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語文學科教育發展史上有哪些學者

第六章 明清語文教育 概說 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繁榮到衰落的轉折期，從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至，凡543年。這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期，也是中國傳統蒙學教育集大成的時期。 明初統治者已認識到教育對於國家的重要作用，確定了“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文教方針。建國之初就大力發展學校教育事業，從京師到郡縣直至農村地區，建立了遍布全國的學校教育網絡。清朝的官學制度基本上是沿襲明制，分為地方和中央兩類。中央主要是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書院。此外的義學、社學、私塾等伴隨著民間的搜書、藏書和編書的風行也愈來愈昌盛。在教育和文化繁榮的大背景下，傳統語文教育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明清的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鉗制士人外，還用科舉來誘導知識分子使其就範，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統治者通過科舉網絡人才以供其驅使，知識分子也期望得到統治者的選拔和任用，因而科舉成了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壹件大事。這時期對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損，形成了壹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學風和教育制度等產生了極大影響。久而久之，學校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其教學目標與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系。學校教育圍繞著科舉考試進行，導致教學內容越來越空疏、教學方法愈來愈程式化。同時科舉制度也越來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這種“假、大、空”的文風對明清的教育和學風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到了清初，統治者已意識到這壹點，開始對科考內容和方式予以改良，並崇尚實學。 第二節 閱讀教學 閱讀教學十分復雜，也非常重要，這壹時期不管在閱讀教材的編寫，還是在教學方法的探索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壹時期人們對閱讀教學的認識逐步深刻，正如李國鈞在《明清蒙學教育述評》中說：“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有兩個困難要解決，即內容和語言的問題。在語言方面，是書面語言跟口頭語言的分家；在內容方面，由於中國歷史悠久，要讀古書，須記憶相當的名物制度和典故。同時古人的思想和經驗與兒童的生活也相隔甚遠，這更加對文章的內容不易理解。還由於閱讀教學這壹環，有承上啟下的任務，既得鞏固和擴充識字，又須從識字教學向閱讀寫作教學過渡。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不但要求教學的方式方法得多樣化，而且教材的選擇也甚為重要。”[4] 壹、閱讀教材 當時的蒙學讀本除了傳統的“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詩經》、《禮記》、《尚書》、《易經》、《春秋》）、乃至“經、史、子、集”外。明清學者特別是蒙學家們編出了壹些適應蒙童們閱讀的淺易教材。 （壹）《古文觀止》，清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選編，***12卷。本書選取了自先秦到明末二千多年間的***二百二十二篇文章，是壹本不可多得的散文選集。這些文學性和思想性俱佳的文章多是歷代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能顯示出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大致脈絡。從文體上講，選文以散文為主，兼收駢文和韻文，但不選商業和科技方面的。體現了重農輕商，重思辨輕實踐的思想。其編排以時間為經，以作家為緯，打破了過去文選讀本的框框，是我國文選型語文教材編撰史上的壹大突破。選集中的作品，重《史記》輕《漢書》，唐代以韓、柳為大家，宋代以歐、蘇為重點。淺顯且易讀易記的文章，再配上為世人所稱道的精當評點，本書很快就流傳開來，並對後世的語文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古文辭類纂》，清桐城派學者姚鼐歷時40年編定，為桐城派重要讀本。自兩漢到明末，幾乎各類選文都有選錄。全書***75卷，按文體分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辭賦等十三類。每類都有壹個序目，其對各種文體之源流敘述甚明，對教學很有幫助。至此文章選編型的語文教材已基本成熟，對後世產生了莫大影響。後人就根據此類編寫體例，清人黎庶昌選編了《續古文辭類纂》，曾國藩選編了《經史百家雜鈔》。《經史百家雜鈔》***26卷，較多地選編了有益於實用的經史百家作品，這是其與《古文辭類纂》的最大區別。 二、閱讀教學方法 這時期的閱讀教學吸收前代的成功教學經驗，充分兼顧蒙童的心理特點和日常經驗，形成了壹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成功的閱讀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五節 語文教育思想 當時的學者們對以前的思想、學術、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此過程中，對以語文教育為主體的傳統教育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有些是自覺的，也有些是不自覺的），這些思想有的是專門的著述，有的散見於有關學術著作中。 壹、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號陽明，浙江余姚人，明中葉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心學”為基礎，從“致良知”和“知行合壹”的哲學思想出發，提出了“學以去其昏蔽”，即要發見學童本身所具有的“良知”的教育思想。同時兒童的“良知”保存得最多，兒童是最容易教化的，故特別重視兒童教育。以其鮮明的“反傳統”姿態，對此後教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其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簡稱《訓蒙》）和《教約》這些教育著作中。主張在教學中蒙師要根據學童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對學童施以“歌詩”、“習禮”和“讀書”的教學，具體規定了教學的內容和方法。 （壹）《訓蒙》規定了教學的具體步驟，首先對兒童要“誘之詩歌”，使其“精神宣暢、心氣和平”；其次要“導之以禮”，使其“心地純正、儀表堂堂”；最後要“諷之讀書”，使其“存其心、宣其誌”。兒童通過詩歌的誦讀，不僅能激發其意誌，還能使其情感得到合理的宣泄，這有助於消解內心的煩惱和郁悶，對於學童的道德情感和美感的培養有關鍵作用。即如書中所講：“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誌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10]接著進行禮儀教育，可以使學童養成威嚴的儀容，也有利於鍛煉其身體。習禮應與歌詩教學結合起來進行，把單調枯燥的習禮教學寓於情感宣泄的樂教之中。最終還是要誦經習典，主要是儒家經典。通過經書的閱讀，有利於增長兒童的知識，開發其智力，還有利於培養兒童的道德觀念。即如書中表述的：“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誌也。”[11]他還倡導了新的教學方法，批判了舊教法不顧學生身心特點的弊端，強調教育兒童壹定要適應學生的性情。他認為兒童“樂嬉遊而憚拘檢”，故教學時必須順應兒童的身心特點，這才能使兒童不斷長進，獲得全面的發展。 （二）《教約》是對教學的壹些原則要求，規定了教學的具體步驟和學習課業。如對歌詩的要求：“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即讀詩時，要“整容”、“定氣”、“朗聲”、“節調”，不要放蕩、急噪和恐懼。這樣練習久了，就能在學習中精神宣暢、心平氣和。授書的原則：“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壹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而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壹誌，口誦心惟，字字句句，演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從而提出了授書的原則：貴精熟。書要讀得精，要讀得熟，這是最重要的教學原則。還提出了講課的方法：壹曰量其資稟，要根據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壹曰專心壹誌，把書放到心內，勿使心到書外；讀書時要字字響亮，句句分明；且要反復推敲，虛心體會。用這樣的方法讀書，最終定會心領神會，心胸開闊。本書的最後，概括了教學的主要內容和步驟。即：“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教，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他把教學分成三個階段，壹是復習檢查，二是鞏固與準備，三是上新課、即誦書和講書。由此可見，這種課時安排的方法，註意了兒童身心的特點，不斷變換學習的內容和方法。 二、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明末參加東林黨反對宦官專權，明亡組織軍隊抵抗清軍入侵，晚年隱居著書，先後在幾所學院講學授徒。《明夷待訪錄》是其代表作，其中的《學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集中體現了其鮮明的民主教育思想。《學校》著重論述了學校的重大作用，強調學校必須將講學和議政相結合，即“公其非是於學校”。這樣學校既是培養人才、傳遞文化的機構，還是議論政治利弊的場所。《取士上》、《取士下》專門論述了考評人才的標準。深刻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危害，如“科舉盛而學術衰”、敗壞學風等，並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取士八法”。此外還有《留別海昌同學序》、《廣師說》、《續師說》等，也論及了很多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具體到語文教育方面主要有以下幾點：如下觀點：壹曰因人而進：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施教。教師平時要考察學生的誌向，關註他的行為以熟悉、了解學生，從而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針對學生的特點，采取各種不同的方法。二曰施之有序：教學應貫徹循序漸進的原則，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穩步前進、逐步提高，這是由學童能力發展的客觀實際決定的。他同時主張學習語文需要經常溫習，指出“學而不習，習而不常”，是學習者常犯的毛病，善學者應克服之。三曰學思相資以為功：“學”要虛心學習前人的經驗，以豐富自己的學識；“思”要獨立思考、敢於創新，充分發揮學生的聰明才智。他認為學與思，二者應緊密結合，學與思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壹個人的學識越豐富，思考就越全面。學生在思考的過程中產生了問題，這就會促使學生更發憤的學習，從而深刻地揭示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四曰啟發主動性：學童在學習的過程中，要啟發學習者的自覺性。教師教得好，學生不壹定學得好，學習的關鍵在於學生的“自得”、“自覺”。“善教育者必有善學者，而後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之以所進之善，而進之之功，在人之自悟。”[13] 同時，他還指出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求教師既要熱愛教育工作，還要具有廣博的知識，才能為人師表。具體地講有以下幾點：第壹、教師對待教學工作，應該孜孜不倦、堅持不懈。教師要樂於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精心培育人才。第二、教師的職責是對學生傳授知識，講明道理。這就要求教師自己要有淵博的學識，深刻地領會所教的知識。教師在教學的同時，更要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的思想修養和文化水準。第三、教師要以身作則、為人師表，以自己的高尚行動來教育和影響學生。教師的壹言壹行都對學生產生深刻的影響，故教師在日常生活中要嚴格要求自己，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 五、顏元（1635—1704年），字易直，號習齋，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既反陸王心學，也反程朱理學，《存學篇》是其教育方面的代表作。他發展了荀子、王充等人的唯物主義思想，強調教育應順應人的本能要求，促進人的個性發展。《存學篇》說：“數子十過，不如獎子壹長。”他以性善論和實踐觀為出發點，批評宋學的空疏，漢學的繁瑣，玄學的空談，釋老的虛無。他主張壹切學問離開實用即無價值，要教授經世致用之學。教法上反對記誦的教育，強調實習和習行的重要。“為學為教，用力於誦讀者壹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14]這裏的“習”是實習和練習，“行”是實行、實踐，習行是在實習中求知能，在實行中求應用。這些主張在當時趨向於極端，不能為壹般士人所接受。 具體到語文教學，主要主張是，教學生以“禮、樂、射、禦、書、數及兵、衣、錢、谷、水、火、工、虞”等經世之學，同時要重視有關語文的“習書”、“講書”、“作文”等技能、技巧的訓練。如對習書的規定：“每日飯後，字半紙，改正俗，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重視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強調讀書貴在精熟，並提出了具體的讀書方法和要求。強調寫作訓練：“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具責。”題目的選擇不拘於四書五經中，擴大了選題的範圍；寫的文體不拘泥於八股文，可以培養學生經世致用的能力，也有利於激發學生寫作的興趣。 六、曾國藩（1811—1872），字滌生，號伯涵，謚號文正，湖南湘鄉人。學術上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並重，著述後人輯為《曾文正公文集》。教育上主要貢獻在家庭教育方面，其中諸多觀點對語文教育實踐影響很大。既有關於看、讀、寫、作的，還有關於寫字、書法的，更有關於待人處世的、修身養性和興國治家的。所謂“看”，即今天的“略讀”，“瀏覽”；所謂“讀”，即今天我們說的“精讀”，“講讀”，“鈔讀”；所謂“寫”，是指寫字、書法；所謂“作”，是指作文、寫文章。主要有以下幾點： （壹）讀書方法的指導，主要觀點有四：壹曰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缺壹不可。即這四者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二曰涵詠體察。讀書要聯系親身經歷，深入體驗，以求真正地理解和體悟。三曰讀書須選擇。經過選擇決定要讀的書，就要精思熟讀。四曰做讀書筆記。要在理解所讀的書的基礎上，認真作讀書筆記。 （二）對於寫作方法的指導，主要觀點有五：壹曰讀寫結合，互相促進。讀和寫的關系很密切，讀是吸收，寫是傾吐。學生只有積累多了，才會寫出好文章，這道出了讀與寫關系的真諦。二曰多作常作，敢做“逼作”。作文要經常寫，同時自己要敢於“逼”自己作文。三曰作文應以模仿始，但不能刻意模仿，力求在模仿中有創新。四曰註重積累詞匯。平時在學習中，要吸收詞匯，並牢記在心，作文時才能才思敏捷，得心應手。五曰註重作文的思路和氣勢。作文應將氣勢展開，才能寫出好文章，同時註重訓練寫作時作者的思路。 （三）關於寫字、書法的內容在《家書》中也很多，有關於臨帖的、描摹的；有關於間架、門徑的；有關於筆力、氣勢的；有關於神理、法變的；有關於態度、毅力的。《家書》中講的這些都是曾國藩的切身體會，有的對初學書法的人很有幫助。所說：“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位置，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如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月星河也。爾有誌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15] 七、崔學古，清代著名的蒙學教育家。主要教育思想體現在其代表性教育著作《學海津梁》，《幼訓》，《少學》中，這些也是他長期從事蒙館教育的經驗總結。他提出教育理論觀點很多，如對於教學環節的處理，課內外的關系等問題都作了深入的論述，提出了精辟的見解。 （壹）《學海津梁》，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是在其作文教學的指導上。主要提出了以下幾點：壹曰以讀促寫，以讀悟寫。他認為精讀了某壹類文，真正理解了這類文章的特點，學者在寫作中必然會具有某壹種風格，故主張把讀與寫結合起來。在研讀的過程中，找出文章之精髓，發現寫作的規律，遷移到自己的寫作中。二曰明確作文的要求和構思的方法。作文的具體要求是：“造意要起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16]同時註重文章的整體構思，要確定好文章的主旨，定好文章的基調，把握好文章的重點。三曰在煉字、修辭上下功夫。他認為煉字、修辭是寫文章的基本要求，應有意識地進行嚴格的訓練。他說：“壹字粗，即壹句不雅；壹字腐，則壹句不新。作文知煉字，使觀之如明霞散錦矣。”四曰改文要順乎學生的資質，助其發展。改文應符合學生的寫作心理，按學生學習作文的程度、素質和水平批改學生的作文。改文不僅要修改文詞，更重要的要修改文意。好的文章應是文詞典雅、文意高尚的統壹體。 （二）《幼訓》，***有28卷，是崔學古長期教學的經驗總結，對讀書、識字、教書都作了精辟的論述。對讀書的要求是：“毋增、毋減、毋復、毋高、毋低、毋疾、毋遲。”讀書應根據實際的情境，選定適當的方法。識字教學可采用紙上識字、書上識字兩種方法。通俗地講紙上識字，就是今天的卡片識字；書上識字，就是字不離詞、詞不離句的隨文識字法。首先要紙上識字，即集中識字；然後就要隨課文分散識字了。對教書的要求是：“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壹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壹字，則茫無以應也。”[17]旗幟鮮明的反對老師單純的講授，主張應讓兒童反復誦讀琢磨地學習。同時主張讀書方式的多樣化，要求教師在講讀的過程中，要領讀、範讀、背讀、默讀、朗讀、追讀等多種讀書方法並用。本書另壹可貴的地方是提出了詩歌教學的原則和方法。對容易理解的詩句，淺顯地解釋壹下就過去了；對於難懂的詩句，要用打比喻的方法，聯系學生的生活實際，重點進行教學。同時誦讀貫穿始終，先分步讀，再朗聲讀，最後才是解釋詩文。 （三）《少學》是壹本主要論述八股文做法的作文指導書，分為督責初功、開示路數、八法、五要、四十字決、行文變化六部分。鮮明地提出了讀書、作文的方法。壹是關於讀書的：“凡讀文，亦可略仿讀書法，探讀數遍，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明後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書時，提壹句，責令自講，講後再讀，熟後再溫。得趣全是涵泳。”[18]在此涉及到了“探讀”、“熟讀”、“溫讀”的讀書法。所謂“探讀”，就是了解文章大意的讀，以求掌握文章的全貌；所謂“熟讀”，是在把握文章大意的基礎上，反復的讀，讀出感情、讀出味道；所謂“溫讀”就是今天的評價性閱讀，是閱讀的高級階段，在熟讀的基礎上反復的讀，最終獲得審美的感受，陶冶人的情操。二是關於作文教學提出了著名的六忌說：“蓋小題所最忌者：壹曰枯寂，枯畝寒鴉，不如千紅萬綠也。壹曰深晦，蘭生谷底，不如芝產彤庭也；壹曰質實，閭閻樸地，不如海市蜃樓也；壹曰澀滯，寒蛩唧唧，不如流鶯百囀也；壹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橫峰側嶺也；壹曰方幅，長槍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19]即學生在作文中要克服枯燥、模糊、平實、不通、直接、寬泛的毛病，做到有虛有實、文脈通順、章法得當、過渡自然、寫出新意，長久這樣堅持下來，就能寫出好文章。 八、唐彪，字翼修 ，浙江蘭溪人，大約生活在明末崇禎至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曾任會稽、長興、仁和等地訓導，明末清初的蒙學教育理論專家和語文教學法專家，也是我國歷史上第壹位研究蒙學教育和語文教育的學者。代表作《家塾教學法》是專門研究家塾語文教育和探討讀寫教學規律的，也是我國歷史上第壹部專門研究蒙學語文教育理論的專著。包括《讀書作文譜》和《父師善誘法》兩部分。 （壹）《讀書作文譜》是探討私塾中讀寫教學規律的理論著作，也總結了他寫八股文的經驗，***分十二卷。分別介紹了識字與習字、閱讀、寫作等方面的教學要求和方法。第壹卷談讀書作文的“根本工夫”,即教學目標，包括“學基”、“文源”、“讀書總要”三節。“學基”論學習的根本出發點，“文源”論學者的修養問題，“讀書總要”論讀書的方法和技巧。書***分五類，各有其特定的讀法和註意事項。第二卷介紹常用的閱讀方法，如書文標記法、圈點法、評註法，看書會通法，看書分層次法等。第三卷談求學之道，介紹了學習時應註意的壹些原則問題。如提倡“優遊漸積法”，就是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日積月累的學，漸至止境；“學有專攻深造之法”，即要學有專攻，才能有所建樹。第四卷談寫字、書法，包括壹整套執筆、運腕、運指之法，以及基本的用筆技巧，很值得我們借鑒。第五卷主要講讀文章與做文章的方法，主要探討的是八股文的讀法和作法。如對讀文提出的要求：文章要分類讀，讀文不能專讀壹體等。第六卷談分文體寫作，主要是作八股文的技巧。同時還講了修辭方面的知識，很有可取之處。第七卷談古文、時藝兩種文章的作法技巧，比較細致地講作八股文的技巧。第八、第九兩卷專談八股文的各種命題形式和寫作程式，並提出了相應的寫作策略。第十卷論古文評論，先分評傳世的名家名作，後在歷史的流變中進行總評。第十壹卷講了科舉考試的常用體裁和四十五種制藝的實用文體寫作的方法和技巧，反映了唐彪經世致用的先進思想。第十二卷介紹各類詩體的來歷和特點，主要是引用前人的觀點，但也進行了簡單的整理和歸納。總而言之，本書把蒙學教育中的許多問題系統化和理論化了，是我國歷史上第壹部專講蒙學教育的理論專著，其巨大的學術價值和獨特的歷史意義是永不能磨滅的。 1、先進的識字和寫字教學觀。識字教學是古代蒙學教育的基礎，讀書作文都要以識字為根底。書中首先介紹了識字的方法。其壹是集中識字法。在《父師善誘法》中指出：“初入學半年，不令讀書，專令識字，尤為妙法。”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先認壹千上下的字。其二是比較辨形法。漢字有很多形近字，兒童在認字之初區別它們有困難，故要比較其異同，才能提高識字的準確性。即“教蒙童泛然令認字，不能認也。凡相似而難辨者，宜拆開分別教之”。其三是復認法。學童認字快，但忘得也快，識字時要常常復習。即“將認過之字，難記者，以厚紙鉆小隙露其字，令認之；或寫於他處令認之” 。寫字技巧訓練包括執筆方法訓練、筆順訓練、臨摹訓練等。書法能力的培養包括執筆法、運腕運指法、基本筆畫的用筆法等。特別指出蒙童要用心練習寫字和書法，以求得最佳效果。 2、優化的閱讀教學觀。首先提出了閱讀教學的目標，把“擴充才思”即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作為閱讀教學的出發點，同時把“流暢筆機”即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作為閱讀教學的直接目標。接著規定了閱讀教學的內容和選材原則，主要有三條：其壹是“精讀”和“博覽”的關系，這是從閱讀的廣度上說的。多讀以開眼界、以廣見聞；同時要精讀幾本書，而且好文章要經常讀。略讀時要分門別類的讀，不可只讀壹體壹家之書。其二是“精思”與“泛觀”的關系，這是從閱讀的深度上說的。書要精讀，這樣才能以壹當十，讀壹篇有壹篇的收獲。其三是閱讀的內容要因人而異，這是從個別教學方面說的。老師要根據學童的稟賦和氣質，因材施教，選擇恰當的教材讓學生學習。蒙童所讀的教材要顧及兒童的心理特點，所讀文章要適應其興趣。其三是塾師可以修改閱讀的內容。古人的文章是為表達其情致和思想而寫作的，有些並不壹定適合兒童學習，因此老師要修改古人的教材，使其適合兒童的閱讀。這在教材編撰史上開了可以對選文改編的先河，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在此之前，只是壹味的選編古人的好文章，而唐彪主張對入選的文章根據學童的程度和特點進行改編，這是很有意義的。最後提出了閱讀教學的方法。即精讀的書壹定要熟讀精思，化成自己的東西，讓學生切實掌握好。在教學中要註意講授與提問的關系，他認為學習者只有肯於並善於發問，學習才有長進。同時主張師生間相互駁問，老師可以問學生問題，學生也可反問老師問題，通過師生的質疑問難以求得學力的增進。 3、樸實的寫作教學觀。唐彪主張寫作教學應與閱讀教學結合起來進行。即“勞於讀書，逸於作文”。作文教學強調模仿，即從範文的學習中體悟作文的技法規律。《讀書作文譜》中說：“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於所讀之文之工拙，用不離乎體也。”下面提出了寫作教學的原則：其壹是讀寫結合。閱讀與寫作雖各有特點，各有其獨特的功效。閱讀是吸收，寫作是傾吐，在教學中要讀與寫結合，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為可貴的是，他認識到作文訓練是個過程，故必須循序漸進地進行訓練。每種文體有每種的特點，各有其特殊的訓練程序和訓練方法，因此要分文體進行練習。其二是多讀多寫。作好文章的關鍵是要有積累，包括生活的積累、學識的積累等。“學識淺狹，胸中不富，作文無所取材，文必不能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