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原有釋義及其缺陷
以往對“國學”的釋義，大致有以下幾種：
1、“國學”即“中學”
這壹釋義與清朝大員、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等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關。但因有“西學”壹說而提出與之對應的“中學”並不周全，因為與“中學”相對應的概念應是“外學”，而“西學”則僅僅是“外學”中壹部分，並不能涵蓋日學、印度學等等所有“外學”。另外，因世界各國學校壹般都有大、中、小學之分，用“中學”這樣的概念，也很容易在壹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誤解。
2、“國學”即“國粹”
這壹釋義，是針對“中學”提法太籠統、寬泛而另提出的。
但顧名思義，“國粹”即國家學術文化之精粹。“國學”與“國粹”不論外延或內涵其實都不壹樣，硬把兩者等同起來，無疑與事實不符：因為“國學”並非壹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國學”與“國粹”等同，要麽名不副實，要麽等於把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以外的內容排斥在外，又因人們對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之理解不盡相同，自然就很難使“國學”的內容及其解釋規範化。而在實際操作上，這樣的釋義也行不通。主張這壹說法的人，實際上認為中國傳統學術壹切皆“粹”，因而把傳統學術壹籃子兜進了“國學”的筐子裏。
3、“國學”即“國故”
這壹釋義，是針對“國粹”壹說太籠統，又鑒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並非壹切皆“粹”而提出的。這種提法曾經被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所認可。“五四運動”時期的“舊派”、“新派”“國學”家們，幾乎都使用過“國故”壹詞。1919年初，新舊文化激烈交鋒，北大較保守的學者創辦《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雜誌撰文，針對“抱殘守缺”、“追摹國故”的傾向而提出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整理國故”。所謂“整理”，並非限於考證、訓詁，還包括了評判價值、探尋因果。他們既以現代觀念發掘、闡揚古學，又強調清理“國渣”，打倒“偶像”。
曾經將“國學”、“國粹”和“國故”並用、互換的章太炎，後來覺得“國故”比“國粹”妥帖，便把其闡述“國學”的第壹部著作名之為《國故論衡》。甚至有人用“國故”取代“國學”，並發起了“整理國故”的運動。
4、“國學”即“即中國固有之學，系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亦即“中國學”
這壹釋義，是針對“外國學”而言的。
這壹釋義，起初當以章太炎和鄧實等表述得比較明確。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並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他認為：“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又說：“夫壹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為最宜，有獨立之文辭，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誌於其壹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茍不爾，則不能立於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
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壹國固有之學，並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系在壹起了。對此，《國粹學報》主編鄧實表述得更加明確：“國學何者？壹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壹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壹國者也。
“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其愛國，無不知愛其學也。”
既然“國學”是“壹國固有之學”，而中國是個有諸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那麽，把“壹國固有之學”理解為“中華民族固有之學”，似更妥帖。
“國學即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這壹釋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成為“國學”的通常定義。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國學”壹詞的解釋就是沿用了這樣的定義：“稱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
這可以說是自清末民國初至今，壹直沿用下來的比較通用的定義。
張岱年先生在其所編纂的《國學通覽》所作的序中，這樣寫道：“國學，亦稱中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簡稱。”
張先生既沿用了百年來通常的說法，卻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鑒於《國學通覽》所涉及的內容比人們所理解的壹般文化層次較深之故。但張先生在應序中又使用了“中國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統之壹”，“現代的中國人應對於傳統文化有比較明晰的認識”這樣的用語，說明張先生並非排斥“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文化”壹說。
通觀上述原有關於“國學”的釋義，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國學”與“中國學”等同，並視為“中國學”的簡稱，容易引起歧義：因為“中國學”既可以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為研究對象，也可以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尤其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中國經濟和社會令世人矚目的發展，以整個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學”在海內外勃然興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國學”來泛稱“國學”。
其次，“國學”的原有釋義是從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談不上“定義”，只不過是壹種通常的說法，就好比把張家的物件說成“張家物”，把中國的學術說成“中國學”，再簡稱壹下罷了。從外延上來界定、釋義“國學”，由於把“國學”的研究範圍或對象與其定義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時導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壹、若按《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編目排序，那麽，“國學”著作汗牛充棟，實難盡述，無論對於研究者和學習者而言，無異等於作繭自縛；而若擇其要者闡釋，則見仁見智，很容易導致眾說紛紜，難於體現壹個學科（學說）的嚴謹性；
第二、若按歷史順序來講述或闡釋中國的學術文化，則冗長不說，更重要的是難於同哲學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導致見仁見智、掛壹漏萬等弊端。
因此，現今廣為流行和講授的某個學說，很少再有這樣釋義，而幾乎都是從內涵上予以釋義。所以，必須改變從外延上對“國學”釋義的傳習，而宜從內涵上另加釋義。
二、 重新釋義“國學”
鑒於上述缺陷，有的學者嘗試從內涵上重新釋義《國學》，如宋定國教授在其《國學三部曲》（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這樣的闡釋：
“國學”是“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的國內簡稱，是研究中國即中華民族之傳統學術文化之源、流及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為目的的科學。
這壹釋義明確了以下幾點：
1、“國學”作為“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之簡稱，不僅包括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導地位的、為各個民族所***有的傳統學術文化，還應包括漢、滿、蒙、回、藏等各個民族所特有學術文化。這樣，就與清末民初所談論的“國學”區別開來：當時所說的“國學”不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學術文化，而且提倡“國學”最積極的“國粹派”，還有強烈的排滿情緒。同時，這壹釋義也與海外所稱謂的“漢學”區別開來：海外人士所說的“漢學”有時泛指中國學術文化，正如他們把“漢文”泛指“中文”，把“漢醫”、“漢藥”泛指“中醫”、“中藥”壹樣。
2、“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源、流；
3、“國學”所著重揭示的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
4、“國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的進步和發展。
這壹釋義所揭示“國學”之內涵，剔除了原來僅從外延上加以釋義之局限性。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壹釋義有違“國學”提出之初衷。
“國學”當初提出時確實沒有面臨像今天這樣的形勢，甚至可以說大相徑庭：當時所面臨的“滅種滅族”的危機，與今日所面臨的“和平崛起”的形勢，恰成鮮明的對比！因此，以這樣的釋義來突破其初衷，則正是適應了時代進步和形勢變化之需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學”突破原來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用壹個“籃子”壹股腦兜起來的簡單作法，而引導人們不僅要用壹個籃子把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兜起來，而且著重研究籃子裏所兜的東西的源、流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並使人們在了解其規律的基礎上，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我國和世界學術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所以，這樣做不僅不是、也決不會貶低“國學”，而且恰恰相反，把“國學”置於本該置於的恰當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類的學林中占有本應具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