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全國辭書會議將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列為國家任務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圖書市場書目稀缺，而辭書類圖書幾近成荒。從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壹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規劃編寫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
對於辭書出版來說，這次會議被認為是壹次重要的辭書會議。著名的出版人、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這是中國辭書史上第壹次有關辭書編纂出版的規劃會議，也是至今業內最為重要的會議。”
詞典規劃(草案)經會議討論後，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動承擔下壹些任務。
國務院在下達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區)有關方面加強協作，力爭提前完成規劃中提出的任務。列入規劃的160種中外語文詞典中，不乏寵兒。而像《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壹類的，分屬小語種詞典，則由商務印書館承辦下來。
1978年，受命的商務印書館將編纂任務委托給了車洪才
1975年領回《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商務印書館又找到了當時的北京廣播電臺，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此時車洪才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但已被借調到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
“當初沒有明確分工，負責普什圖語的有十幾個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觀。”詞典的後期主要編纂者張敏回憶，後來，車洪才和他的學生宋強民慢慢接下這個任務。
1978年，隨著車洪才工作調動，國家任務被他帶回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成為助手，另壹位編纂者張敏則偶爾過來幫些忙。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壹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詞匯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詞典是後世之師，至少要影響後邊的兩三代人，有承前啟後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圖語這樣的語種出版機會不多，所以，我們工作非常認真。”車洪才說。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盡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
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
“這本詞典雖然不是百科性詞典，但由於語言背景比較特殊，涉及歷史人物、風俗習慣及與宗教有關的詞條，也用簡單的文字略加介紹，免得讀者無處查閱。”車洪才說，自己有時候轉了壹上午，為了確定壹個詞，而有時，壹天也搞不出幾個詞。
2012年，老人將200萬字《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
在1978年接下國家交給他的詞典編纂任務時，車洪才已近中年。任務時間跨度近36年，中間經歷中斷，又被車洪才再度重啟。
2012年，詞典編纂任務初步完成。這年4月，車洪才帶著打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幾頁已排好版的樣稿以及主編人的簡歷，獨身壹人乘坐公交，從中國傳媒大學的家中出發，經兩次換乘，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
他推門進入，卻不知道該找誰。
“妳來這裏幹什麽？”門衛問。車洪才答，“我要出壹本書。”得知車洪才要出的書是外文類，門衛建議他前往外文室。這是車洪才在1978年以後，第壹次來到商務印書館。
其間走錯壹次門，等車洪才尋對位置，編輯室壹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車洪才說，要出壹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對方壹時沒有聽明白。在聽車洪才提到詞典的字數是200多萬字後，小姑娘起身叫來編輯室主任。
“這是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現在來交稿。”車洪才將帶來的材料壹並交給聞訊趕來的編輯室主任，兩人交談了約30分鐘，這位主任當場表示，會認真研討車洪才帶來的材料。
在闡述編寫過程的材料中，車洪才提到詞典經過商務印書館立項。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隨後在館內資料室查詢，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記錄的確在檔，時間是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