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世文選輯，楊玲校點，舒大剛審稿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四卷，楊世文選輯，楊玲校點。
孔子創立的儒學，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表現為經學。漢初尊黃老，儒學主要通過民間流傳。文、景二帝始留意學術，開獻書之路，山巖屋壁之書漸出。又為儒經設立博士。如張生、晁錯為《書》博士，轅固生、韓嬰為《詩》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為《春秋》博士。此時儒學的地位雖不及黃老，但逐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開始走向廟堂。漢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立“五經博士”。由於利祿之途大開，儒學風氣轉盛，出現了“經學昌明”與“經學極盛”時代。兩漢經學傳授，重視師法和家法。考《史記》、《漢書》、《後漢書》所載，師法的授受源流，厘然區分，不相雜廁，猶幹之生枝，枝之生葉，十分繁茂。“師之所傳，弟之所受，壹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皮錫瑞《經學歷史》）。
漢代經學亦講“通經致用”。經學既是實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為國家大政、禮儀制度提供理論依據。《尚書》、《春秋》可以折獄，《詩》可以諷諫，《禹貢》可以治河，《易》和《洪範》可以推災異。經學頗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皇帝往往聚集經學之士，討論五經疑義，西漢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會議即其最著者。
兩漢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區分，首先表現在文本上，其次對經義的解說也各有區別。西漢立於學官的十四博士經學都屬於今文經學。自從漢惠帝“除挾書之禁”後，郡國民間不斷有古文寫本的經典、文獻被發現。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所得書、魯***王壞孔子宅所得書，多古文先秦舊書。此外，秘閣中還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經傳，《費氏易》、《毛詩》也壹直流傳於民間。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傳，相安無事。到漢哀帝時，劉歆要求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學家的強烈反對，於是今、古文經學之爭遂起。雖然古文經學終兩漢之世都沒有成為官學，但東漢前期學界大儒如桓譚、班固、鄭興、杜林、陳元、賈逵等人都是古文學家。習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經學實際上已享有與今文經學同等的政治待遇。東漢後期，湧現了馬融、許慎、服虔、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打破今、古文壁壘，熔今、古文經學為壹爐。他遍註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至此，兩漢經學進入全盛時期。
到三國時，經學已成強弩之末。面對老莊、釋氏等文化的挑戰，儒學也向多樣化方向發展。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幹戈頻興，篡亂相乘。但是，動亂之政治環境並沒有阻斷學術文化之發展，“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規儀，在文化大體系上，亦多創辟”（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這壹時期儒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經學上。《易》王弼註，《論語》何晏集解，《左傳》杜預集解，《谷梁》範寧集解，《爾雅》郭璞註，《尚書》孔安國傳（偽托），皆出於魏晉時期。當時還創造了壹種義疏體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論語義疏》尚可見其大略。唐孔穎達等編《五經正義》，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此期學者對儒家經學之貢獻，不可小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的發展有幾個特征，壹是儒玄兼該，文史並重。二是儒家學者，多通佛老。三是學術傳承，多以家學。四是南北學風，略有差異。
漢至南北朝儒人傳記，主要有歷朝“正史”及各類“先儒傳”和“先賢傳”記載，但碑傳則是他們最原始、最詳盡的記錄。碑誌濫觴於先秦，形成於兩漢。東漢崔瑗、蔡邕等都是碑誌名家。三國兩晉時禁止立碑，於是墓碑由大縮小，以便埋入墓壙。也有因擔心墓碑日久損毀，而另於墓中置石記以誌久遠者。南北朝時墓誌始從碑的壹類獨立出來，有了“墓誌”之稱。北朝墓誌比較發達，其中又以北魏為代表，北魏墓誌數量眾多，形制規範(大多呈正方形)，誌文書體亦開隋唐楷書之先河，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為“魏碑體”。南朝墓誌則較北朝為少。南朝人甚至認為“石誌不出禮典”（王儉語），而語多簡略。總的來說，兩漢魏晉南北朝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吉光片羽，實屬瑰寶。茲遍查文獻，以及文物，輯錄其有儒學事跡者五十余篇，涉及近五十人，總為壹集，以備篇簡焉。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舒大剛選輯，楊玲校點，郭齊、李文澤審稿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六十卷，舒大剛選輯，楊玲校點。
隋代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學術也逐漸趨於統壹。隋初統治者比較註意儒學，隋文帝楊堅實施籠絡儒士的政策，壹度出現了儒學興盛的局面：“齊、魯、趙、魏後，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壹時而已”。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到仁壽年間，下令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壹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改弦更張，復開庠序，史稱“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當時舊儒多已雕亡，“二劉（劉焯、劉炫）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鉆仰，莫之能測。所制諸經義疏，搢紳鹹師宗之”。但煬帝晚年荒淫成性，窮兵黷武，“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隋書·儒林傳序》），隋末儒學“不絕如線”。
唐代號為“盛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等方面都創造了許多輝煌，也是中國儒學的鼎盛時期。唐朝在思想文化和學術方面實行兼容並包的政策，儒、釋、道三教並立。在三教之中，儒學與封建政治的關系最為密切。史稱唐太宗性好儒術，曾說：“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資治通鑒》卷壹九二，貞觀二年）。他後來下詔將歷史上著名的儒家學者二十壹人配享孔子廟堂。唐朝以科舉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等。為了統壹思想，為科舉考試確定壹個權威的版本和經義，便成了唐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據《舊唐書·儒林傳》載：“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訂《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壹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唐朝統壹經學的目的有二，壹要解決“文字多訛繆”，二是解決“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問題，對漢魏以來的經學作了總結。經學的統壹也帶來壹些消極後果，《五經正義》成為欽定的教材和科舉考試的標準，必然導致思想僵化，學術停滯。相反，佛教、道教經過數百年的改造、發展，已經建立起了壹整套系統的以心性為特征的理論，對儒學構成了學術和信仰的挑戰。因此中唐以來，出現了壹股儒學革新運動。以韓愈、李翺為代表的儒學革新派，他們脫卻漢註唐疏之窠臼，直接孔孟之統緒，創立儒學的“道統”說，以與佛、道相抗衡。唐代中期的文化變革和由此帶來的儒家經學研究方法上的巨大變化，成為“宋學”的先聲。
五代十國時期，雖然篡亂相乘，幹戈叠興，但儒學並未中絕。後唐、後周君主皆知褒崇先聖。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讀抄寫註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秩刻印板，廣頒天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壹百三十冊。這是中國雕版印刷之始。僻處西南的後蜀政權也刊刻石經。五代十國時期也有不少經學方面的著作，如王昭素的《易論》、馮繼先的《尚書廣疏》、《尚書小疏》、《春秋名號歸壹圖》、郭忠恕的《古文尚書釋文》、陳嶽的《春秋折衷》等等，都有壹定的影響。
隋唐五代時期湧現出不少儒學家，如隋代的劉焯、劉炫、王通，唐代的孔穎達、陸德明、顏師古、賈公彥、韓愈、李翺、柳宗元、皮日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或儒學進身，或儒理治世，或窮經稽古，或創新儒理，推動了儒學文化的發展。他們的碑傳有的留傳於後世，有的失傳於往古。茲博稽載籍，並搜集出土資料，纂為《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收文五百八十余篇，涉及傳主五百壹十余人。舉凡《全唐文》、《全唐文拾遺》、《全唐文補編》、《隋唐五代墓誌銘匯編》、《唐代墓誌銘正、續編》以及《全唐文新編》有關儒林人物的墓誌、行狀、傳記，皆匯於此矣。
《宋儒碑傳集》
《宋儒碑傳集》二百零八卷，楊世文選輯，李勇先校點。
宋朝在完成南北統壹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避免再出現唐末五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幾易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的戰亂局面，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官吏選任方面，宋朝吸取五代時期的教訓，排斥武人，重用儒臣。出於防止割據、澄清吏治兩方面的考慮，宋代確立了“儒臣知州事”的制度。由於“百年無事”，人民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長足發展。而重視文教，文化政策寬松包容，近百年之後，終於氣象壹新。經史典籍的大量刊行、流布，使文化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廣。科舉取士範圍的擴大，為讀書人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坦途。私人講學蔚然成風，各地紛紛辦書院、設學校，讀書習文成為社會風氣。由於學術環境相對寬松，思想比較自由，宋儒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敢於挑戰傳統，打破權威，創立新說。
宋學之變，始於真宗、仁宗之際。清儒全祖望曰：“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範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其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鮚崎亭集外編》卷壹六《慶歷五先生書院記》）全祖望提到的這些人物，都是當時儒學復興運動中的重要角色。他們有的是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與推行者，有的以講學為主，倡導儒學革新，創新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作育人材。韓琦、範仲淹、歐陽修諸人相繼在朝廷中擔任要職，他們壹方面致力於改革時弊，整頓政治，將儒家經世致用思想付諸實踐；另壹方面，他們本人也是當時名儒，他們的儒學觀點、經學取向對於當時學人無疑具有表率作用。
兩宋以儒立國，重文輕武，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都有許多建樹，使華夏文化達到了壹個高峰。從儒學方面說，慶歷之際承接中唐以來的儒學革新運動的余波，宋儒對佛、道文化既加以批判，又取其蘊玉，建立了不同於漢唐的新儒學。宋代新儒學有很多學派，有的偏重於事功，如荊公學派、金華學派、永嘉學派、永康學派；有的偏重於義理，如伊洛學派、考亭學派、象山學派。但重事功者並不排斥義理，重義理者也不排斥事功。宋儒通過對漢唐經學的批判與超越，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詮釋，建立了壹套以“天理”、“心性”論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學”，稱之為“新儒學”，這是孔孟儒學在宋代的新發展。對於漢唐註疏章句之學，宋儒也進行了反思，認為傳註眾多造成經學分裂，使聖人之道晦而不明，漢唐註疏也不能窮儒經之旨。因此，在經學觀念、經學方法、經學內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許多創新。在經學方法上，宋儒另辟蹊徑，力圖超越漢唐，崇尚“簡易”，掃除漢唐傳註之學，棄傳求經，通過研究、玩味經典“本文”，直接探求“聖人本意”、經典“本義”，發掘經典中所蘊涵的儒學價值，而不註重對個別文句作訓詁學解釋。“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體現了宋儒主體意識的強化。在經學內容上，宋儒喜談義理，侈言心性，好為新說，對“五經”及傳註大膽懷疑，從過去重視“五經”轉而尊崇“四書”，將《孟子》壹書由子升為經，又將《中庸》、《大學》從《禮記》中析出，與《論語》合為“四書”。他們從“四書”中發掘出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學，建立起儒家的性理體系。
宋代文化普及程度非常高，讀經講學成為社會風氣，儒學極為興盛，湧現出大批儒學名家。他們或註經釋傳，或講學論道，或經世致用，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相期，力圖接續孔孟的道統之傳。宋代文獻中有大量宋代儒學人物的碑傳，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已作過初步收錄，是研究宋代儒學文化的資料。今在杜集之外，復廣輯散篇軼簡，***得八百四十余位儒學人物之碑傳資料，都為壹集。
《遼金儒林碑傳集》
楊世文選輯，李文澤校點，郭齊審稿
《遼金儒林碑傳集》十二卷，楊世文選輯，李文澤校點。
遼、金是公元九至十三世紀存在於中國北方的兩個民族政權。遼朝由契丹族建立，自公元九壹六年立國至公元壹二壹八年西遼滅亡，前後存在了三百多年。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自公元壹壹壹五年完顏阿骨打立國至公元壹二三四年蒙古滅金，***存在了壹百多年。
契丹統治者雖然信奉佛、道二教，但儒學仍然占據統治地位，並采用了多種政令措施來加速儒學的發展：遼朝統治實行雙軌制，以契丹法治契丹人，又以漢法治南人，對漢族地區采取中原的制度進行治理。契丹貴族向往儒學，尊崇孔子，深受漢族思想文化熏陶。遼景宗時實行科舉取士，采用中原典章制度。遼聖宗以後，儒學得到進壹步的重視，許多儒家經典被譯成契丹文字為契丹貴族通悉儒家經典提供了物質條件。道宗時下詔“設學養士，頒布（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壹員”（《遼史·道宗紀》），於是各地紛紛興建學校，立孔子廟。道宗還親自聽侍臣講經義，使儒學地位進壹步得到尊崇。
女真人遷都燕京後，迅速接受了漢文化，將儒學視為進行統治的有效工具。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深通經史，擅長詩文，漢文化修養非常高。金初行科舉，即以“經義”取士，其後興學校、建孔廟、優待士人，更是力崇儒學的舉措。以女真字翻譯儒家經書，學校以《論語》和《孝經》為必讀課本。隨著金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的理學開始在金朝的統治區域內流行，像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朱熹等人的學說，在北方金朝的統治區域都有傳習之人。澤州李俊民得二程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教授鄉曲。霸州杜時升在嵩洛山中講授程顥、程頤的理學。易州麻九疇傳授邵雍之學，研治《易經》和《春秋》。麻九疇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為名儒。真定王若虛講授理學，對二程和朱熹之學，多有褒貶。磁州人趙秉文，號為金末的文宗，也研治理學，標榜繼承程朱。王若虛、趙秉文皆金朝後期名儒。王若虛著《五經辨惑》等十余種，對漢、宋學者解經之謬，以及史書、古文字句疵病，多有批評。趙秉文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壹卷，《揚子發微》壹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壹卷等書，並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壹十卷，《資暇錄》壹十五卷。對儒學經籍的闡發均有建樹。元好問為有金壹代詩文大家，著述之富，罕有其匹。
遼代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本書所收，多為考古發現的資料。金人文集存世頗豐，如王寂《拙軒集》、王庭筠《黃華集》、趙秉文《滏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元好問《遺山集》、李俊民《莊靖集》等，在這些文集中都有許多儒學人物碑傳。本書即據上述資料采輯，並補充了考古方面的資料。凡得三十八名儒者之碑傳文字四十余篇。
《元儒碑傳集》
舒大剛、張尚英選輯，李文澤校點，楊宗義審稿
《元儒碑傳集》壹百五十六卷，舒大剛、張尚英選輯，李文澤校點。
元朝是由興起於漠北的遊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壹個王朝，如果從公元壹二○六年興國算起，至公元壹三六八年滅亡，***歷壹百六十多年。
元朝依靠軍事力量征服了中原，但建立不久，統治者便不得不籠絡漢族以及漢化的契丹、女真士人，借鑒中國傳統的統治方法和意識形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像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姚樞等，都受到禮遇。蒙古貴族通過他們接觸了儒學，從而有助於蒙古族的漢化。但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儒家學說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盡管趙復、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也尊禮有加，但儒學並未立即被官方認可。直至元仁宗延佑年間恢復科舉取士之法，以經義策問出題，程朱理學才終於上升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
元政府在中央立國子監，各路府州縣也普遍設立了學校。元朝的書院也很活躍。書院以講授儒家思想為中心，或以儒學講學相標榜。當時壹些著名的理學家如吳澄、金履祥、許衡等都曾在這類書院中傳道授業。南方的理學家在宋亡之後不願出仕元朝，也大都退居書院，以講學授徒為尚。
隨著儒學在蒙古貴族中的傳播，儒學經典開始大量的被譯成蒙古文字，由朝廷頒布於天下，像《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等，當時都有蒙古文譯本。元蒙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主要表現為對孔孟和宋明理學的崇奉。從當時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看，基本是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中設問，而標準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詩經》用朱熹的註釋本，《周易》兼用程註及朱註。科舉考試明文規定使用朱熹的註釋，實自元朝始。程朱理學上升為官方學術，理學的獨尊地位進壹步確立。
元初儒者大多來自遼、金及南宋。如耶律楚材、元好問、趙復、馬端臨、許衡、劉因、吳澄。元末儒者又多入明，如朱升、宋濂、王祎等。可謂前承宋金，後啟有明。儒學在元朝得到發展，出現了壹批有影響的儒學人物。許謙、胡壹桂、保八、趙采、胡炳文、陳櫟、王申子、熊良輔、李簡、董真卿、趙汸、黃鎮成、劉瑾、陳友仁、陳澔、俞臯、程端學、鄭玉、齊履謙、虞集、袁桷、楊維楨等，都是這壹時代的名儒。元人留下了不少文集，其中有大量儒學人物的碑傳，是研究元代儒學史的寶貴資料。
本書即從上述文集(也包括了明、清兩代的壹些文集)搜集元儒碑傳，匯編成帙，凡錄五百七十余人，厘為壹百五十六卷。
《明儒碑傳集》
《明儒碑傳集》壹百卷，楊世文選輯，刁忠民校點。
明代儒學，承宋元之緒，以程朱理學為正統。明太祖朱元璋即信用浙東儒生，參與謀議。稱帝前壹年，即於宮室兩廡書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以備“朝夕觀覽”（《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他還去曲阜祭孔廟，贊揚“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洪武十七年（壹三八五年）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集註，經義以程頤、朱熹等註解為準，程朱之學作為官方學術得以鞏固。明成祖也提倡程朱理學，命胡廣等采摘宋儒壹百二十家著作，編成《性理大全》，闡發理學觀點。又命纂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士人應科舉者必讀之書。《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
大體上，明代儒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明初諸帝，繼續提倡理學，作為官方學術和王朝的統治思想。明初著名儒學家有宋濂、方孝儒、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至明弘治、正德年間，王陽明遠承宋儒陸九淵的心學，倡導“心外無理”的心學，又稱“王學”，廣為流行。《明儒學案》按地域劃分，將王門學者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等六個學案，列專案敘述者六十六人。其中以浙中、江右王門的影響最大。到明萬歷以後，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開始轉型，朱學和王學都不再能控制社會人心。反理學的各種學說陸續興起。明朝亡國，士人痛詆理學或心學的空疏誤國，遂另辟治學的新徑，重新檢討宋明學術，壹時諸說並立，名家輩出，思想界再次出現“百家爭鳴”。王學流於空疏，不僅引起思想家的非難，也在經學研究中引起反動。晚明經學研究出現壹些新動向，逐漸拋棄空談心性之學，轉向考訂註疏，朝棄宋復漢的方向發展，成為清代漢學的先聲。
明代經學研究中卓有成績的是梅鷟著《尚書考異》。宋儒對《古文尚書》的真偽曾表示過懷疑。梅鷟歷舉證據，確證《古文尚書》是偽書，在當時學術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詩經》的研究中，陳第的《毛詩古音考》獨辟蹊徑，創出新局。明代經學上音韻訓詁和辨偽之學的興起，為清代漢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明代名儒輩出。如朱升、錢唐、方孝儒、解縉、胡廣、薛瑄、胡居仁、余佑、蔡清、陳琛、林希元、羅欽順、曹端、吳與弼、胡九韶、陳真晟、王守仁、呂楠、李中、馬理、魏校、王應電、黃淳耀、陳獻章、李承箕、張詡、婁諒、夏尚樸、賀欽、陳茂烈、湛若水、蔣信、鄒守益、錢德洪、徐愛、王畿、王艮、歐陽德、羅洪先、鄒應龍、張居正、程文德、吳悌、何廷仁、劉邦采、魏良政、王時槐、許孚遠、尤時熙、張後覺、鄧以贊、張元忭、孟化鯉、孟秋、來知德、張以寧、焦竑、楊慎、曹學佺、高攀龍、黃尊素等，或以講學見長，或以事功見稱，或以通經為業，對於明代儒學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明人別集、總集有大量明代儒學人物的碑傳，焦竑曾輯為《獻征錄》，是研究明代儒學的重要資料。茲復廣為搜輯，***得四百余位儒學人物之傳記，通編為壹百卷。
《清儒碑傳集》
楊世文選輯，楊世文、郭齊校點，李文澤審稿
《清儒碑傳集》壹百七十七卷，楊世文選輯，楊世文、郭齊校點。
清代儒學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明清之際的社會激烈動蕩，思想家經歷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滅亡，從亡國之痛中重新評價儒學和理學，提出不少新論說，學術界壹時呈現諸家爭鳴的活躍局面。從清初到康熙、雍正時期，平定了各地反叛武裝，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程朱理學再次作為官方學術而被提倡。但清代理學家多承宋明緒余，殊少新創。清初科舉考試，仍沿明制，以四書五經為考試內容，以程朱等理學家之疏解為標準。康熙帝頒布“聖諭十六條”，貫穿著理學家的社會政治觀點，明確規定“黜異端以崇正學（理學）”，並且包含著“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等倫常觀。雍正帝又據此補充發揮，號為“聖諭廣訓”，“意取顯明，語多質樸”（雍正帝序）。全國各地鄉村，定期宣講，力求普及於“群黎百姓”，家喻戶曉，以維持封建的統治秩序。以“君臣、父子、夫婦”為核心的倫常觀，逐漸成為普及全民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程朱理學在清代雖為官方哲學和全社會的統治思想，但在學術研究領域，與宋學對立的漢學，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蔚為顯學。
清代漢學，主要是指以考訂辨釋經書本義為指歸的古文經學。廣義的漢學，則包括了經史、音韻、文字、訓詁、金石等等領域中的考據之學。漢學註重實證，因而又被稱為樸學。清代漢學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闡，至幹隆、嘉慶時期，惠棟、戴震、錢大昕發揚光大，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達到極盛。幹嘉漢學主要分為吳、皖二派：吳派創自惠周惕，以惠棟為代表；皖派創自江永，以戴震為代表。幹嘉漢學家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發展，治學以解經為主，以漢儒經註為宗，學風樸實、嚴謹，不尚空談。古音學是幹嘉漢學研究的主要對象，通過古字古音以通古訓，通古訓然後明經義，是其***同的學術主張。
清代中後期，沈寂千余年的今文經學再次興起。今文經學在漢代曾盛極壹時，魏晉以後，即已衰絕。幹隆時又開始受到學者的註意，至嘉慶時竟然蔚為新興的學派，對思想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為嘉慶以後，以治古文經為特征的漢學漸趨衰落，而議政革新之風日漸興起，今文公羊學既可以在經學領域開辟學術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為托古改制的工具。今文經學於是又受到人們的重視而得以復蘇。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開風氣於前，中經龔自珍、魏源等人的發展，到晚清有康有為、梁啟超諸人出，以公羊學為變法張本。隨著變法的失敗，傳統儒學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清代儒學尤其是經學極為繁榮，浙、吳、皖、閩、粵、湘之區，儒學之盛，比跡鄒魯。大凡讀書講學之人，皆以著述為能，作者眾多，留傳下來的經學著作也極為繁多。因此清代儒學人物碑傳數量龐大，收不勝收。清代碑傳，有錢儀吉所輯《碑傳集》、繆荃孫所輯《續碑傳集》、閔爾昌所輯《碑傳集補編》、汪兆鏞《碑傳集三編》、錢仲聯《廣碑傳集》。此外卞孝萱編有《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也涉及到清人。收錄的清代數千人碑傳，史料價值與《清史列傳》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基本史料。這些《碑傳集》多從各種文集中采錄，基本上沒有刪改，保持了原貌。且有些碑傳還有編者的考訂、案語，對於研究傳主的生平學術有重要價值。由於清代儒學人物眾多，本次編纂《清儒碑傳集》即綜合上述各種《碑傳集》以及清人別集和其它文獻中的相關材料，側重收集名儒碑傳，凡錄傳主近壹千壹百人，分卷壹百七十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