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報業時間範疇界定
中國近代報刊的時間範疇，壹般認為是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雜誌在上海出版）。[1]我國國人獨立創辦報刊，最先是艾小梅於1873年在漢口創辦《昭文新報》，但此報存在時間很短。隨後，1874年1月，由我國第壹個報刊政論家王韜在香港主持創辦《循環日報》，同壹時期，報人容閎在上海創辦中國大陸第壹份由中國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匯報》。對此，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時間頗有爭議。倪延年、吳強先生在其編著的《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中提到：“雖然，從19世紀初就有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創辦了中文報刊，但畢竟不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稱之為中國近代報刊似乎稍失嚴密。而以艾小梅、容閎、王韜等人為首創辦的第壹批中文報刊，則不是勢單力薄就是遠離大陸，故難以從中國近代報刊的社會作用角度來認識。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報刊產生的實質性標誌應是康有為等人於1895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大陸最早的政論性雜誌《中外紀聞》。當然，這壹標誌的出現不是突發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們（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創辦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福州等地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壹批中文報刊，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報刊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資產階級報刊的萌芽。”[3]
倪、吳兩位學者的觀點表面上有其壹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觀點卻存在三個方面值得商榷：壹是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的表述前後矛盾和含糊，既認為19世紀90年代是產生的實質性標誌，又認為19世紀50年代是中國近代報業的開端，同時在該書的第9頁提到“中國近代報刊的發展歷史基本上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歷程相壹致，即當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前期階段時，中國近代報刊也處於上升時期”；二是在理解“中國近代報刊”時，把“中國（人）”作為創辦者主體，而從客觀歷史來看應把“中國（人）”做作為地域性主體，這樣就不會割斷報業發展流程中的歷史聯系，畢竟“中國近代報刊”與“近代中國報刊”的內涵不同，如果是後者，則倪、吳觀點姑且可以自圓其說，但這樣會有悖報業歷史發展事實；三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報刊過程中，其報紙形式和內容逐漸趨向中國化，且有的報紙吸收中國報人參與合作，如王韜在英國人麥都思主持的墨海書館從事十三年，為他後來辦報提供了借鑒。有的報刊後來被中國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辦《申報》。因此，按照方漢奇先生的觀點，把中國近代報刊產生時間界定為1815年傳教士創辦第壹批中文報刊開始，既符合報業發展的歷史，也便於問題的討論。
滲透與移植——近代西方報業的東漸
關於中國近代報刊產生和發展的背景，通過考察其歷史，歸納起來有兩大方面：壹是內因。壹方面由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與發展，為報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壹方面，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人們渴求對動蕩社會信息的需求，這促進各種報刊不斷湧現；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報業產業的發展和文化擴張，促使西學東漸，本文主要從後者即以國際傳播為背景進行歷史性考察與分析。中國近代的報刊業源於鴉片戰爭前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南洋和東南沿海壹帶***辦有6家中文報刊11家外文報刊。鴉片戰爭後的半個世紀裏，傳教士創辦的中外文報刊近170種，約占同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正是這些報刊在內容編輯、印刷、發行等方面都帶動了中國近代民族報刊的誕生。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前實行嚴厲的閉關鎖國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國傳教士及其所創辦的報刊大都只能在南洋壹帶出版，然後尋找機會傳入大陸。由於這些報刊的創辦者們很多來自工業生產比較發達、科學技術比較先進、報業體系日益完善和發達的西方國家，他們在采編印發等業務和技能上比中國京報和官報具有明顯的現代性。19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進，中國近代報刊應運而生。外報傳入中國後，壹些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報界，引進“西學”，自辦報刊。從傳教士在1815年8月辦第壹張中文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起，“無論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均多少不等地承擔起了推動中國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過這些報紙因辦報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罷了，但最終殊途同歸，緩慢地匯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國近代報紙的發展，不管是它的宣傳效應，還是它的產業模式，無不深深打上西方傳播觀念或媒介資本運營理念的烙印。
壹是理論層面：西方傳媒文化與意識的滲透。鴉片戰爭前，傳教士報刊重點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國話語闡述西方基督教義和文化觀念。鴉片戰爭後，他們的辦報活動向內地深入，上海成為近代報業的中心。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名義創辦的中外文報刊多達170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幾乎壟斷了我國的新聞事業。這時期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外新報》《中國教會新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這類刊物壹方面傳播了在當時還不失為進步的新學問，另壹方面也表現了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在這些刊物中，尤其以《萬國公報》影響最大，它於1868年9月5日創刊於上海，長期擔任主筆的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該刊采取了將基督教教義、西方文化和中外時政融於壹體的宣傳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動蕩的局勢中合法幹預中國的內政，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滲透。正如近代新聞學者戈公振在論述外報對中國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時說：“初外報對於中國，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評論。及經幾度戰事，窘象畢露，言論乃肆無忌憚。挑釁飾非，淆亂聽聞，無惡不作矣。”[5] 在外報的刺激和影響下，壹些接觸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開始在航運發達的香港創辦近代中文報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韜於1874年1月5日創辦的《循環日報》，而這也得益於王韜在歐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學、文化以及先進的傳播觀念，同時形成了他的獨特的辦報思想和經營理念。如王韜在他的第壹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鬥，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對此，激進的梁啟超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見《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不過，綜觀兩人觀點，他們過分誇大了《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國人卻趨之若騖。
盡管如此，但中西傳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促進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和發展，這同時也歸功於新聞學的創立者們，他們對西方現代新聞學的學習與傳播盡了很大努力。如我國第壹位在西方學習過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曾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的任白濤、邵飄萍，以及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狀的戈公振。他們當中的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在新聞從業過程中，實現了西方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構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國新聞學，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表現尤為典型，這本書的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然只有壹萬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參考書籍和文獻達二十二種。而整個緒論的思維結構和論證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論的傳統模式。可以看出，創立時期的中國新聞學處於世界新聞學研究的比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聞學著作的徐寶璜在《新聞學》自序裏所說：“本書所言，取材於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為歷史之記述，或為壹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未壹見也。……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後來，蔡元培為徐寶璜書序中對中國新聞學地位作了準確的評價，他說：“我國新聞之發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十年，至今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6] 所有這些傳播意識和理論，對中國近代報刊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是實業層面：西方媒介資本和經營理念的移植。中國近代報刊主要包括宗教性報刊、政論性報刊、商業性報刊、專業性報刊、娛樂性報刊等幾類，但真正代表中國報紙產業的要數外國人創辦的以贏利為目的的綜合性商業大報，當時全國商業中心——上海也成為大報競爭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國人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打破了於1861年11月創刊的《上海新報》獨家經營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來看待他所從事的報業，從報紙的內容、發行和價格三方面與《上海新報》展開競爭。美查認為，“這報是給華人看的，文字應從華人方面著想。”因此在內容上盡量適合中國讀者口味，並且從創刊起就確立了“新聞、評論、文藝（副刊）和廣告”的辦報模式。大幅度降低報價，積極拓寬發行渠道。所以，對手《上海新報》不得不於1872年12月30日自動停刊。《申報》成為上海獨家經營的中文報紙。此前創辦於1861年的《上海新報》，被譽為“上海中文報紙的第壹顆新星”，但是該報的主編都是傳教士，報紙的宗教氣息很濃，不能適應商業發展需要。《申報》壹創刊就呈現出近代報紙比較完備的形態，有消息、廣告、京報全錄、副刊、經濟新聞、社會新聞、言論等體裁。在報道方式上值得借鑒，如在報道重大社會新聞時，經常采用連續報道或集中報道的方法。最為典型的是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壹案的報道。此案發生於1873年浙江余杭縣，當時《申報》在杭州有壹個分銷處，楊案發生5個月後，《申報》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題目為《記禹航生因奸謀命事細情》的報道，把楊乃武名字寫成“禹航生”並報道他如何風流放蕩而導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載了《記禹航生略》壹文，報道了該案縣審時已判二人死罪，楊姐不服判決，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該案在省中復審的全過程。此後壹段時期，陸續發表了關於楊案的報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審余杭案》為止，連續報道達四年之久，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提高了《申報》的知名度和發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國人福開森買下了由英國人丹福士於1893年創辦的《新聞報》，由汪漢溪擔任總經理，從此，上海報業又是兩軍對峙——《申報》與《新聞報》。《新聞報》的競爭手段有三：（1）迅速介紹商情，以經濟新聞為重點；（2）運用東借西還的資金周轉方式，不斷添置新式印刷設備；（3）不惜巨資，建立無線電收報臺，直接收聽外國電訊，贏得新聞出版時間。到1929年，兩大報業並駕齊驅。
“外報的畸形繁榮，是外國資本輸入的壹種表現。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潤，並往往與西方文化滲透並進而互為表裏。”[7] 民族資產階級報刊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流，主要有兩類：壹是商業報刊，它晚於傳教士創辦的宗教文化報刊，大多是脫胎於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比較註重經營管理；另壹類是資產階級政黨報刊。從文化底蘊上看，西方宗教文化無法與具有深厚傳統的中國文化匹敵，所以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些外國人辦的商業報紙逐漸轉移到中國民族資本手中。在中國創辦中文報紙的外國資本，為了溝通語言、迎合習俗、拓展業務，他們紛紛雇傭中國人參與報業采編出版等業務。後來華人資本的壯大以及其從業經驗的豐富，逐步控股外國報業資本，《申報》的發展就是這樣壹個典型。
《申報》和《新聞報》作為英、美報紙，主要是為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提供講壇，為推銷他們的商品做廣告宣傳。但是，他們以贏利競爭為動力在新聞業務和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他們的報業資本以及先進經營理念的滲入，對後來中國本土報業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1874年創辦的《循環日報》，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國中文報紙，廣告占報紙版面3/4左右。同時，它以印刷業為依托，進行各種文化事業經營，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環日報》上所刊的“中華印務局告白”稱：“啟者：本局設在港中環百步梯，除發行《循環日報》外，兼印售月份牌、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蘅華館詩集》，代售《米利堅誌》、《法蘭西誌》等書籍。”又如《時務報》本是壹家政論性很強的報刊，但又兼顧新聞性和娛樂性，以此吸引讀者。尤其是時務報館除定期出報外，還推行許多新式文化事業和實業活動，凸現報紙的綜合社會功能。如出版中外時務書籍，代售書報，協辦學堂，兼辦實業等等。它作為壹份紳士辦的報紙，完全自籌資金，經營上自負盈虧。盡管沒有像《申報》《新聞報》那樣走企業化大報的道路，但其運作尤其是它的銷售發行具有明顯的產業特色，《時務報》的發行主要是通過報館在各地建立的代售點，18個省內達138處，就連日本和新加坡也設有海外銷售點。當然，在這壹階段，商業報紙的運作開始采用企業化模式，但還沒有形成報業集團。而到了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報人成舍我考察西方報業集團，回國後在中國搞報業托拉斯，成立新聞公司，目標是辦成包括十家大報以及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的報業集團。這是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意識、有組織地組建報業集團的萌芽，也是西方報業經營理念東漸的結果。
三是技術層面：西方報業印刷技術的引進。這包括兩個方面，第壹是印刷術的傳入。首先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在西方國家出現，並且逐漸傳入中國。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奉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也不能采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采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壹批中文鉛活字。當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采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壹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這樣壹項浩繁的工作，決非壹人或幾人能完成，於是雇傭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奉馬禮遜之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到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壹家專業油墨制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制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另外，通過西方傳教士，石印術也傳入中國，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傳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
第二，印刷設備的引進。由於動力的采用、卷筒紙輪轉鉛印機以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余年時間裏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壹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設備壹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壹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進入中國，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每小時可印8000張。1925年上海時報館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是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印刷機械開始作為民族工業出現，如1895年上海李湧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壹些小型印刷設備。印刷術及設備的引進，積極推動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