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化論吧發這個文章，似乎有些弱，誰不知道“進化論”是達爾文說的啊？那麽今天我要給大家壹個驚訝，達爾文從來沒有說過“進化論”這三個字。呵呵，有人說我再玩文字遊戲了，達爾文又不懂中文，怎麽會說這三個字，那我告訴他，達爾文本人也沒有用英文表達過任何類似“進化論”的字面意思，今天英文的“進化”為evolution，但從詞源來看，翻譯成演化、發展更合適，而且就是這個詞，達爾文也不是很認同，他本人使用“有變化的譜系”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來描述這個物種的動態過程，而這個動態過程本來就不是達爾文理論的核心，而只是借助這個過程來闡明生物世界的多樣性和適應性。《物種起源》書名的全稱基本上包含了其理論的核心：《依據自然選擇或在生存鬥爭中適者生存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盡管進化的機制和細節隨著科學研究被不斷修正，但這壹理論核心仍沒有被撼動。
既然達爾文沒有說過“進化論”，那麽是誰說的？我們可以回顧壹下中國引進進化論的歷史，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政論文章《原強》，初步介紹了達爾文的理論，同時著手譯述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並於1897年將其部分翻譯節選（主要是介紹達爾文思想的章節）附帶個人議論發表成為《天演論》，從這裏看出，嚴復將達爾文理論定名為“天演論”，這個名字雖然不能完全反映達爾文思想，倒還沒有重大誤解。但嚴復夾譯夾敘的內容中，已經包含了不少對達爾文思想的誤解：“嗟夫！物類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間，間不容發。其種愈下，其存彌難，此不僅物然而已！”其中已經將“適者生存”替換為“強者生存”，並將生存競爭原理引申到人類社會——這恰恰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所要反對。
根據我所能查詢到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中國人第壹個明確說出“進化論”這三個字的，是19世紀末中國的壹個大牛人——梁啟超，以下節選1902初他發表的《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八曰達爾文之進化論。前人以為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壹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於文明。.............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壹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壹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裏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
可以看見，進化論這三個中文字在梁啟超那裏啟用。沒看過壹章《物種起源》的梁大牛似乎已經升華完善了達爾文思想，並言之鑿鑿地將其擴展到政治/宗教/風俗，儼然現代廣義進化論的始祖。當然，梁大牛看的達爾文也是二手的，早有研究表明，在20世紀初，梁啟超所接受的“西學”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響，現在用英日詞典翻譯“evolution”會得到“進化論”，他寫上述文章的時候，正流亡日本。原來始作俑者，日本人也——至於日本引進達爾文思想的歷史，我就沒有這個考據能力了。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可謂多災多難，國家積弱難返，飽受列強欺淩。落後挨打的現狀，導致全國上下都抱有“變則強、不變則亡”的信念。嚴復和梁啟超都不是受過訓練的自然科學工作者，而是渴求改良的社會活動家，乍壹接觸達爾文思想，看到了壹個“變”字就欣喜異常，還沒有理解理論核心，就急忙將其引用為變革的佐證，因此他們在向中國引進達爾文思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曲解，遺憾的是，這壹曲解直到今天還反映在我們對達爾文思想的命名上，由此引申的“從低級到高級”的誤解甚至還存在於許多生物教科書中，誤人無數。
了解了“進化論”的引進和定名的歷史，我們可以知道，所謂“進化論”只是達爾文創造，並被其後眾多生物學研究者完善的理論的壹個中文名稱（日文同），這個名稱的字面意思並不能完全、正確的反映這壹理論的核心，任何贊同或反對這壹理論的人切勿望文生義，造成學術笑話。
附帶壹句，臺灣教育和學術界將達爾文理論稱為“演化論”，這個顯然是嚴復“天演論”的衍生。當然我個人懷疑並非是臺灣的學術界就“正解”了達爾文理論，而是與大陸習慣性“對著幹”，且GMD敗走臺灣，如果用“進化”論參劾之，頗為尷尬，故演而化之。以上論述，完全是以“常理推斷”，誰要是被誤導，概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