沒有規定汽車的輪距必須統壹，現代的公路上各種不同類型的汽車輪子間距各不相同，也未見有什麽不妥。2200年前的大秦帝國的“公路”上為什麽必須“統壹”車輪的間距呢？關於“車同軌”的“軌”究竟是什麽意思？為什麽秦始皇所建立的大秦帝國要將“車同軌”當作壹件大事去抓？為什麽後來的史學家、文學家都認同“車同軌”，卻又不說“車同軌”是怎麽壹回事呢？“車同軌”的意義真有那麽重要而偉大嗎？道路有寬有窄，秦始皇為什麽壹定要統壹道路的寬窄呢？道路壹樣寬窄就表明國家統壹了嗎？今天各地的道路不壹樣寬窄，難道就不統壹嗎？秦始皇依靠行政命令能將全國道路的寬窄統壹嗎？諸多疑問集中到了壹點：“車同軌”有必要嗎？“車同軌”到底是怎麽壹回事？
壹、歷史開了我們壹個玩笑
司馬遷是史學權威，《史記》的記載是真實的，後世對“車同軌”沒有提出過異議，“車同軌”的真實性是可信的。然而，按照這個推理，現在就有這樣壹系列問題。既然大秦帝國與秦始皇所推行的“車同軌”是真實可信的，那麽為什麽人們對“車同軌”會有那麽多的不解呢？人們開始找原因了，有人說，當緣於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沒有對“車同軌”加以解釋說明，如果當初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能對“車同軌”加以解釋說明，問題不就解決了。如此責備司馬遷好像不無道理，但這個道理是偏面的。如同“車同軌”壹樣，司馬遷對“書同文”同樣沒有加以解釋，人們為什麽能理解“書同文”而不能理解“車同軌”呢？看來這個原因還找的不對，或者說沒有找準確。對歷代學者所找到的原因加以分析，我們終於找到了司馬遷不對“車同軌”作解釋的真正原因，司馬遷不對“車同軌”作解釋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車同軌”原本就是壹個普通常識，普通常識普通的人都明白，對普通人都明白的東西是不需要做解釋的。司馬遷對“車同軌”不作解釋的問題解決後，緊接著的問題又是，既然“車同軌”屬普通常識，人們怎麽會對普通常識迷惑不解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回答是，歷史開了我們壹個小小的玩笑。為什麽這樣說呢？道理很簡單，文人自擾，今古不同。作學問者只坐車不識“道理”，識“道理”者只趕車不作學問。作學者遇到的這壹復雜問題，車夫視之很簡單，簡單到不需要說話。文人自擾加之時間這個魔術師，兩千年前的壹般常識則變成了今天的壹樁謎案。
二、揭開“車同軌”的神秘面紗
在我們的想象中，將時空倒退兩千年，讓其重新回到“車同軌”時期，“車同軌”的真實面目則簡單而清晰。我們先看看那時候的車。那時的車與現在的車有著很大的不同，其它的不同我們暫且不說，我們只說與“軌”關系緊密的部分。那時的車是木制的，車輪也是木的，車輪與地面之間的摩擦，對車輪的磨損很大，為了減小車輪與地面的摩擦力，使車輪經久耐用，造車人想了壹個辦法，將車輪做得很窄，同時在木輪的外周箍上壹層鐵。這壹技術的采用，車輪不但經久耐用，車子跑起來還輕快，這就是那個時期的車輪。
再說那個時期的道路。那時的道路與現在的道路也不同，現在的道路是水泥路，那時的道路是泥土路或石板路。那個時期的車輪在那樣的道路上滾動，車輪與路面的摩擦，便會在路面上留下壹道磨擦痕跡，這道磨擦痕跡就是車轍。車子長時間行走在如此的道路上，道路上磨出的車轍痕跡便不斷變深，當這種車轍的痕跡越來越深，深到壹定的程度後就變成了壹道車轍溝痕，這道車轍溝痕便對行駛的車子的車輪具有了固定作用，這時候的車轍溝痕就變成了“軌道”，“軌”就形成了。
路面上有了這樣兩條“軌道”後，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車子就只能沿著“軌道”行進，車子的兩個車輪就只能套在這兩條“軌道”裏行走，只有這樣車子才走得快。車輪如果不在這兩條“軌道”中行駛，謂之為“出軌”。車子壹旦“出軌”，就潛在著很大的危險。因為出“軌”後，就有壹個再次入“軌”的問題。入“軌”時，如果兩個輪子能同時進入兩條“軌道”之中，車子只是顛簸壹下。如果兩個輪子不能同時進入兩條“軌道”之中，而只有壹個輪子進入了“軌道”，那麽就有兩種後果：輕則車身傾斜，陷入“軌道”的那只輪子被“軌道”卡住，車子無法行駛；重則車翻，造成傷亡事故。
三、“軌”的確切含義和定義
為了準確地理解“車同軌”，走出以往人們對“車同軌”認識的誤區，我們必須對 “軌”下壹個確切的定義。為了能將“軌”的定義下準確，我們必須明確如下三個概念：
壹、跡：車輪行駛後留在路面上的痕跡；
二、轍：車輪行駛後在路面上留下較深的痕跡；
三、軌：車輪長時間行駛後，路面上的車轍不斷變深，以至對車輪的行駛具有了制約作用。
從以上三個概念的明確中，我們可以看出，“跡、轍、軌”三個概念所反映的是壹事物的三種不同程度的遞進關系，“轍”由“跡”而來，“軌”由“轍”生成。三個概念既相互聯系，又互有區別，這就是哲學中的“量變到質變”。我國唐代大書法家孫過庭就深刻地認識到了這壹觀點，並用這壹觀點解決書法理論中的具體問題。他在他的《書譜》中寫有這樣壹句話：“淳（醇）醨壹遷，質文三變。馳鶩沿革，物理常然。”“淳醨壹遷”，說的是酒精的含量不同，酒的質量就有了區別。酒精含量高的為醇，酒精含量低的為醨，醇和醨的差異就是壹個度量問題。孫過庭認為“淳醨壹遷”是所有事物發展變化的壹個普通規律，即“物理常然”。這壹規律與“量變到質變”這壹基本哲學原理完全相吻。上述“跡、轍、軌”三個概念的區別和差異就是壹個度量問題，所體現反映的就是“量變到質變” 這個道理。以往人們對“車同軌”的不理解的壹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忽視了事物變化中的“由量變到質變”這壹“常理”，混淆了“跡、轍、軌”這三個概念，將“跡、轍、軌”三個概念不加以區分而混同使用了。
現在我們可以為“軌”下壹個確切的定義了：所謂“軌”就是制約車輪行駛路線的設置。這個定義將“軌”的概念與“轍”的概念和“跡”的概念嚴格地區分開了。“軌”可以制約車子的行駛路線，“轍”可以影響車子的行駛路線，“跡”不影響車子的行駛路線。由此可以見得，“車同軌”時期“軌”的含義與我們今天鐵軌的“軌”的含義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車同軌”時期的“軌”是自然形成的，而現代的“鐵軌”是人為制造的。今天的鐵軌就是古“軌道”的發展，當年的“軌道”就是今天“鐵軌”的原型。
關於 “軌”的實物今天我們仍可以找到，河北省石家莊附近的井徑地區至今仍保留著這樣壹段古道，這段古道厚厚光滑的基巖路面上，“鑲嵌”有兩條深深的車軌，深度足有50厘米。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影片中的車輪深陷在“軌道”裏行走的鏡頭就是在這裏拍攝的。
四、“車同軌”的必要性
當年的土石道路上，“鑲嵌”著兩條深深的車“軌”，這意味著什麽呢？這就意味著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車子的車輪間距與這兩條“軌道”的間距必須相同，否則就有問題。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車子的車輪間距與這兩條“軌道”的間距相同，此車的兩個輪子便能進入兩條“軌道”之中，此車的行駛才平穩，才安全。如果它車的車輪的輪距與這兩條“軌道”的“軌”距不相同，那麽這輛車子行進在這條道路上就很危險。因為它車的兩個輪子既不可能同時進入兩條“軌道”之中，又不可能始終行駛在“軌道”之外，行進中壹旦有壹只輪子陷入“軌道”之中，輕則車身傾斜，陷入“軌道”的那只輪子被“軌道”卡住，車子無法行駛，重則翻車造成傷亡事故。
試想，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個國家，其車子輪子的距離是不同的，在道路上所形成的“軌道”也就不同。這意味著什麽呢？這意味著本國的車子只能在本國地域內行駛，而不能往別國的領地行駛，別國的車子也不能進入本國的地域裏行駛。七國爭雄時期，戰爭不斷，戰車成了戰爭中軍隊的重要裝備，“軌道”也就變成了壹種國防戰略武器。各國在制造車子的時候，都有意識地將自己國家的車輪距離統壹，而又與別國不同，目的在於在自己國家的道路上所形成的“軌道”，只方便自己國家的車子行駛，而阻礙其他國家的車子駛入自己國家的領土。顯然，“軌道”成為了抵抗他國入侵的壹項有效防禦工事。
秦始皇統壹了中國，要建立壹個和平統壹的大秦帝國，拆毀廢棄了原有七國的防禦工事，收繳了全國的兵器，對全國不壹樣的車輪間距，對分布在全國的不同規格的“軌道”，這壹地域性戰略防禦武器，絕對不能視而不見，任其繼續。還有分布在全國的不同規格的“軌道”嚴重地影響和阻礙著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嚴重地影響和阻礙著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就是“車同軌”的歷史必要和必然，這就是大秦帝國法定車輛的兩個輪子的距離壹律改為六尺，使車輪的“軌道”相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就是大秦帝國和秦始皇所推行“車同軌”的偉大歷史意義之所在。
五、歷代學者對“車同軌”的誤解誤讀
大秦帝國和秦始皇的影響太大了，“車同軌”的影響太大了，這就使得後世史學家和文學家每每不能回避，不得不論及。由於作學問的人只坐車不識“道理” ，識“道理”的人只趕車不作學問。不識“道理”之人去解讀“車同軌”，自然越解讀越迷惑。“以其昏昏，使人詔詔”，這就造成了後世人們對“車同軌”的諸多不理解，繼而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誤解誤讀。
《說文解字》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聲。居洧切。”《說文解字》將“軌”解釋為“車轍”。我們知道，“車轍”的概念大，而“軌”的概念小，“車轍”概念雖說包含著“軌”的概念，但不等於“軌”的概念。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論，所闡述的就是這種概念邏輯關系。現在我們清楚了，《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在“軌”概念的解釋上，犯了壹個概念邏輯錯誤，這個概念邏輯錯誤對後世學者影響很大很深，後世學者對“車同軌”的不解和誤解多與此有關。
清代訓詁大家段玉裁曰：“轍者，通也。謂輿之下，兩輪之間空中可通，故曰車轍，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隋方空處。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段玉裁自己對“車同軌”是怎麽壹回事沒有搞清楚，但主觀上仍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解釋，消除人們對“車同軌”的疑惑和不解。他所采用的辦法是進壹步擴大思維，在“軌”的意義上做文章，希望能夠通過“軌”的含義的擴大來解決問題。他認為“軌”是車的兩輪之間的空檔，“轍”是車子的底部，位於兩輪之間的空擋部位。段玉裁試圖用擴大概念範圍的辦法解決問題，其結果是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模糊。
與段玉裁同時代的另壹位國學大師朱駿聲不同意段玉裁的說法，他認為軌是兩輪相距之間留下的痕跡。也就是留在道路上的痕跡。他在《說文通訓定聲》中指出；“段氏玉裁欲據《國策·齊策》、《呂覽·勿躬》、《淮南覽冥》高誘三註，訓轍謂兩輪之間，車輿之下空處，殊誤。”他認為 “軌” 應該解釋為“跡”，也就是車輪留下的軌跡，引申為車道。朱駿聲糾正了段玉裁的說法，又回到了許慎的說法，許慎用“轍”概念替代了“軌”概念，他則用“跡”概念替代“軌”概念，相比之下他較許慎的解釋又遠了壹步。
《現代漢語詞典》：軌，①路軌：鋼軌，鐵軌。②軌道：出軌。③比喻辦法、規矩、秩序等：常軌，越軌，步入正軌。④（書）依照，遵循：軌於法令。這個解釋只從應用上解釋，沒有從定義上解釋。人們讀了這個解釋，依然不知“軌”為何物。
郭沫若認為“車同軌”是統壹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這壹認為遠離了“車同軌”本身，將“車同軌”的內容淡化了，而又將“車同軌”的意義擴大化了，對人們認識“車同軌”是壹種誤導。
《中華五千年》曰：“在秦始皇統壹中原之前，列國向來是沒有統壹的制度的，就拿交通來說，各地的車輛大小就不壹樣，因此車道也有寬有窄。國家統壹了，車輛要在不同的車道上行走，多不方便。從那時候起，規定車輛上兩個輪子的距離壹律改為六尺，使車輪的軌道相同。這樣，全國各地車輛往來就方便了。這叫做‘車同軌’。” 這個解讀沿用的是以往的說法，肯定了有“車同軌”那麽壹回事，卻沒有說明“車同軌”是怎麽壹回事。在“車同軌”是怎麽壹回事的問題上，進行了概念模糊化處理：第壹，只說“在不同的車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不說怎麽個不方便法，不方便到什麽程度；第二，用“道”的概念代替了“軌”的概念，這就將“軌”的概念模糊化了；第三，將“車同軌”導入了交通，進而再導入到了“制度”，這就使“車同軌”的概念更模糊了。這個解讀將“軌”解釋成“道”以後，對“車同軌”有壹種潛意識誤導，使人們誤以為“車同軌”就是“車通道”，“車同軌”就是行車使用同壹寬窄的道路。延伸出來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統壹中國的時候以國家的權威，用法律的手段將全國各地道路的寬窄統壹了。給人們會留下的思考是，秦始皇視法律為兒戲，利用國家機器胡弄，“車同軌”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實現。
我們說，以上這些關於“軌”的解釋以及“車同軌”的解讀都不準確，都不能令人滿意。正是這些關於“軌”的不準確解釋，關於“車同軌”的不準確解讀誤導了人們對“車同軌”的解讀，引發了人們諸多有關“車同軌”的誤解。
六、“車同軌”的非秦論
有學者指出，“書同文，車同軌” 這段話源出自《禮記·中庸》。《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考《禮記》這部書的作者據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其年代大概在東周時代，距離秦始皇統壹中國還有相當長的壹段時間。程氏註解：“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跡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壹也。”由此得出“書同文，車同軌”說的是秦統壹以前東周的社會狀況，是形容理想中的周王朝的大壹統社會的情況，“書同文，車同軌”不是從秦始皇開始，而是更早的東周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書同文，車同軌”這壹功績不應該算在大秦帝國與秦始皇頭上，這壹社會文明進步的功績應歸於尚能維持名義上統壹的東周。
“車同軌”非秦論的依據是《中庸》第二十八章中“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記載。如果《中庸》確是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非秦論者的所述就不無道理。問題是《中庸》不是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而是西漢儒生的偽作。關於這個問題清代已經有人作了考證，而“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便是偽作的重要證據。考證者認為，“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壹語源出於司馬遷的《史記》，是西漢儒生對《史記》進行了剽竊。現在問題清楚了，“車同軌”非秦屬秦，屬周非周的關鍵在於，是《史記》承襲了《中庸》的說法，還是《中庸》的作者剽竊了《史記》的內容。我們說，這場文墨官司很好了斷，孰是孰非，“書同文，車同軌”是誰先提出來的並不關鍵重要，關鍵重要的在於誰有條件和能力能夠實現“書同文，車同軌”。我們清楚，“書同文，車同軌”不是壹般提倡提倡、號召號召就能實現的，“書同文，車同軌” 的實現是需要下硬手的。正如非秦論者自己所說，東周尚能維持名義上的統壹。試想，尚能維持名義上的統壹的東周有沒有能力下這個硬手？孔子對那個時期的評價是“禮崩樂壞”，壹個“禮崩樂壞”的統治者是沒有能力下這個硬手的。大秦帝國與秦始皇不同，所推行的就是“壹法度”，完全有能力下這個硬手。僅此壹點，足以證明《中庸》是西漢儒生之偽作，“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是西漢儒生對司馬遷《史記》之剽竊。現在有結論了：將“書同文，車同軌”這壹歷史功績算在東周是不現實的，“書同文，車同軌”這壹歷史功績非大秦帝國與秦始皇而莫屬。
附錄：（《百度百科》文章關於“車同軌”節選：）
最早出現“車同軌”記載的是中庸，原文如下：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從原文的內容看，從周朝建立，統壹的國家形成的時候，文字、車的軌距、道德規範統壹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經過春秋戰國的分裂和混戰，各國在各自地域獨立發展的時候，或多或少的偏離了周朝訂立的各項制度，也即所謂“禮崩樂壞”。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核心思想就是認為各種社會問題的產生源自人們對周朝制度——周禮——的偏離，只有人人努力致力於復興周禮，君臣父子各按周公制定的周禮行事和生活，壹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秦王朝建立之後，“壹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種種措施都在客觀上促進了原七國在實質上的融合和統壹，對於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的功績無可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