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筆者還要先作壹點說明，從古至今，李商隱能夠為那麽多人，特別是學者、作家們所推崇，的確有其非凡之所在，值得推崇。無疑，相對杜牧而言，他的詩作在藝術手法、審美價值、語言表現力等因素上要略勝壹籌。但是，要從總體上評價壹個作家的文學成就乃至整個人的歷史地位——尤其是像杜牧、李商隱這樣數量並不多的大作家，光靠其作品的藝術水平還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無論從其人其文來看，杜牧都有自己的優點與特點，不會遜色於李商隱，所以其文學成就與歷史地位也不應該比李商隱差。
首先，就其人來說，作為文人的李商隱也許比杜牧生活得更純粹、更審美，不做“金龜婿”，冷眼看紅塵，淡泊功名，清靜處世。他博學強記，好讀書翻典，時人送其外號“獺祭魚”。他的作品更多見的、寫得更漂亮的還是個人述懷詩與情愛詩，比如他兩首著名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壹點通。”“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壹弦壹柱思年華。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同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當然，他也有壹些反映現實的作品，25歲時寫的《行次西郊作壹百韻》中有“依依過村落，十室無壹存”之句（此詩稍有史詩之味，雖波瀾曲折不及杜甫，可涵蓋面更廣），《北齊》中有“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之句，《隋宮》中有“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之句；他曾經也有建功立業的抱負，如26歲時寫的、為王安石稱贊過的《安定城樓》中寫道：“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並為自己懷才不遇而感嘆：“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不過，隨著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望，關懷現實的篇章大大減少，他更多的還是憂郁感傷、頹唐自放：“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遊原》）這壹片轉眼就要消失的夕陽，不僅象征著他個人的沈淪遲暮，也象征著大唐帝國的奄奄壹息。還有“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花下醉》）等，表現的是壹種暗淡低沈的末世哀音。作為文人，這樣的人生觀、世界觀也許無可非議；但是，相對而言，他畢竟要比杜牧脫離社會、逃避生活。
杜牧則不同，爺爺曾貴為大唐朝廷的相國，他的功利觀壹直很強，面對當時朝廷的種種內憂外患，屬意於經國濟世，有中興大唐的誌向，“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秉性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文武全才，讀書時註意“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喜歡論政談兵，不時有遠見卓識，作《原十六衛》、《罪言》、《戰論》、《守論》，又註《孫子》；任地方官時也給人民做了壹些好事。他在《早雁》中托物比興：“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耒。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壹壹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菇米岸莓苔。”憂念因回鶻入侵而倉皇南逃的人民。他在詩歌中反映中晚唐之際藩鎮割據、邊患頻仍、民不聊生的事實：“夷狄日開張，黎民愈憔悴。”（《感懷》）“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郡齋獨酌》）。他曾經擔任過史官，又關註歷代興亡的教訓，所以有不少評論史事、針砭時政的懷古詠史之作，如他著名的兩首絕句《過華清宮》（“長安四望秀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壹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與《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他的散文也是“多切經世之務”（《四庫全書總目》卷151），不少文章論述削藩固邊的韜略；特別是名篇《阿房宮賦》為“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作，總結秦祚短促的教訓，用以諷喻現實。所以說，盡管他比較功利，個人的表現色彩比較明顯，但他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也很強。從這壹點說，他受孔孟儒家的影響更大，而李商隱則受老莊道家的影響更大。
還有，據史書記載，杜牧的人格不大高尚，有“狎妓”之弊，放蕩形骸，縱欲青樓，為正人君子們所不齒。這是事實，杜牧無法為自己的錯誤行為開脫辯解。而李商隱做得略好壹些，他的生活方式更樸素（但他也有少數狎妓調情之作）。我們後人應該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作具體分析。對酒狎妓，這是唐宋文人中流行的壞風氣，杜牧亦難拒其惑，征歌飲酒、尋歡作樂、聲色犬馬，過著頹廢糜爛的生活。他的《遣懷》、《贈別》、《嘆花》等詩，就是這種生活的真實記錄。這些作品為後代大量無行的文人們所稱道，而且副作用越來越大，影響很不好。但杜牧與我們當今無數的有權、有錢之人成天泡“三陪女”、“包二奶”、“養小蜜”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
第壹，杜牧是真心喜愛那些色藝雙全、只因生計所迫無奈賣身的青樓女子，而不是僅僅占有她們的肉體、蹂躪她們的身心。他同情她們，他尊重她們，所以她們也很敬愛他。如他在《遣懷》中所寫：“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壹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贈別》（二首）：“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裏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雕。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些詩雖然思想意義不是很高，卻飽含深情，畫面美好，有很高的藝術表現力，絕非壹般庸俗的“性愛之作”可比，所以才能流傳千載，成為名作。第二，杜牧懷才不遇，遠大理想難以實現，對社會不滿，心情郁悶無法排遣，只好在飲酒作樂中發泄壹番。錢基博也說他的這些詩作“藻麗茂典之什，而有感喟蒼涼之意，所以麗而不縟，氣能運藻；蓋得杜甫之風調，而衍其瞻麗者也”。第三，作為詩人，杜牧在與這些有壹定的才學、又比較聰慧的風塵女子交流時，既可以得到創作靈感，又能使自己的生活更豐富，何樂不為？據說其中壹個名叫張好好的才妓，對杜牧的文學事業曾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
我們再從兩人的作品來比較。先看思想內容。要說杜牧的詩文比李商隱的詩文更註重思想性，恐怕誰也不會否定。相對而言，李商隱更多的是在藝術審美上下工夫，意境幽微、意象奇特、手法新穎、文辭瑰麗，但題材有限、視野狹隘、缺乏政教、格調不高。當然，他也有壹些政治詩、述懷詩，但他的作品中最為人所傳誦的還是那些愛情詩，獨具特色，“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這類詩作或名《無題》或取篇中兩字為題，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關於這類詩他自己曾解釋說：“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謝河東公和詩啟》）；“楚雨含情俱有托”（《梓州罷吟寄同舍》）。如《無題》系列、《錦瑟》、《嫦娥》（“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等等。這些詩歌中交織著他對愛情的希望、失望、乃至絕望的種種復雜心情，很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時代士大夫們那種既向往愛情、又對封建禮法存在重重顧慮的隱秘難言的思想特點。
杜牧則比較重視文學事業的社會意義，他的許多作品表現了壹定的愛國憂民的思想情感，更關註現實、關心民眾。前文提到，他的《感懷詩》就是寫於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鎮壓滄州抗命的藩鎮之時代背景下，慨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急征厚斂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為國家做壹點事。《郡齋獨酌》則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又如《河湟》壹詩：“牧羊驅馬雖戎服，白發丹心盡漢臣。惟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閑人。”通過河湟無力收復的事例，對朝廷的昏亂和國勢的衰微，表示無限的憂憤，心情沈痛。盡管河湟的人民還在戎服下面懷著系念祖國的丹心，但是舉國上下卻以麻木不仁、醉生夢死的態度來聽取從河湟傳來的歌舞。《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夢鄉”，也有異曲同工之意。詩歌《早雁》則用比興手法，以大雁象征邊地人民。那些在回鶻侵略踐踏下逃回祖國的邊地人民，與驚飛四散的哀鴻並無兩樣。作品中既表現了作者對難民的體貼同情，也暗示統治階級對他們的漠不關心。這幾首詩的思想內容與現實背景，和白居易的《縛戎人》、《西涼伎》是相近的，只不過他用的是近體，寫得更“簡練渾括”。他的詠史詩，如前面提到的《過華清宮》，就是借歷史題材諷刺統治者的驕奢荒淫。它通過人們所熟知的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含蓄而有力地譏笑了晚唐王朝的荒淫享樂。其創作意圖與他因不滿“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而寫《阿房宮賦》是完全壹致的。而他另外的壹些詠史詩，則帶有較為明顯的史論特色。如《赤壁》：“折戟沈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都是對歷史上興亡成敗的重大事件發表自己的獨創議論。
杜牧作詩非常看重思想內容。他在《答莊充書》中認為文章應該“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兵衛”。他很推崇李白杜甫，指出“李杜泛浩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他在《李賀歌詩集序》中壹方面肯定李賀的作品是“騷之苗裔”，同時又認為他缺乏《離騷》那種“言及君臣理亂”，“有以激發人意”的思想。他在《獻詩啟》中說他自己的創作是“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這些都可以看成是他在詩歌理論上的主張和創作上的積極追求。
再論藝術水平。筆者已經承認，從總體上看，李商隱的詩歌在藝術手法、審美價值、語言表現力等方面的確要比杜牧略勝壹籌，想象豐富、修辭多樣、意象新奇、辭藻華美。劉熙載在《藝概》中稱他的詩“深情綿邈”，婉曲見意，綺麗精工；元好問說：“詩家總愛西昆體，獨恨無人作鄭箋”；錢基博的“文學史”認為：“然商隱詩，屬對律切而不害抑郁，造詞麗縟而盡有寄托”。郭預衡主編的《中國文學簡史》將李詩歸納為三大特點：（1）、深於寄托，巧於比興；（2）、用典精工、巧妙；（3）、語言凝練，蘊涵豐富，造境新穎。此書還說，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自屈原，他詩旨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也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憂國傷時的精神、沈郁頓挫的風格、齊梁詩的精工儂麗、李賀詩幽約奇麗的象征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他的壹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於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於六朝民歌。他善熔百家，故能自成壹體。”他成就最高的是近體，尤其是七律。他繼承了杜甫詩的錘煉謹嚴、齊梁詩的濃艷、李賀詩的幻想象征，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從口出的技巧，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暢達，使容易寫得平淡的內容顯得新鮮，被稱為“包蘊密致”（葛立方《韻語秋陽》卷2）。他愛情詩中還善於化用神話誌怪故事，點染意境氣氛，深得李賀詩神奇中見真實的想象的本領。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的七絕中也有很好的表現。所以他的詩歌對晚唐韓幄、唐彥謙，北宋西昆派、王安石、黃庭堅，南宋李清照，直到清代黃景仁、錢謙益、吳偉業、龔自珍等都有過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唐宋的婉約派詞人、元明清的愛情戲曲作家，也都不斷從他這兒學習到許多東西。
但是，杜牧的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藝術水平。他的詩歌能夠融合前人所長，將憂國憂民的懷抱與傷春愁別的情思交織在壹起，形成“雄姿英發”的特色，在俊爽峭健中有風華綺靡之致。中唐以後，古體衰微，而他的古體受杜甫、韓愈的影響，題材廣闊，議論縱橫，筆力勁峭。他的七律成就較高，善以拗峭之筆見俊爽之致。他的七言絕句成就最高，題材風格多樣，詞采清麗，畫面鮮明，風調悠揚，有些還流露出對時事的憂傷，且多名篇，可以看出他才氣的俊爽與思致的活潑。如《赤壁》議論精警，自出手眼；《泊秦淮》案而不斷，含蓄雋永；也有的白描口語，而富有詩情畫意，如《寄揚州韓綽判官》等。他的其它名作如《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江南春》（“千裏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遙指杏花村”）、《秋夕》（“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等等，意境清新、文筆優美，佳句如瀉珠璣，流傳千古，為人們所熱愛。錢基博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分析道：“（杜）牧之詩與白居易同出杜甫，特（白）居易為（杜）甫之浩浩，而出以淺切，令人易曉；（杜）牧則為（杜）甫之浩浩，而得其瞻麗，令人愛讀；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白）居易才大而繁不制，（杜）牧則風華而骨不植。元稹情隱而文澤，（杜）牧則辭達而旨浮。而思不窺深，骨未造堅，三人者同病而同蔽。”“詩出杜甫，得其風調而遜其沈郁；文開蘇軾，有其疏快而無其警切。”“晚唐學韓（愈）文而得其雄直者，杜牧也。”“杜牧開蘇軾。”“於時，詩多柔靡，語尚矜諫，而（杜）牧幹之以風力，抒之以豪蕩。”“華而有風，抑揚爽朗。”這些評價還算比較客觀。杜牧的散文在中晚唐也卓然成家，不少文章論述削藩固邊的韜略，辟透剴切；《四庫全書總目》（卷151）稱之為“縱橫奧衍”，筆力勁健，包括《阿房宮賦》這樣的名篇。
我們從作品的題材、體裁、風格來分析。相對而言，杜牧長於現實主義、詠史、抒情寫景等，以及個別寫狎妓飲酒但還算比較清新、健康之篇什；李商隱則長於述懷、愛情等佳作。杜牧長於古體詩、七律詩、七絕詩、散文、賦、古文等；李商隱則長於五絕詩、七絕詩、尤其是七律詩，但散文、古體詩略為遜色，如早期的五古《行次西郊作壹百韻》學杜甫、五古《海上謠》學李賀、七古《韓碑》學韓愈，風格不大統壹，成就也不夠高。杜牧的作品清麗、優美、樸實、俊爽、鮮明，李商隱的作品綺麗精工、“深情綿邈”，婉曲見意。錢基博寫道：“李商隱與（杜）牧之同時，亦稱李杜。然牧同李之頓挫，而遜其沈郁；李有牧之圓潤，而無其爽健。”也許李商隱在近體詩創作上的技巧、手法更純熟、精湛，但杜牧的題材、體裁、風格可能更廣泛、全面，清代洪亮吉也說他“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壹家”（《北江詩話》）。從他們的代表作來比較，杜牧主要是靠《山行》、《江南春》、《清明》、《秋夕》、《赤壁》、《泊秦淮》、《寄揚州韓綽判官》、《烏江亭》、《過華清宮》、《遣懷》、《贈別》等七言絕句，《河湟》、《早雁》等七言律詩，《感懷》、《郡齋獨酌》等五言古體詩，以及《阿房宮賦》這樣的賦體文，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壇的地位；李商隱則是以七言律詩《無題》（多首）、《錦瑟》、五言絕句《登樂遊原》、七言絕句《賈生》與《夜雨寄北》、《嫦娥》等而流芳百世。似乎杜牧的名作比李商隱還略多幾篇。甚至全祖望還稱譽杜牧為“唐長慶後第壹人”（《杜牧之論》）。
兩位大詩人的創作也有壹些不足之處，白璧微瑕，勢所難免。前面說，“然牧同李之頓挫，而遜其沈郁；李有牧之圓潤，而無其爽健”（錢基博）。杜牧沒有李商隱的沈郁，李商隱則缺少杜牧的爽健。杜牧在清新、樸實、全面之余，也有個別詩歌粗疏、深拗，“風華而骨不植”、“辭達而旨浮”、“思不窺深，骨未造堅”、“然有才調而無骨力，氣不如（杜）甫之沈，骨不如杜（甫）之堅，所以麗而不雄，朗而傷易”（錢基博），藝術形式不夠精湛。他又以華麗辭藻寫頹放糜爛之生活，這種創作實踐與其“不務奇麗，不涉習俗”的理論主張自相矛盾。相反，李商隱的詩歌又過於做作、曲折，在用典上求之太深、用之過多，故弄玄虛，倒是以典害意，顯得部分作品濃而不化，晦澀難懂。另外，他的題材有限、視野狹隘、缺乏政教、格調不高，雖技藝手法高明，“寄意幽微深遠”，畢竟在思想內容、社會意義上不如杜牧。抒情、描繪是他的長項，但他不擅長議理、敘事。杜牧抒情、描繪並不遜色於他多少，而議理、敘事還勝過他幾許。
正因為杜牧、李商隱兩人的作品各有千秋，水平在伯仲之間，所以其傳誦至今、家喻戶曉的名作，在數量與反響上也是難分高低。就以筆者手頭所有的各種選本為據，著名的蘅塘退士所編選《唐詩三百首》，收杜牧詩9首、李商隱詩22首；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所編《新選唐詩三百首》（人民文學出版社），收杜牧詩13首、李商隱詩15首；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自己編寫的《唐詩今譯集》（譯者大都是壹些著名的作家、詩人、唐詩研究專家、大學古代文學專業教授、資深文學編輯等等），收杜牧詩9首、李商隱21首；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鑒賞詞典》（鑒賞者大都是唐詩研究專家、大學古代文學專業教授、資深文學編輯等等），收杜牧、李商隱詩也都有數十首。在幾乎所有唐詩選本中，他們的作品數量均不相上下，僅次於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少數作者。他們都是唐朝、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為數有限的詩歌巨匠之壹，所以才被後人並駕齊驅地稱為“小李杜”。
總之，不管是從其人的思想、行為、社會影響、歷史地位，還是從其文的思想性、藝術性、創作成績、整體水平來對比，杜牧與李商隱都是不相上下，即使不好於他也不會差於他。只能說他們的風格不同、追求各異，各自有長短。
[參考書目]： 1、《李白與杜甫》，郭沫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 2、《中國文學簡史》，郭預衡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3、《中國文學史》，錢基博著，中華書局1994年 4、《中國文學史》，遊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興剛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5、《唐詩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