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語音主要表現在聲母、韻母、聲調的不同上，而方言和普通話的差異，在這三方面中，容易出現錯誤的遠不止這十個字，而這十個字也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在普通話裏，需要聲母辨正的有：“n”與“l”；“zh、ch、sh、”與“z、c、s,”“f”與“h”；“j、q、x”與“z、c、s,”；另外還有部分方言中，濁音與清音不分，送氣聲母和不送氣聲母不分等等。韻母辨正中，需要分辨前鼻音韻母和後鼻音韻母。如“in”與“ing”；“en”與“eng”；“an”與“ang”等；還有 “o”與“e”等等。而聲調辨正中，主要是將古入聲字，分別歸入普通話的陰、陽、上、去四個聲調中。
綜觀以上這幾個方面，對照我們的方言，容易讀錯的字決不僅僅是董先生指出的那十個。我國有八大方言，每壹種方言都有它自己完整的語音體系，在聲母、韻母、和聲調這三個方面都與普通話存在著差異。這是幾千年來，語言發展的結果，也是我國語言文化源遠流長的真實寫照。
在此，我無意譴責董先生的好事，相反，看的出董先生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真摯熱愛，只不過董先生的指誤，真的不夠典型。
無獨有偶，昨日又見“易道禪”先生精心挑選了十個字，“禪、佛、艾、遺、莎、見、扁、識、蛇、殷”，認為這十個字才是最容易讀錯的。並且引經據典，把這十個字的讀音，做了詳細的註解。這種認真精神，也確實令人佩服的五體投地。但是，不知道易先生，是否認真分辨過，他所舉出的這十個字的讀音，多數為多音字，少數為古音字。
多音字起於文字的引用申與假借，以及古今的音變，和方音的轉移。古音經歷了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三個階段。其中上古音，是指周秦兩漢時代的漢語語音系統。研究上古音的資料主要有兩方面：①《詩經》、《楚辭》的押韻字，經書、子書中的韻語，兩漢以前的韻文；②形聲字的聲符。中古音，以唐詩最具有代表性。仔細推究和歸納，古音字應該算是多音字的壹種。
易先生極力用古典名著來印證他指出的這十個字的讀音，借以說明這十個字極具有典型性。其實不然，在他所列舉出的這十個字中，除了“見、”是古音字外，在現代漢語裏，已經把“禪、佛、艾、遺、莎、扁、識、蛇、殷”都統統歸屬為多音字。而且他所舉出的“莎車新疆”，在《現代漢語詞典》裏，明確的註為“shache （均為壹聲）”。而非“suoju新疆”。“悠然見南山”中的“見”，讀“jian ”，在這裏是“看見”的意思，而不讀“ xian ”。
現代漢語中，最常見的多音字，大約有三、四百，如果不根據語言的環境來分辨，讀錯是常有的事情。而易先生，又是以什麽為標準，來斷定這十個字就是最容易讀錯的呢？
眾所周知，中國的文字是表意文字，每個漢字都和意義有直接的聯系，而與語音只是間接的聯系。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每個漢字，都是音、形、義的統壹體，這三者中哪壹方面出現錯誤，都會給我們的交際帶來困難。所以說，正確地認讀漢字，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國的漢字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從數目上講，也可稱得上浩瀚如海。《康熙字典》輯錄了漢字47035個，就是我們現在通行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所收條目包括字、詞、熟語、成語等，***約6萬余條。而我們在生活中，實際運用的常用字最多不過三、四千。壹些生僻的字，或者壹些多音字在具體詞匯中的生僻讀音，我們讀錯了，很不足為奇。
再說，語言不僅僅是人類交際的工具，最主要的是，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任何壹種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都是主要靠語言來傳遞的。因此我們研究語言，不只是為了掌握文字的讀音，最核心的、最本質的、最重要的是借助語言去研究我們民族燦爛的文化。
“文以載道”。這讓我想起了，許多年前，語文教育界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論爭。語文學科到底應該強調工具性還是人文性？這是當時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最後的定論是折中的，那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並舉。如果讓董先生和易先生，到中學裏當壹名語文老師，我想，他們兩個壹定是工具性的急先鋒。而且，壹個在語音的揚聲器裏大海撈針，而另壹個則在古代語言的廢墟中沙裏淘金。
董先生的拋磚引玉，可謂功勞卓著。這不，引出了易先生的復古主義，也引出了“王幹”先生的主觀主義，王先生奉上了中國人最不容易念錯的十個字為“毛、媽、天、土、寶、孔、子、壹、酒、鬼”。並指出“這不容易讀錯的字，其實是最容易聽懂的詞，也是壹種文化積澱，它與日常生活、財富、家族、生殖以及宗教等等相關。不會念這些詞，聽不懂這些字，就很難做壹個中國人”。真是讓人瞠目結舌！
與此同時，今日的“首都經濟報道”，躍躍欲試，以《這些成語，妳會讀幾個？》，又來測試中國人的“文化水平”。
這場文字之爭，筆者不想再評論什麽，只想和這四位先生說壹聲：最容易讀錯的字在鹹亨酒店，是孔乙己蘸著酒，用那雙所謂文人的手，用四種寫法寫出的“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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