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最著名的演講集《學術與政治》包含了他最經典的兩篇演講 《學術為誌業》《政治為誌業》
在這兩篇演講集裏 闡述了當宗教信仰被現代理性和理智取代，我們何處安身立命，心靈何以為家？
韋伯出生在1864年，他的學者生涯起步很早，25歲就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不久之後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30歲就被弗萊堡大學聘為正教授，三年以後，又獲得了海德堡大學壹個重要的教授席位，令同輩學者望塵莫及
韋伯56年的短暫生涯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壹個是，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學術界壹般把他與馬克思和塗爾幹，並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但他的研究還橫跨了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宗教學和哲學等領域，甚至對古典音樂也有獨到的研究。可以說，韋伯是壹位博學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universal scholar）。
另壹個特點是，韋伯不是純粹的書齋型學者，而是德國政壇當時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還具有政治人的壹面。他廣泛介入公***討論，在報刊上發表重要的政論文章，還直接卷入了許多政治活動，包括在壹次大戰中從軍，參與野戰醫院的管理和建設，作為德國戰後談判使團的顧問參加凡爾賽和會，以及起草討論“魏瑪憲法”
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前，生活在壹個魅惑的世界，相信神的存在，有精靈和鬼怪，靈異事物和事件發生，萬物有靈等超越人類經驗感知的存在-即超驗存在。冥冥之中有壹種難以言說的神秘事物。讓世界籠罩在 壹種神秘的精神之中。讓人難以理解，無法參透，說不清也道不明，既讓人敬仰又讓人畏懼。甚至惱人的魅力
而這種神秘的精神，讓人與宇宙緊密相連，並從中獲得生命的意義。在過去，人的終極價值和生命意義依賴於比人更高的存在和宇宙整體秩序。通過宗教信仰和儀式，與籠罩在他們那些超驗的神秘事物確立關系，從而確立生命的意義和目的。獲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後來西方進入現代，在經歷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特別是科學革命之後，西方人越來越傾向於以理性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說，越來越信奉科學的認識。
科學是理智化活動的典型體現，依靠冷靜的觀察、可靠的證據、嚴謹的邏輯和清晰的論證，特點是可觀察、可檢驗、可質疑、可反駁、可修正，這種方法在根本上是反神秘的，以往的信仰的世界，壹步步地被人們的理性和理智“除魅”。
所以，韋伯說的“世界已經被除魅”，是告訴我們，隨著現代的來臨，壹場精神的巨變發生了：
古代世界那種迷霧壹般的魅惑，在現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驅散了，現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時候，會有壹種“大夢初醒”的感覺，這就是所謂“世界的除魅”，是韋伯對現代世界石破驚天的斷言。
這個除魅是壹種客觀事實的，而不是對它的價值判斷。他並不是說，這個轉變是值得慶幸的，也不是要贊頌這個除魅之後的世界。實際上，韋伯對於世界的除魅懷著復雜曖昧的態度
這個夢醒時分，對很多人來說，精神上是格外荒涼的，會讓人茫然若失，“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經從公***生活中銷聲匿跡。”
因為信仰失去了神秘的根基，而科學又不能為生命的意義提供新的根本依據。
雖然揭示這些事實在那個時代是冷峻而殘酷的，他堅信學者遵循的最高原則是“知性的誠實”（知道的知）或者譯作“智性的誠實”（理智的智、智慧的智），就是說學者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有多麽嚴酷。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酷的真相嚇到，揭示真相是為了讓人頭腦清醒，而不是在發現真相之後陷入傷感、絕望、虛無或者狂熱。這當然是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壹種罕見的審慎與均衡感。
在現代學術裏面 ，真是壹種事實判斷，而美和善是壹種價值判斷，三者沒有統壹的背後依據，善與美都屬於“應然”領域的價值判斷
妳舉壹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今天我穿了件藍色的上衣，這是壹個事實陳述，大概不會有異議，假如妳說這是綠色的，那麽妳要麽是故意胡說，要麽就是“色盲”。我們可以用儀器來測量衣服的“波長”，用數據證明這是物理學定義的“藍色”。但還有另壹種說法，說這種藍色“特別好看”，這就不是事實陳述，而是在做價值判斷了。
所有價值判斷都是依賴於 某種前提預設，而預設本身是科學無法證明的
比如，說科學具有“值得作為誌業”的價值，這種說法本身是壹個預設，無法用科學來證明。至於說“這個世界是有意義的”就更不可能證明了，韋伯說“科學從來不提這樣的問題”
“知識與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體現在兩個方面：在個人層面上，是所謂“現代人的精神危機”。人應當信奉什麽、應當怎樣生活，最終只能依賴個人的主觀選擇，而這種選擇無法獲得理性論證的擔保。正如韋伯所言，“個人必須決定，在他自己看來，哪壹個是上帝，哪壹個是魔鬼”。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沈重的負擔。我們可能變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選擇，或者采取所謂“決斷論”的立場，聽憑自己的意誌、隨心所欲地斷然抉擇
支撐人類生活意義的重要觀念和原則，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規範以及審美趣味等等，都屬於“應然”領域的價值判斷，而理智化的科學知識屬於“實然”領域，旨在發現世界的真相“是”什麽，只能做出相應的事實陳述，無法回答人應當怎樣生活這樣的價值判斷問題。
在政治層面上，現代社會面臨著多元價值沖突的挑戰。由於信仰無法獲得理性的客觀根據，人們信奉的終極價值多種多樣，而多元價值之間的沖突無法通過知識或理性辯論來解決，這就是韋伯所說的“諸神之間無窮無盡的鬥爭”。
但韋伯相信，逃避或掩飾現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虛弱，我們必須接受這種“蕭瑟命運”。他信奉尼采的名言，“壹個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強度的檢驗”。
他承認主觀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觀”並不完全等同於“任意”或“武斷”，學術滋養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夠發揮不可忽略的作用。學習神學知識，當然會有助於個人選擇和實踐宗教信仰，把握廣博的政治學知識也必定有助於政治家做出判斷和決定，雖然知識不能代替最終的信念選擇或政治決定，但抉擇卻因此不再是單純的隨心所欲，負責也不只是意氣用事。
在《學術作為誌業》的結尾，韋伯引用了《聖經·舊約》《以賽亞書》中與守夜人的問答：守望的人啊，黑夜還要多久才會過去呢？守夜人說：黎明就要來了，可黑夜還沒過去。如果妳還要問，那就回頭再來。
韋伯用這段話告誡他的聽眾，如果妳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還早呢，黑夜還沒有過去！這是擊碎年輕人虛妄的夢想，喚醒面對現實
韋伯勸導年輕人，黑夜是等不過去的，在黑夜裏我們仍然應當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激發和鼓勵壹種踏實審慎的積極態度
他通過壹生的觀察、研究和實踐，發現學術不昌，政治就會永遠地黑暗下去，而政治黑暗，註定了德國只能是個失敗國家的命運，哪怕妳壹戰前就超過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韋伯聲稱自己從不給人開藥方，但他卻給德國人開了壹個大藥方，就是只有將學術和政治當做新的宗教，德國才有希望。
學術工作的外部條件，告誡年輕人，現在從事學術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要追求學術的內在誌向”，也就是對學術的熱愛與激情，這種“在局外人看來的癡迷”，標誌著真正學者的人格氣質。但這種熱情不是所謂“個人性情”的展現，不是“壹場表演”，更不是對學者自身的沈湎自戀，而是朝向學術本身的奉獻，接近信徒對宗教的奉獻。如果將學術當作誌業，那麽獻身於學術就有了明確的理由：這就是對學術本身不計功利的熱情，來自“為學術而學術的”的信仰。
韋伯以極為凝練的思想史分析，說明現代學術恰恰是通向“意義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懷疑”的道路。因為理智化發展的結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諧的整體，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學真理不能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無法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礎，無法解決多元價值之間的紛爭，也無法為我們選擇生活的終極目標和政治判斷，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對於“道路”的理想都不過是幻覺，學術已經失去了傳統期許的價值和信心。
三個價值
1、幫助人們計算
通過證據和分析，辨析現實的狀況，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處境，從而有效地權衡利弊和控制行為
2、思想方法的價值
能促進思維訓練，擴展思考的工具。
3、使人頭腦“清明”，保持思想清明
這個“清明”是什麽意思呢？妳已經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讓世界除了魅，在現代境況下，學術探索無法論證人們應當皈依哪壹種宗教、信奉什麽樣的終極價值，這也是韋伯講的“諸神之爭”的局面：人們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妳相信妳的，我相信我的，而學術並不能對它們做出高低對錯的裁決。
但韋伯認為，學術仍然有助於我們認識到，壹旦妳選擇了某種立場，應該用什麽方式來達成自己選定的目標，怎樣才不會陷入自相矛盾，避免事與願違；他還指出，學術也有助於我們清楚地明白，恰恰因為立場是妳自己的選擇，妳必須為後果承擔責任。這就是韋伯所講的“思想的清明”。具備這種清明，人才能獲得“內心的壹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
學術無法解除我們選擇的負擔，無法代替我們承受抉擇的責任和危險，但學術提供了我們對行動手段的認識、對可能結果的預期，有助於我們在抉擇之後更為清醒而明智地行動。學術的價值和意義雖然有限，但韋伯相信，在除魅之後的世界裏，“啟人清明，並喚醒責任感”的學術事業仍然彌足珍貴，仍然值得當作“誌業”去追求。
從事政治活動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壹種是“靠政治而生存”，從政只是謀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義而沒有內在價值。在韋伯心目中，這種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是另壹種類型，韋伯稱為“為政治而生存”，對他們而言，從事是聽從使命的“召喚”，是將政治作為“誌業”的人。
韋伯區分了官僚與政治家。簡單來說，官僚是靠政治而生存，而政治家是為政治而生存
官僚系統的最佳狀態就是壹部高效運轉的機器（machine politics），它是沒有“靈魂”的
官僚的首要職責是服從上司，嚴格遵守紀律，最重要的特點是“專業化”抑制“個人化”。他們對工作本身沒有好惡感，沒有個人信念，或者說，他們必須克制，甚至消除個人的感情、立場與黨派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只對規則和指令負責，不用對政治大局和最終結果負責。
“為政治而生存”的人尤其依賴人格上的內在品質，韋伯總結出三點品質：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
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韋伯說的“政治領袖”，具有鮮明的“好惡感”，他們有鮮明的信念和立場，必須對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負責，而且責無旁貸。在韋伯看來，政治家必須引領官僚系統，為其“註入靈魂”，才能在政治事業上有所作為。
他強調強健的政治熱情是壹種堅忍不拔的激情，壹種在堅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無畏、從容不迫，而不是那種心血來潮的狂熱，或者誇誇其談的“煽情”。
好的領導者能夠審時度勢，保持良好的分寸感
韋伯能夠不必訴諸幻覺，便將自身內部極度的緊張以及外在生活的諸般矛盾，綜合在壹個統壹的狀態中，保持精神上的寧靜。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境界。在這個已經被除魅又多元的世界（其實精神和物質已經開始分裂的世界），我們不應該活在虛幻之中，拒絕壹切虛假的精神安慰，保持頭腦的清明，追求知識的真實，肩負起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部分摘自於《名家大課》，《學術為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