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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筆法

《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全書文字簡略,敘事註重結果,壹般不鋪敘過程,寫法很象今天的標題新聞。例如我們熟悉的“曹劌論戰”的故事,在書中僅壹句話:“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由於這本書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是後人了解古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工具書,再加上相傳是經過孔子刪削的,所以儒家奉為經典,把它作為自己學派的教科書之壹。兩千多年來,它影響了壹代又壹代的中國人,在我國思想發展史上起到了無與倫比的作用,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的精髓。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書不再具有象孟子所說的那種轟動效應了:“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對壹般人而言,這本書的內容已漸漸顯得不夠重要,甚至感到隔膜。但這本書並沒有因此淡出人們的生活,象同為五經的《尚書》那樣,大家都不懂,因此可以原諒自己,也可以寬容別人。相反地,《春秋》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它深入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約和規範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並使這種影響日益擴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古今中外沒有任何壹部作品比它更有影響力。

使這本書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首先是因為它具有高超的表現技巧,即“春秋筆法”。歷史上,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譯文:《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夠編寫?見《左傳?成十四》。)遺憾的是,限於體例,左丘明沒有充分的展開,我們只能看到他思考問題的結果,而看不到他思考問題的過程,因而“春秋筆法”這個時期還顯得有些朦朧。到了西漢,壹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壹個結合《春秋》實例解說了這種筆法。這是壹大進步。通過這樣演繹,這種表現技巧具有了直觀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治措施的推行,這種表現技巧具有了在更大範圍內傳播的條件。只是董仲舒囿於漢初學術研究的陋習,行文多附會陰陽五行之說,因而後代不少學者把《春秋繁露》界定為哲學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筆法”被蒙上了壹層神秘的面紗。

最終完成“春秋筆法”普及工作的是晉代的杜預。他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學識淵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後世的著作是《春秋左傳集解》,此書的學術價值極高,直到今天也屬於有關學者的主要參考文獻。他在序言中,根據《左傳》的論述,結合《春秋》的實例,逐條加以解說,把這種表現技巧從經院哲學中解放出來,讓他成為民眾表達思想,溝通感情的利器,從此我們漢語的表現手法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據說,有些外國學者感嘆,區別了送氣音和不送氣音,漢語的讀音並不難;但不懂“春秋筆法”,理解漢語就難於上青天了。的確,我們漢語那些弦外之音,那種王顧左右而言他,那種沈郁委婉,真苦了那些母語不是漢語的外國人。

杜預是這樣解說“春秋筆法”的。

“壹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是也。”(為了減少閱讀障礙,我把杜預列舉的《春秋》實例,全部調換成文字通俗的事例。下同。)

第壹種不直說含意,但在具體語言環境中,意思自明。在中學教材《廉藺列傳》的“完璧歸趙”壹節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獨只壹句“引趙使者藺相如”出現了姓氏。別小瞧了這壹“藺”字,這就是“春秋筆法”。在中國,如何稱呼人,加不加姓氏,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敘事時不忘刻畫人物,這壹“藺”字寫盡了秦王前倨後恭,急切想獲得玉璧的心態,勝過了千言萬語。

又如中學教材《改造我們的學習》的第壹部分,毛澤東寫到:“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壹百多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從文章脈絡看,作者這裏通過這壹百多年來優秀人物的失敗和中國***產黨取得的偉大勝利進行對比,用來說明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他巧妙地使用了“微而顯”的筆法,明明想指出他們的“過”,卻著力在他們的“功”上做文章,“可歌可泣”壹語,高度贊揚了他們的精神可嘉,未竟之語,讀者自可補充完整:至於他們革命的結果,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這樣壹方面客觀地評價了歷史人物,另壹方面,也表達了自己對這些歷史人物的由衷的尊敬。試比較,把“可歌可泣”換成“卓有成效”“收效甚微”就可看出這種筆法的妙處。調換前者是溢美之辭,調換後者,傷人感情。

再如中學教材《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寫烈士馮鏗的那句有名的話:“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表面看來這是對馮鏗的否定。可是稍壹琢磨,妳就會產生疑問:魯迅先生不會對死難烈士如此刻薄吧。這時妳再細玩文意,才發現原來魯迅使用了“春秋筆法”,不著壹字,盡其褒貶。他否定的是烈士外在的東西,高度肯定的是烈士內在的精神。“體質是弱的”,目的是來反襯意誌是強的;容貌“並不美麗”,目的是來反襯思想品格的美麗。這樣,魯迅同時謳歌“左聯五烈士”,在寫法上卻避免了重復單調。這個例子可以作為“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最好的註腳。

“二曰誌而晦。約言示誌,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

文字並不復雜,但表達的意思卻很隱晦,人們通過用詞的不同,努力去獲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例如“張三視察了某地”,我們從中可以推知,張三是位有壹定級別的領導,某地是他的轄區,從某地的性質可以推知他主管的範圍,他來到某地是工作的需要,也許預示某種敏感的事件將要發生等等。又如“雙方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坦率的交談”。“坦率”意味著雙方存在明顯的分歧,各執壹詞,互不相讓,並且可以推知,雙方有妥協的可能性,但離預定的目標有很長的距離,不排斥事態會進壹步惡化等等。又如中學教材《內蒙訪古》中,談到趙長城時,作者寫到:“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著壹個孟姜女,控訴這條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在這裏,作者用了壹句“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擴大了句子的容量,增加了許多附加信息,鮮明表明自己的觀點。作為歷史學家,坦言自己不知孟姜女何許人也,可見此人純屬子虛烏有。從邏輯上講,她的控狀自然不能成立。作為攻擊秦始皇的主要“炮彈”都不能成立,那麽對秦始皇就有個重新評價、重新認識的問題。這樣後面謳歌趙武靈王就來得自然流暢了。許多年輕教師講到這兒只覺得好,但就是無法從理論上進行解說。現在引入“春秋筆法”這個概念後,這個問題好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借許田之類是也。”

這是指避諱。從《春秋》始,避諱在中國逐漸發展成為壹門學問,個中玄妙,絕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明白。舉個有趣的小例子。“原來”在唐宋前壹直寫成“元來”,明朝建國後,鞏固政權是頭等大事,統治者最擔心的就是“元來(元兵卷土重來)”,普通民眾對元朝歧視漢人的政策深惡痛絕,自然也不願意“元來”。這樣上下壹心,“元來”自然地成為“原來”。恭維別人,其實也是避諱的壹種曲折表現,避開妳最不願聽的話,說些妳最愛聽的話,自然關系就顯得融洽了。再舉個有趣的例子。古代禦醫,官至五品,正好夠“大夫”這壹級別。後代稱呼醫生為“大夫”,最初就含有恭維的意味:您的醫術太高明,夠格給皇上看病。久而久之,就成為天下醫生的通稱。至於這種現象為什麽沒有出現在其它行業,只能說明語言的演變還有許多奧秘需要我們進壹步探索。

以上三點,是“春秋筆法”的部分內容。這些當初的高超表現技巧,今天已為人們所熟知。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中國人都是運用“春秋筆法”的大師,區別只是在於自覺與不自覺,好與不好的程度上。這同時也可說明,壹種高超的表現技巧,壹旦為大多數人所掌握,它就只能算是壹種基本技能了。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這是指照事實錄,不加掩飾。作者給讀者提供足夠多的客觀事實,引導讀者作出作者預期的結論。由於作者沒有鮮明地表明觀點,又由於事實是客觀的,再加上結論是讀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擊力極強,使受攻擊者處境極為尷尬,想辯解都不知從何下手。這裏提供壹個巧妙使用“春秋筆法”來狠狠打擊敵人的實例。現代史上的“三?壹八慘案”發生後,劉和珍等人慘遭殺害,魯迅非常悲憤,他迫切希望全國人民能迅速覺醒,認清劊子手的真面目,於是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壹文。他談到烈士們遇害時,寫到“其壹是手槍”,又寫到“從背部入,斜穿心肺”。這裏羅列的事實是客觀的,反動派無法否認的。讀者根據這些事實邊閱讀,就邊開始作出自己的判斷:“其壹是手槍”,那麽其二、其三是什麽?長槍。官配手槍,兵帶長槍,有官有兵,說明是有預謀的。“從背部入”而不是從正面射擊,屬於偷襲,自然是場大屠殺。於是讀者對“三?壹八慘案”就作出了自己的結論:這是壹場有預謀的、屬於偷襲性質的大屠殺。壹個政府到了連殺人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時候,就離滅亡不遠了。讀者得出的這個結論正是魯迅想說的話。只是魯迅當時身處那種險惡的環境,他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能象讀者那樣去直接控告執政府。為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打擊敵人,他就巧妙地使用了這種技巧,在這場戰鬥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裏我們還原歷史的真實:執政府的衛隊是個手槍團,所有的衛士全部佩帶手槍;衛隊與遊行隊伍垂直相遇,發生了沖突,子彈射擊的方向自然會有違常理。可以比較壹下,如果魯迅按照壹般的寫法,詳細完整記敘事件的全過程,文章的效果又將如何?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仁,欲蓋而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好人就應該讓他名垂青史,惡人就壹定要把他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從《春秋》始,中國文人就有壹種極強的責任感和是非觀,即使因此受盡磨難,雖九死而猶未悔,留下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在中學教材《五人墓碑記》中,張溥就非常嫻熟地運用了這種筆法。魏忠賢生前修造生祠,顯然希望名垂千古,於是作者偏偏不稱他的名字,而只以“魏閹”“大閹”呼之;而被殺的五人,雖然“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由於他們能夠“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作者認為他們應該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跡,所以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五人的名字:“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這樣作者就非常輕松地達到了懲惡而勸善的目的。

又如中學教材《指南錄?後序》。文天祥寫這些詩文的目的,他說的清楚明白:“使來者讀之,悲予誌焉”,說白壹點,就是準備流芳百世。在這篇序言中他介紹了自己不得為而為之的慘烈遭遇,同時也把賣國賊拉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梳理全文,妳發現只出現了兩個人名:呂師孟、賈元慶。文天祥認為正是由於這兩個人,“國事遂不可收拾”,他們是亂臣賊子,千秋萬代後也不能讓他們逃脫懲罰。所以他在自己的詩文裏記下了他們的名字,讓他們背上千古罵名。文天祥的目的終於達到了,今天在我們緬懷那些誌士仁人的時候,我們腦海中不時也會浮現出壹些代表著罪惡的名字。這就是“春秋筆法”的功用。

說到這裏,有關“春秋筆法”的話題我們可以告壹段落了。由於這種筆法博大精深,這篇文章難免掛壹漏萬之譏,大家絕對不要認為這就是“春秋筆法”的全部。分解開來看,這種筆法的部分內容已為人們所熟知,但也有部分內容,人們還不甚了了,我們有責任使之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