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古代經籍
作為壹名傳教士，理雅各也許不會意識到其古代經典翻譯工程對溝通東西方橋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均為傳教鋪路，但最終的結果卻遠遠超出了傳教的範圍
理雅各把英華書院遷到香港後，開始研究和英譯中國古典文學的工作，他計劃將中國儒家傳統典籍“四書”、“五經”譯成英文，並各自附以原文、註釋及長篇緒論。1861年“四書”譯本依序在香港出版，為《中國經典》壹、二卷。當時由壹些傳教士如湛約瀚、麥高溫、史超活、合信、謝扶利和華人黃勝等人參加助譯工作。在此後二十五年間，他陸續翻譯出版了中國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春秋》、《禮記》、《書經》、《孝經》、《易經》、《詩經》、《道德經》、《莊子》等名著。
中國儒家經典向西方的傳播，對西方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文學思想，都產生了壹定的影響，對此，理雅各是有貢獻的。但是，另外還有壹位中國學者王韜的功績也不應該埋沒。王韜原來在上海倫敦傳教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1863年王韜乘船來到香港，擔任理雅各的助手。當時理雅各的《中國經典》頭兩卷英譯本已經出版，他正在翻譯《書經》。由於王韜的具體幫助，給他解釋難懂之處，幫他寫註釋，使他得以順利地完成英譯《書經》和《竹書紀年》等，並作為第三卷出版。隨後王韜又幫助理雅各英譯《詩經》，作為第四卷，於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傳》，於1872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禮記》於1885年在倫敦出版，這是王韜幫助理雅各英譯的最後壹部書。
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典籍也曾多有譯述，但都只譯片斷，且因漢語不精，或對於儒學經義鉆研不透，或請學養淺陋的華人合譯，譯文往往辭句粗劣，語義欠通，謬誤百出。《中國經典》的翻譯是理雅各傾註幾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壹項宏大工程，他明確意識到，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人的經書，親自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基礎的整個思想領域，才能被認為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職責相稱。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理雅各始終貫徹著嚴謹的治學態度，除了認真參考和吸取王韜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註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據，絕不主觀臆斷。在他以前別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語種譯出的有關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來仔細比較，認真參考，然後再反復斟酌，慎重落筆，甚至常常數易其稿。加上與王韜等人的切磋討論，就大大減少了可能有的失誤，使翻譯質量得以確保。
《中國經典》陸續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於1876年獲法蘭西學院儒蓮漢籍國際翻譯獎(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70年,阿伯丁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在愛丁堡大學舉行三百周年校慶慶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壹。理雅各在多次訪問巴黎的過程中，曾同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朱利昂，進行對漢學的高水平的討論，並獲得朱利昂獎金的首獎。
理雅各的獲獎促使英國朝野開始重視對中國學術的研究。獲獎後，理雅各又譯了（在牛津大學任教期間的譯著）：《法顯行傳》(1886年加註付印）、《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考》、《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與小說》、《致繆勒函有關中國人稱帝與上帝》、《中國編年史》、《帝國儒學講稿四篇》、《扶桑為何及在何處？是在美國嗎？》、《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孔子生平及其學說》、《孟子生平及其學說》、《詩經》（英文押韻詩體譯本）。
以上是單獨出版的壹些主要譯著，另外由英國語言學家繆勒收進他主編的《東方聖書》叢刊中的理雅各譯著，還有：《書經》、《詩經中的宗教》、.《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因果報應論》。
90年代理雅各再次把註意力轉到他的系列譯作《中國經典》，這也是他在牛津的教學材料。1893年至1895年《中國經典》修訂後在牛津大學克萊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在這個版本中，理雅各對孔子的態度有改變，似乎與中國古代的聖賢有了很多相同的觀點。
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謝世的前兩年，他還翻譯出版了屈原的《離騷》。
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1873年，理雅各離開香港返回英國，他竭力主張應加強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社會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當時在英國的壹些原來在中國當外交官或經商的英國人，提出應在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並推薦理雅各為該講座的第壹任教授。推進此項計劃最努力的，有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和前香港總督德庇時等，他們募集了捐款，專供牛津大學開設漢文講座之用，但英國的正統派仍嫌理雅各不是牛津或劍橋大學畢業生，不是貴族，又不是英國國教的教徒而加以阻撓。經過各方疏通，加上理雅各的大量譯著和它們對歐洲影響的客觀存在，使得那些正統派也只好讓步，最終讓壹名傳教士出任第壹任漢學教授。阿禮國等多方奔走，壹***募得三千英鎊之巨，專給牛津開設漢學講座。
理雅各采取的是語言與文化並重的教學策略和註重翻譯的教學模式，他的學生為數不多，因為漢學在當時還是偏僻的學科。理雅各所做的學術報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人物傳評、中國天文和中國社會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學前後***二十二年，培養了不少漢學家。
理雅各回到英國後，著有壹些論文、書評、講稿與小集子，計24項，其中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壹部未完成的漢英詞典手稿。理雅各曾提出如果中國能有壹部按正確的原則編撰的字典，那麽解經、詮釋工作將大大簡化。這可能是他編撰字典的動機。詞典收入漢語的字、詞、俗語及情景性日常用語，在文字上方用符號表現漢字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四種語調。收入內容以普通話（官話）為主，兼顧廣東方言。
漢學答疑
理雅各回英國後用不少的時間為外國人解答漢語知識方面的問題。實際上，這項工作始於他在華期間。
理雅各對中國的了解可謂詳細，求教的信很多，很難統計，咨詢的領域涉及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傳記、中國天文，也有不少信件的內容是請他翻譯文件和翻譯刻在碗、扇等等上面的文字，還有人把翻譯的稿子和研究漢字的論文寄給他審閱，為此理雅各回復了大量的信件，這當然也是對中國文化傳播的貢獻。
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從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壹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過的，對香港的教育、報業乃至戒煙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均有種種貢獻。從1847年到去世，他壹生半個世紀的時間都在譯介中國經書，而且是在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總體歧視下進行的。對中國文化的長期研究使他認為中國文明雖與西方文明有很大區別，但絕非野蠻文明，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繁榮，不斷生長、壯大；當諸多的優秀文明經歷了興旺、鼎盛和衰亡後，中國仍然存在，所以中華民族必定有些頗具力量的美德和社會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