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敘述的故事並不復雜：壹個名叫黃治先的人來到壹個村莊，被村民當成了另外壹個名叫馬眼鏡的人。從小說中我們可以得知關於馬眼鏡的若幹信息：這個馬眼鏡曾在山村做過民辦教師(似乎是個下放知青)，好象他還殺了壹個叫“洋矮子”的村民，還因拒絕了壹個年輕姑娘的追求而導致那個姑娘的不幸……現在關於馬眼鏡的這些信息都由“我”(黃治先)來負載。在這種語境下，“我”漸漸把自己當作了“馬眼鏡”，並扮演起這個角色。在小說結尾，“我”潛逃回旅館，給朋友打電話：
朋友稱我為“黃治先”。
“什麽？”
“什麽的什麽？”
“妳不是叫黃治先嗎？”
“妳是叫我黃治先嗎？”
“我不是叫妳黃治先嗎？”
於是，我迷惑不解：“世上還有個叫黃治先的？而這個黃治先就是我嗎？”
於是，我呼喊道：“我累了，永遠走不出那個巨大的我了。媽媽！”
評論家南帆認為《歸去來》完全可以看作是關於“遺忘和恢復記憶這壹心理沖突的情緒變體”(南帆《歷史的警覺》，《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6期)。這種關於“失憶”、“記憶”的矛盾的觀點其實與評論家對特定時代(主要是“文革”)的關註有關。這種“理解的前結構”限制了對小說的進壹步抽象。在我看來，《歸去來》與其說是關於“失憶癥”的歷史寓言，毋寧說是關於人類尋找“自我”的生存寓言。下面我將從三個層次對《歸去來》進行解讀，力圖再現小說另壹種面目，指出其高度的形而上的特征。
首先說壹下“自我”的形成和確認過程。薩特指出，“人的存在先於其本質”。而本質(“自我”)又是在不斷的選擇中完成的。這種選擇不是完全自由的，它受到的最大的制約因素就是語言。任何壹個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正如迦達默爾所指出的那樣，人是被拋入語言的，他壹生下來就進入到壹種固定的意義網絡中，這個意義網絡規定了他的思維、行為方式以及他與外界的交往方式，他必須接受壹種異己的意識形態、壹種被給定的價值和道德體系。因此語言“居用”(海德格爾語)著人、言說著人乃至決定著人的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便是語言的“囚徒”。例如，我們要問，壹個男性生來就是壹個男人、壹個女性生來就是壹個女人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語言這個“意義網絡”在起作用，“男人”往往與陽剛、勇武這樣的詞語聯系在壹起；女人往往與陰柔、溫婉這樣的詞語聯系在壹起。這樣的語境確立了“男人”或“女人”的本質。同樣，“自我”的本質也由語言來命名。韓少功正是壹個對語言的魔力有著深切體悟的作家：在《爸爸爸》中，丙崽——壹個不會思想的病理學形象竟包涵了那麽多的文化含義，不正是緣於作家對語言的體認嗎？在《馬橋詞典》中，作家更是大膽地以語言來代替故事，讓“語言的言說”(而不是事件)為世界和人類命名。《歸去來》的文本中，“黃治先”不斷地以外在於小村的那個世界的衛生、服飾、事業來提醒自己註意“自我”的本質；“馬眼鏡”則與小村人融合無間。二者自我形象的確立都是通過“語言”。
在對“自我”(人的本質)與“語言”的關系進行壹番說明後，下面便談談《歸去來》重構自我的嘗試。
如前所述，既然“自我”由語言——壹個龐大的意義網絡來確認，那麽要想重新建構壹個“自我”，就必須將本來的語義網絡擱置壹邊，進入到另外壹個意義網絡中去。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作家的這壹創作構想：
(洗完澡)穿鞋之前，我望著這個藍色的我，突然有種異樣的感 覺，好象這個身體很陌生，很怪。這裏沒有服飾，沒有外人，就沒有掩蓋和作態的對象，也沒有條件(“條件”這個詞很有意味)，只有赤裸裸的自己，自己的真實。有手腳，可以幹點什麽；有腸胃，要吃點什麽；生殖器可以繁殖後代。世界被暫時關在門外了，走到那裏就忙忙碌碌，無暇來打量和思量這壹切。
“世界被暫時關在門外了”意味著由語言構成的龐大的意義網絡被隔離，“自我”空白壹片(“只有赤裸裸的自己，自己的真實”)，本質尚未設定。而壹旦走入這種意義網絡，“就無暇來打量和思量這壹切了”。這正是現實中的我們大家的境況。我們有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麽現在的我是這樣的“我”，有沒有可能成為另外的“我”？或是問：為什麽“自我”的本質是這樣，還有沒有另外的樣子了？可能真如小說所言，對這個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我們“忙忙碌碌，無暇來打量和思量”。是韓少功，壹個非常富有理性的作家，以小說“來打量和思量這壹切”，通過小說假設另壹個“我”的存在，嘗試著重構自我。於是，《歸去來》自然而然就成了壹個關於人類生存的巨大的隱喻體系。
為了重構自我，小說確實將原來的意義網絡拋在壹邊，而進入到壹個新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意義網絡中。這也正是小說富有哲學意味的標題昭示於我們的壹個藝術構思。“歸去來”作為壹個動詞短語，表現的正是“懸置”意義網絡的動作。此處借用了現象學大師胡塞爾“懸置”這壹術語(某種程度上對其進行了“誤讀”)。“懸置”在德文原文中是“加括弧”的意思，即胡塞爾所稱的“終止判斷”的方法。這裏所說的“懸置”意義網絡並不是否定原來的意義網絡，而是對其“加括弧”，不再把它作為建構自我的出發點。“歸去來”壹語的隱藏含義正是這種哲學上的“懸置”動作。據此可以解釋，小說何以沒有點明黃治先到小村的目的了，是小說的哲學蘊涵導致了黃治先的行動的無目的性。
“懸置”後，新的意義網絡出現了。值得註意的是，這壹新的意義網絡同樣是龐大無比的，同樣是歷史和文化的積澱。且看小說中兩處細節描寫：
路邊小水潭裏冒出幾團壹動不動的小黑影，不在意就以為是石頭，細看才發現是小牛的頭，鬼頭鬼腦地盯著我。它們都有皺紋，有胡須，生下來就蒼老了，有蒼老的遺傳。
門檻極高，極粗重，不知被多少人踩踏過，坐過，已經磨得中部微微凹了下去。黃黃的木紋，象壹圈圈月光在門檻上擴散浸染開來，凝成了壹截化石。
小牛和門檻，作為新的意義網絡體系中的具象物，都承受了歲月的磨刻。無論是“蒼老的遺傳”還是“凝成了壹截化石”都說明二者承載著過多的文化信息。在這個由來已久乃至我們無法判斷其新舊的意義網絡中，“黃治先”漸漸地變成了“馬眼鏡”。對黃治先這壹個體來說，其本來的“自我”漸趨消失，另壹“自我”逐漸被建構。這壹重構的過程正是“黃治先”被意義網絡命名為“馬眼鏡”的過程。從文本中可以看出，另壹“自我”，即“馬眼鏡”殺過壹個被村民叫做“陽矮子”的惡人，且為山村的文化建設做出過貢獻。他生活在真誠美好的人際關系中，與這個環境親密地融合了。總之，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與和諧的人性美，從而獲得過本真人性的伸展與張揚。這壹本質的確立，這另壹“自我”的重構正是作家通過小說向我們展示個人乃至人類“自我本質”確立的另壹可能。
不過，這種重構自我的努力又很虛幻，連作家本人也感到尷尬。
小說的標題“歸去來”本身就是壹個矛盾的混合體。是誰“歸去”？從文本中不難得知，是那個叫馬眼鏡的人歸去，也即是離開山村；是誰“來”？也不難得知，是那個叫黃治先的人來。“歸去來”這壹過程就暗含著壹對矛盾，這是兩個“自我”、兩種本質不能統壹的矛盾。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自始至終存在於小說中。小說壹開始就說“我”對將要踏入的小山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緣自馬眼鏡；“陌生”緣自黃治先。在“我”被命名為“馬眼鏡”的同時，作為“黃治先”的經歷依然在起作用。“我”不斷地以“外部”世界的經歷提示自己並非真的馬眼鏡。於是，壹方面是扮演馬眼鏡的欲望誘惑著“我”；另壹方面是作為黃治先的經歷幹擾著“我”、排斥著那種誘惑。兩個“自我”在同壹個個體上起作用，盡管在小說中重新建構的“自我”壹度占據了主要地位。小說的結尾“我”打電話給朋友，朋友壹下子將我重命名為“黃治先”，這時重構的“自我”與原來的“自我”劇烈撞擊，以致產生了巨大的尷尬(本文開頭引用的壹段話)。
至此，我們不難理解小說結尾的那句話了：
我累了，永遠走不出那個巨大的我了。媽媽！
這句話用了壹個“巨大的”作為“我”的的限定詞。何以“巨大”？因為這個“我”實際上是本來的“自我”與重構的“自我”***生的混合體。而這二者又不能統壹，所以“我”感到“累”了。
作為壹篇小說，《歸去來》為我們假設了重構自我、尋找本質的壹種可能性。然而，時間是壹維的、不可逆的；確認自我、設計本質的所有選擇都是在這單向度的時間線條上進行的。另壹方面重構“自我”則是在“懸置”本來的“自我”的前提下進行的，這種假設是建立在二維的基礎上的。壹維的時間與二維的選擇之間的矛盾暗含著“相對論”的宇宙觀。正因這樣，“重構自我”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成為非現實的。盡管如此，《歸去來》仍以虛擬的形式給我們以啟示，啟示我們思考並尋找自我的本質。它是關於人類生存的“神諭”。其實，韓少功本來就有過類似的話，他說：“優秀的小說道破天機，讓人接近神。”在我看來，《歸去來》就是這樣的優秀小說。
參考資料：
/system/2002/11/11/0004511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