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瑾 郭永玉
（華中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
摘 要 隨著詞匯學取向的“大五”結構和理論取向的五因素模型的出現，人格研究者就人格分類系統的問題達成了初步的***識。“大五”結構和五因素模型在形式和內容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二者在歷史淵源、內容形式、基本性質、研究走向等方面都存在壹定的差異。文章試圖從以上方面明確二者的差異，以澄清相關的混淆和誤解，並在文章結語部分對兩種取向研究對中國人人格結構研究的啟示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關鍵詞 五因素模型，大五，基因型人格，現象型人格。 分類號 B848
自Allport 提出特質概念並將其定義為人格的基本單元後，特質心理學家壹直試圖從特質水平尋求壹種科學的人格分類系統，來描述復雜多樣的人格結構，概括近乎難以窮盡的人格特質。在此過程，Cattell 得到了16種重要的根源特質，Eysenck 則提出了三個更為寬泛的人格維度。雖然上述兩種結構各有千秋，然而它們並不是令人非常滿意的結構模型。直至上世紀末，詞匯學取向研究者提出了“大五”結構（“Big Five” Structure ），理論取向的研究者提出了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FFM ），人格研究者終於對人格特征的分類表征問題達成了初步的***識。從表面上看，雖然兩種模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多數研究者也常常將二者的名字混用，甚至將二者完全等同起來[1]，然而事實上，二者在歷史淵源、內容形式、基本性質、研究走向等方面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1 詞匯學傳統和理論取向——不同的歷史淵源
在探索人格分類系統的歷程中，“‘大五’結構”這個名稱最早出現於1981年，由詞匯學研究者Goldberg 提出[2]，用以概括詞匯學研究中反復出現的五個基本維度：外向性、隨和性、盡責性、情緒穩定性和智慧（intellect ）或文化（culture ）。然而追根溯源，上述五個人格維度——“大五”結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Galton 的詞匯學研究思想。在19世
收稿日期：2006-06-20
通訊作者：郭永玉， E-mail: yyguo@public.wh.hb.cn
紀末，Galton 率先明確提出了基本的詞匯學假設，並指出可以通過字典估計人格描述詞個數、確定不同術語的語義重疊程度[3]。Allport 將上述思想應用於特質研究，對Webster 大詞典中的人格描述詞進行了歸類整理，創制了人格形容詞表，Cattell 進而將其中的特質形容詞縮減至35個詞群，不僅開創了詞匯學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大五”研究的基礎。以此為基礎，“大五”的偶然發現者Fisk 、“大五”之父Tupes 和Christal 、“大五”的擁護者Norman 和Digman 等不僅發現“大五”結構的雛形，而且將之帶入了越來越多的人格研究者的視野，使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註[3]。沿承上述研究者的思路，Norman 重新將詞典中的人格描述詞收集，整理，縮減，分析，再次驗證了“大五”結構的存在[4]。在此基礎上，Goldberg 和Saucier 對Norman 的詞表進行縮減，以其中熟悉度最高的人格描述詞為分析對象，仍然重復了“大五”結構[4]。正是上述大量類似證據的積累，“大五”結構在1990年前後終於在人格領域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果說詞匯學傳統對日常語言中的人格描述詞所做的研究是壹種自下而上的探索，那麽與之對應，McCrae 和Costa 等人的基於已有理論和問卷的工作則是以理論為導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作為理論取向的研究，McCrae 和Costa 的五因素模型主要源於對已有心理學理論或問卷中重要概念的概括和分析，與許多經典理論中的核心問題都有關[5]。鑒於大多數研究者對消極情感和人際活動的強調，同時受到Eysenck 的PEN 模型的影響，McCrae 和
第15卷第1期“大五”與五因素模型：兩種不同的人格結構 -123-
Costa最初將外向性（E）和神經質（N）確定為了NEO體系的兩個基本維度[2]。由於Rogers對開放性的強調和Cattell對實驗性和創新性的關註，McCrae 又明確了經驗開放性（O）維度的重要性[5]。上述3個維度***同構成了McCrae和Costa的NEO體系的最初構架。到1980年前後，受到“大五”結構的影響，McCrae和Costa意識到隨和性（A）和盡責性（C）的重要性，也將之納入了NEO體系。由此可以看出，詞匯學研究的“大五”結構以及前人理論和問卷***同構成了五因素模型的基礎，“大五”結構只是五因素模型諸多理論來源的壹種。在McCrae和Costa 看來，即使“大五”沒有被發現，五因素模型仍有可能出現，因為他們認為，在1980年左右，自己就意識到了自我控制維度的重要性，其他理論家也指出了與盡責性相似的約束維度；而隨和性在人際圈（Interpersonal Circle）理論和其他很多理論中也都曾被多次提及[12]。
2 五因素結構和五維六層面模型——不同的內容和形式
“大五”結構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經常被人相提並論甚至被合二為壹，主要原因就在於兩個模型的形式和內容都比較接近：都是對人格結構的探索，得到的五個因素的內容和形式也比較相近。雖然相似，但即使在最為相似的表層，兩個模型仍不完全壹致。
首先，“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命名系統是不同的。“大五”結構壹直采用Norman的羅馬字母命名系統，即Ⅰ.外向性或熱情；Ⅱ.隨和性；Ⅲ.盡責性；Ⅳ.情緒穩定性；Ⅴ.文化或智慧。而五因素模型則以首寫字母的縮寫命名，構成了“OCEAN”模型，即外向性（E）、神經質（N）、隨和性（A）、盡責性（C）和經驗開放性（O）。根據Saucier和Goldberg的觀點，“大五”模型的羅馬字母命名本質上反映著“大五”因素在日常人格描述詞中的表征次序或相對重要性，即前面的因素比後面的因素更重要，對人格結構有更強的解釋力，也更容易被重復驗證。而對於五因素模型的OCEAN提法，其他研究者指出，它給人了壹種錯覺：五個因素是並列等同的，彼此的相對重要性和重復驗證性也相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2,6,16]。
其次，“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結構是不同的。五因素模型明確指出每個因素下的六個子維度，但對“大五”結構而言，雖然幾乎所有由詞匯學研究得到的“大五”模型都試圖給出了每個因素的形容詞定義，甚至確定每個因素下的子維度，但詞匯學研究者在任何因素的子維度上迄今仍未達成***識[19]。根據詞匯學假設，雖然“大五”結構也是包括了多個維度和層級的結構，但是5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並不完全等同[6,19]，對應的人格描述詞的個數也不壹定完全相同。Saucier和Goldberg指出，將每個因素人為地等分為6個方面是沒有道理的，“大五”結構中相對重要的因素很可能包括更多的次級因素[6]。
最後，“大五”結構和五因素模型維度的內容也並不完全壹致。其中最明了也最具爭議的差異就是第五個因素的內容和命名。McCrae和Costa強調第五個因素的開放性特征，如獨創性、好奇心、對藝術的興趣、幻想等；而以Goldberg為代表的“大五”研究者則強調智慧（intellect）特征，如世故性、洞察力、創造力、好想象等[4]。顯然，兩個模型對第五個因素的強調點是不同的，McCrae指出，在自然語言中，描述開放性的形容詞相對較少，那些被研究者稱之為“智慧”的形容詞如好奇的、有創造性的、智慧的等只不過反應了開放性的認知層面[12]。盡管如此，多數研究者仍承認，兩個模型的第五個因素有相當的重合，如想象力、原創性等（如圖1所示），兩個模型對第五個因素的命名過度強調了二者的差異，而忽略了二者的***同部分[1]。此外，熱心（warmth）是五因素模型中外向性維度的壹個方面，而在“大五”結構中則是隨和性的重要特征。“大五”結構中的智慧維度和五因素模型的隨和性、盡責性也有壹定的重合[3,4,12]。
圖1 經驗開放性、智力測量、盡責性與智慧的語義關系圖
（McCrae & Cost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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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象型人格結構和基因型人格結構——不同的本質
如前所述，“大五”模型的理論基礎是詞匯學假設，而五因素模型的理論前提則是特質概念及其隱含的人性假設——可知性、理性、變異性、前動性等。不同的理論前提，決定著它們截然不同的本質。
詞匯學假設的第壹個理論前提指出，自然語言中的人格描述詞描述的是現象型人格（phenotypic personality），而不是基因型人格（genotypic personality）[7]。現象型人格是指可觀察的外在特征，基因型人格則包括了潛在的因果本質。自然語言對人格外在表現的觀察不僅沒有描述它的觀察對象（人格的外在表現）的內在機制，而且與基因型人格特征也不存在準確的對應關系[6]，因此，基於自然語言的“大五”結構雖然可以被基因結構解釋，但本身並不是解釋性模型，也沒有規定任何基因型特征。與之相對，五因素模型則以特質概念為基礎，是壹個綜合的人格特質分類系統。根據McCrae在五因素模型中對特質來源的假設，特質是內源性的基本趨向，從本質上說，是遺傳決定的，是不受外在環境影響的[11]。作為特質的分類系統，五因素模型具有客觀的遺傳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理結構和生物學過程的產物。因此，五因素模型不僅描述了個體的表現型特征，而且描述了個體的基因型特征，是具有解釋意義的因果模型。
根據McCrae和Costa的早期定義，特質是基本趨向的個體差異的維度，反映著穩定的思想、情感和行為模式[11]。雖然當時沒有明確特質的生物學根源，但定義仍然強調了特質及其結構（即五因素模型）跨時間和跨情境的穩定性。根據Goldberg和Saucier的觀點，詞匯學假設從來沒有假設編碼進入語言的現象型人格特點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從本質上說，“大五”模型並不是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的結構，而是人格特征（personality attributes）的結構[6]。
由於五因素模型的維度與已有的人格心理學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因此，五因素模型可以被看成是心理學的專業概念結構。“大五”模型作為對自然語言中特質術語進行因素分析的產物，常被認為是常識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概念結構，甚至有研究者批評“大五”結構過於依賴常識，而忽略了心理學理論的貢獻[5, 9]。此外，McCrae和Costa 指出，五因素模型提供了組織所有人格特質的理論框架。盡管這種提法經常受到質疑，但他們仍在不斷地為之積累證據。事實上，就五因素模型與其他理論的兼容性而言，他們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證據，雖然仍有較大的探討空間。就“大五”結構而言，Saucier和Goldberg則認為，詞匯學假設並未暗含以下涵義，即自然語言涵蓋了人格概念的全部。相反，他們認為，人格的日常描述詞雖然涵蓋了人格屬性的基本成分，但卻無法窮盡人格屬性的全部，很可能沒有將許多普通人無法觀察或口頭描述的重要特征包括在內，因此，“大五”結構只是相對重要的、有意義的表現型人格結構[1, 4, 7]。
4 描述和解釋——不同的研究走向
由於兩種模型的理論前提和本質不同，研究者為各自的模型尋求支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關註點也並不相同。可以說，從研究走向來看，“大五”結構和五因素模型已是漸行漸遠：“大五”研究者強調重要的、有意義的人格地圖的描繪，而以McCrae和Costa為代表的特質心理學家則不僅強調人格結構全貌的勾勒，而且強調對五因素模型特質屬性的證實[5]。
就源於自然語言的“大五”結構而言，有關研究無壹不遵循詞匯學假設的原則。根據詞匯學假設，人格特征的重要性與其在語言中被表征的程度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系，而這種表征包括了兩個層面，即某種語言內部的表征和跨語言的表征[7]。這就意味著，描述某種個體差異的人格特征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