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筆者還要先作壹點說明,從古至今,李商隱能夠為那麽多人,特別是學者、作家們所推崇,的確有其非凡之所在,值得推崇。無疑,相對杜牧而言,他的詩作在藝術手法、審美價值、語言表現力等因素上要略勝壹籌。但是,要從總體上評價壹個作家的文學成就乃至整個人的歷史地位——尤其是像杜牧、李商隱這樣數量並不多的大作家,光靠其作品的藝術水平還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無論從其人其文來看,杜牧都有自己的優點與特點,不會遜色於李商隱,所以其文學成就與歷史地位也不應該比李商隱差。
首先,就其人來說,作為文人的李商隱也許比杜牧生活得更純粹、更審美,不做“金龜婿”,冷眼看紅塵,淡泊功名,清靜處世。他博學強記,好讀書翻典,時人送其外號“獺祭魚”。他的作品更多見的、寫得更漂亮的還是個人述懷詩與情愛詩,比如他兩首著名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壹點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壹弦壹柱思年華。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同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當然,他也有壹些反映現實的作品,25歲時寫的《行次西郊作壹百韻》中有“依依過村落,十室無壹存”之句(此詩稍有史詩之味,雖波瀾曲折不及杜甫,可涵蓋面更廣),《北齊》中有“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之句,《隋宮》中有“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之句;他曾經也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如26歲時寫的、為王安石稱贊過的《安定城樓》中寫道:“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並為自己懷才不遇而感嘆:“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不過,隨著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望,關懷現實的篇章大大減少,他更多的還是憂郁感傷、頹唐自放:“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遊原》)這壹片轉眼就要消失的夕陽,不僅象征著他個人的沈淪遲暮,也象征著大唐帝國的奄奄壹息。還有“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花下醉》)等,表現的是壹種暗淡低沈的末世哀音。作為文人,這樣的人生觀、世界觀也許無可非議;但是,相對而言,他畢竟要比杜牧脫離社會、逃避生活。
杜牧則不同,爺爺曾貴為大唐朝廷的相國,他的功利觀壹直很強,面對當時朝廷的種種內憂外患,屬意於經國濟世,有中興大唐的誌向,“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秉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文武全才,讀書時註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喜歡論政談兵,不時有遠見卓識,作《原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又註《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壹些好事。他在《早雁》中托物比興:“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耒。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壹壹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菇米岸莓苔。”憂念因回鶻入侵而倉皇南逃的人民。他在詩歌中反映中晚唐之際藩鎮割據、邊患頻仍、民不聊生的事實:“夷狄日開張,黎民愈憔悴。”(《感懷》)“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郡齋獨酌》)。他曾經擔任過史官,又關註歷代興亡的教訓,所以有不少評論史事、針砭時政的懷古詠史之作,如他著名的兩首絕句《過華清宮》(“長安四望秀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壹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與《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他的散文也是“多切經世之務”(《四庫全書總目》卷151),不少文章論述削藩固邊的韜略;特別是名篇《阿房宮賦》為“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總結秦祚短促的教訓,用以諷喻現實。所以說,盡管他比較功利,個人的表現色彩比較明顯,但他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也很強。從這壹點說,他受孔孟儒家的影響更大,而李商隱則受老莊道家的影響更大。
還有,據史書記載,杜牧的人格不大高尚,有“狎妓”之弊,放蕩形骸,縱欲青樓,為正人君子們所不齒。這是事實,杜牧無法為自己的錯誤行為開脫辯解。而李商隱做得略好壹些,他的生活方式更樸素(但他也有少數狎妓調情之作)。我們後人應該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作具體分析。對酒狎妓,這是唐宋文人中流行的壞風氣,杜牧亦難拒其惑,征歌飲酒、尋歡作樂、聲色犬馬,過著頹廢糜爛的生活。他的《遣懷》、《贈別》、《嘆花》等詩,就是這種生活的真實記錄。這些作品為後代大量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而且副作用越來越大,影響很不好。但杜牧與我們當今無數的有權、有錢之人成天泡“三陪女”、“包二奶”、“養小蜜”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
第壹,杜牧是真心喜愛那些色藝雙全、只因生計所迫無奈賣身的青樓女子,而不是僅僅占有她們的肉體、蹂躪她們的身心。他同情她們,他尊重她們,所以她們也很敬愛他。如他在《遣懷》中所寫:“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壹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贈別》(二首):“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雕。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些詩雖然思想意義不是很高,卻飽含深情,畫面美好,有很高的藝術表現力,絕非壹般庸俗的“性愛之作”可比,所以才能流傳千載,成為名作。第二,杜牧懷才不遇,遠大理想難以實現,對社會不滿,心情郁悶無法排遣,只好在飲酒作樂中發泄壹番。錢基博也說他的這些詩作“藻麗茂典之什,而有感喟蒼涼之意,所以麗而不縟,氣能運藻;蓋得杜甫之風調,而衍其瞻麗者也”。第三,作為詩人,杜牧在與這些有壹定的才學、又比較聰慧的風塵女子交流時,既可以得到創作靈感,又能使自己的生活更豐富,何樂不為?據說其中壹個名叫張好好的才妓,對杜牧的文學事業曾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
我們再從兩人的作品來比較。先看思想內容。要說杜牧的詩文比李商隱的詩文更註重思想性,恐怕誰也不會否定。相對而言,李商隱更多的是在藝術審美上下工夫,意境幽微、意象奇特、手法新穎、文辭瑰麗,但題材有限、視野狹隘、缺乏政教、格調不高。當然,他也有壹些政治詩、述懷詩,但他的作品中最為人所傳誦的還是那些愛情詩,獨具特色,“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這類詩作或名《無題》或取篇中兩字為題,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關於這類詩他自己曾解釋說:“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謝河東公和詩啟》);“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罷吟寄同舍》)。如《無題》系列、《錦瑟》、《嫦娥》(“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等等。這些詩歌中交織著他對愛情的希望、失望、乃至絕望的種種復雜心情,很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時代士大夫們那種既向往愛情、又對封建禮法存在重重顧慮的隱秘難言的思想特點。
杜牧則比較重視文學事業的社會意義,他的許多作品表現了壹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情感,更關註現實、關心民眾。前文提到,他的《感懷詩》就是寫於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壓滄州抗命的藩鎮之時代背景下,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急征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家做壹點事。《郡齋獨酌》則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又如《河湟》壹詩:“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通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例,對朝廷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心情沈痛。盡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著系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聽取從河湟傳來的歌舞。《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夢鄉”,也有異曲同工之意。詩歌《早雁》則用比興手法,以大雁象征邊地人民。那些在回鶻侵略踐踏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與驚飛四散的哀鴻並無兩樣。作品中既表現了作者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治階級對他們的漠不關心。這幾首詩的思想內容與現實背景,和白居易的《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只不過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他的詠史詩,如前面提到的《過華清宮》,就是借歷史題材諷刺統治者的驕奢荒淫。它通過人們所熟知的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譏笑了晚唐王朝的荒淫享樂。其創作意圖與他因不滿“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寫《阿房宮賦》是完全壹致的。而他另外的壹些詠史詩,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重大事件發表自己的獨創議論。
杜牧作詩非常看重思想內容。他在《答莊充書》中認為文章應該“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他很推崇李白杜甫,指出“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在《李賀歌詩集序》中壹方面肯定李賀的作品是“騷之苗裔”,同時又認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人意”的思想。他在《獻詩啟》中說他自己的創作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這些都可以看成是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作上的積極追求。
再論藝術水平。筆者已經承認,從總體上看,李商隱的詩歌在藝術手法、審美價值、語言表現力等方面的確要比杜牧略勝壹籌,想象豐富、修辭多樣、意象新奇、辭藻華美。劉熙載在《藝概》中稱他的詩“深情綿邈”,婉曲見意,綺麗精工;元好問說:“詩家總愛西昆體,獨恨無人作鄭箋”;錢基博的“文學史”認為:“然商隱詩,屬對律切而不害抑郁,造詞麗縟而盡有寄托”。郭預衡主編的《中國文學簡史》將李詩歸納為三大特點:(1)、深於寄托,巧於比興;(2)、用典精工、巧妙;(3)、語言凝練,蘊涵豐富,造境新穎。此書還說,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自屈原,他詩旨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也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憂國傷時的精神、沈郁頓挫的風格、齊梁詩的精工儂麗、李賀詩幽約奇麗的象征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他的壹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於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於六朝民歌。他善熔百家,故能自成壹體。”他成就最高的是近體,尤其是七律。他繼承了杜甫詩的錘煉謹嚴、齊梁詩的濃艷、李賀詩的幻想象征,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從口出的技巧,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暢達,使容易寫得平淡的內容顯得新鮮,被稱為“包蘊密致”(葛立方《韻語秋陽》卷2)。他愛情詩中還善於化用神話誌怪故事,點染意境氣氛,深得李賀詩神奇中見真實的想象的本領。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的七絕中也有很好的表現。所以他的詩歌對晚唐韓幄、唐彥謙,北宋西昆派、王安石、黃庭堅,南宋李清照,直到清代黃景仁、錢謙益、吳偉業、龔自珍等都有過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唐宋的婉約派詞人、元明清的愛情戲曲作家,也都不斷從他這兒學習到許多東西。
但是,杜牧的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藝術水平。他的詩歌能夠融合前人所長,將憂國憂民的懷抱與傷春愁別的情思交織在壹起,形成“雄姿英發”的特色,在俊爽峭健中有風華綺靡之致。中唐以後,古體衰微,而他的古體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議論縱橫,筆力勁峭。他的七律成就較高,善以拗峭之筆見俊爽之致。他的七言絕句成就最高,題材風格多樣,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有些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且多名篇,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致的活潑。如《赤壁》議論精警,自出手眼;《泊秦淮》案而不斷,含蓄雋永;也有的白描口語,而富有詩情畫意,如《寄揚州韓綽判官》等。他的其它名作如《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江南春》(“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遙指杏花村”)、《秋夕》(“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等等,意境清新、文筆優美,佳句如瀉珠璣,流傳千古,為人們所熱愛。錢基博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分析道:“(杜)牧之詩與白居易同出杜甫,特(白)居易為(杜)甫之浩浩,而出以淺切,令人易曉;(杜)牧則為(杜)甫之浩浩,而得其瞻麗,令人愛讀;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白)居易才大而繁不制,(杜)牧則風華而骨不植。元稹情隱而文澤,(杜)牧則辭達而旨浮。而思不窺深,骨未造堅,三人者同病而同蔽。”“詩出杜甫,得其風調而遜其沈郁;文開蘇軾,有其疏快而無其警切。”“晚唐學韓(愈)文而得其雄直者,杜牧也。”“杜牧開蘇軾。”“於時,詩多柔靡,語尚矜諫,而(杜)牧幹之以風力,抒之以豪蕩。”“華而有風,抑揚爽朗。”這些評價還算比較客觀。杜牧的散文在中晚唐也卓然成家,不少文章論述削藩固邊的韜略,辟透剴切;《四庫全書總目》(卷151)稱之為“縱橫奧衍”,筆力勁健,包括《阿房宮賦》這樣的名篇。
我們從作品的題材、體裁、風格來分析。相對而言,杜牧長於現實主義、詠史、抒情寫景等,以及個別寫狎妓飲酒但還算比較清新、健康之篇什;李商隱則長於述懷、愛情等佳作。杜牧長於古體詩、七律詩、七絕詩、散文、賦、古文等;李商隱則長於五絕詩、七絕詩、尤其是七律詩,但散文、古體詩略為遜色,如早期的五古《行次西郊作壹百韻》學杜甫、五古《海上謠》學李賀、七古《韓碑》學韓愈,風格不大統壹,成就也不夠高。杜牧的作品清麗、優美、樸實、俊爽、鮮明,李商隱的作品綺麗精工、“深情綿邈”,婉曲見意。錢基博寫道:“李商隱與(杜)牧之同時,亦稱李杜。然牧同李之頓挫,而遜其沈郁;李有牧之圓潤,而無其爽健。”也許李商隱在近體詩創作上的技巧、手法更純熟、精湛,但杜牧的題材、體裁、風格可能更廣泛、全面,清代洪亮吉也說他“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壹家”(《北江詩話》)。從他們的代表作來比較,杜牧主要是靠《山行》、《江南春》、《清明》、《秋夕》、《赤壁》、《泊秦淮》、《寄揚州韓綽判官》、《烏江亭》、《過華清宮》、《遣懷》、《贈別》等七言絕句,《河湟》、《早雁》等七言律詩,《感懷》、《郡齋獨酌》等五言古體詩,以及《阿房宮賦》這樣的賦體文,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壇的地位;李商隱則是以七言律詩《無題》(多首)、《錦瑟》、五言絕句《登樂遊原》、七言絕句《賈生》與《夜雨寄北》、《嫦娥》等而流芳百世。似乎杜牧的名作比李商隱還略多幾篇。甚至全祖望還稱譽杜牧為“唐長慶後第壹人”(《杜牧之論》)。
兩位大詩人的創作也有壹些不足之處,白璧微瑕,勢所難免。前面說,“然牧同李之頓挫,而遜其沈郁;李有牧之圓潤,而無其爽健”(錢基博)。杜牧沒有李商隱的沈郁,李商隱則缺少杜牧的爽健。杜牧在清新、樸實、全面之余,也有個別詩歌粗疏、深拗,“風華而骨不植”、“辭達而旨浮”、“思不窺深,骨未造堅”、“然有才調而無骨力,氣不如(杜)甫之沈,骨不如杜(甫)之堅,所以麗而不雄,朗而傷易”(錢基博),藝術形式不夠精湛。他又以華麗辭藻寫頹放糜爛之生活,這種創作實踐與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理論主張自相矛盾。相反,李商隱的詩歌又過於做作、曲折,在用典上求之太深、用之過多,故弄玄虛,倒是以典害意,顯得部分作品濃而不化,晦澀難懂。另外,他的題材有限、視野狹隘、缺乏政教、格調不高,雖技藝手法高明,“寄意幽微深遠”,畢竟在思想內容、社會意義上不如杜牧。抒情、描繪是他的長項,但他不擅長議理、敘事。杜牧抒情、描繪並不遜色於他多少,而議理、敘事還勝過他幾許。
正因為杜牧、李商隱兩人的作品各有千秋,水平在伯仲之間,所以其傳誦至今、家喻戶曉的名作,在數量與反響上也是難分高低。就以筆者手頭所有的各種選本為據,著名的蘅塘退士所編選《唐詩三百首》,收杜牧詩9首、李商隱詩22首;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所編《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收杜牧詩13首、李商隱詩15首;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自己編寫的《唐詩今譯集》(譯者大都是壹些著名的作家、詩人、唐詩研究專家、大學古代文學專業教授、資深文學編輯等等),收杜牧詩9首、李商隱21首;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鑒賞詞典》(鑒賞者大都是唐詩研究專家、大學古代文學專業教授、資深文學編輯等等),收杜牧、李商隱詩也都有數十首。在幾乎所有唐詩選本中,他們的作品數量均不相上下,僅次於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少數作者。他們都是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為數有限的詩歌巨匠之壹,所以才被後人並駕齊驅地稱為“小李杜”。
總之,不管是從其人的思想、行為、社會影響、歷史地位,還是從其文的思想性、藝術性、創作成績、整體水平來對比,杜牧與李商隱都是不相上下,即使不好於他也不會差於他。只能說他們的風格不同、追求各異,各自有長短。
[參考書目]: 1、《李白與杜甫》,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 2、《中國文學簡史》,郭預衡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3、《中國文學史》,錢基博著,中華書局1994年 4、《中國文學史》,遊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興剛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5、《唐詩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