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文獻記載是足球起源於臨淄的可靠而有力的證據
宣教授說，由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會和中園足球協會編著的《中國足球運動史》在第壹章《中國古代足球的起源》中寫道：“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山東立國的齊國首都臨淄城(今山東淄博市)，七萬戶居民中有不少人愛踢球，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對此有所記述。但在當時，足球活動僅僅是民間的娛樂活動。”(《中國足球運動史》，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由全國體育院校教材委員會審定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現代足球》，在第三章《中國足球運動》中寫道：“中國古代足球起源的最早時間推斷不壹。但古代足球起源於中國是世界公認的。就目前史料查證，早在戰國時代(公元前475--221年間)《戰國策·齊策》上記載著蘇秦到齊國遊說時對齊宣王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蹋’是用腳踢的意思，‘鞠’則指球。”(《現代足球》，人民體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
其實，《史記》和《戰國策》記載的同為壹事，即蘇秦為趙合縱攻秦遊說齊宣王。兩書所記內容相同，只是文字略異而已。《漢書·枚乘傳》曰：“鞠，以韋(皮)為之。”唐顏師古《漢書註》曰：“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韋即熟牛皮，填充之物多為毛羽。《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索隱：“今之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蹴蹋為戲。”由此可見，蹋鞠就是今之足球運動。正如《體育詞典》(體育出版社)所說：“中國足球遊戲早在戰國時即已盛行，稱為蹴鞠。其後各代繼續流行，或名蹴鞠、蹴球等。”
既然如此，那麽，《戰國策》、《史記》關於足球盛行於臨淄的描述則是最早的文獻記錄。如眾周知，《戰國策》為時人之書，《史記》成書距戰國時間甚近，況且司馬遷是“秉筆直書”的千古良史，故而兩書所載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因而，在沒有可以證明足球起源早於戰國齊都臨淄的新的確鑿史料出現以前，足球源於戰國齊都臨淄幾成定論。
齊國繁榮的經濟為足球起源於臨淄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主義原理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理，足球的產生依然離不開經濟的支撐。試想，通常情況下，壹個食不果腹的群體是無心亦無力於文體活動的。請看《史記·蘇秦列傳》關於蹋鞠記載的上文吧！司馬遷這樣寫道：“齊地方二千餘裏，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在此，司馬遷把齊國的富庶看成了蹋鞠活動的前提，恰恰符合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
縱觀八百余年的歷史，齊國始終是壹個經濟大國。當年，姜太公受封建國之時，雖然齊方圓不過百裏之地，……少五谷而人民寡。然而由於姜太公采取了“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勸女工，極技巧”的大力發展經濟的措施，結果，終太公壹世，齊國壹躍而成為東方諸侯國中的大國和富國。正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太公望封於營丘，地舄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春秋前期，“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結果，齊國出現了“倉廩實”，“衣食足”，“工蓋天下”，“器蓋天下”的大好局面。戰國時期，齊國更是發展為壹個“膏壤二千裏”，“粟如丘山”，擁有“千金之賈”，“萬金之賈”，“家敦而富，誌高而揚”的無此富庶的國度。以至延及西漢，當司馬遷來到故齊之地時，情不自禁地贊嘆道：“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裏，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齊太公世家》)正是齊國繁榮的經濟為足球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此，我們可以化用司馬遷語說：“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足球發源於此，不亦宜乎？”
齊國昌盛的文化為足球起源於臨淄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宣教授指出，大凡壹個藝術或體育品種的出現，往往受其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試想，通常情況下，壹個文化貧瘠的群體是無心亦無力於足球運動的。格羅塞說：“藝術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格羅塞(德)《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6頁。)正是齊國昌盛的文化為足球起源於臨淄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齊國向以文化昌盛著稱於世。其學術、文學、宗教、語言文字等姑且勿論，單就藝術和全民性的文體活動而言，足以說明足球源於臨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了。試以音樂為例明之。在姜太公立國之前，齊地是東夷人的家園。東夷，這個以鳥為圖騰的古老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不僅創造了燦爛輝煌的物質文化，同時也創造、發展了音樂藝術。太公立國之後，由於采取了“因其俗，簡其禮”的治國方策，故而使得齊國的音樂在吸取了東夷音樂豐厚營養的前提下，繼承創新，得以蓬勃發展，別開生面。終先秦之世，齊樂的發展水平在各諸侯國中壹直是非常高的。此如韶樂，原為虞舜所創。《漢書禮樂誌》說：“舜作《韶》”《韶》樂在齊國，壹直廣為流傳。延至春秋，齊《韶》經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已經提升到很高的藝術水平了，以至於孔子聞韶於齊時，發出了“盡善”、“盡美”的驚嘆，出現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非常人所能理解的事象。
齊國不愧是壹個音樂王國。妳看，上至國君，下至四民，無不好樂。齊襄公“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小匡》)齊桓公“縣鐘磬之r，陳歌舞竽瑟之樂。”(《霸形》)齊景公不但“左為倡，右為優”，而且自己還會彈琴擊缶。(《晏子春秋》)齊威王賞琴，以琴音悟政理，三月而授鄒忌相印。齊宣王、齊閔王父子更是愛竽如命。宣王喜合奏，閔王愛獨吹，故而留下了南郭先生“濫竽充數”的故事。上行下效，由於君主的喜愛，音樂之風遍吹齊國的山山水水，大街小巷。《孟子告子下》載淳於髡語說：“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列子湯問》載：“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壹裏老幼悲愁。垂淚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壹裏老幼喜躍扌卞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賄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杞梁妻哭夫變國俗，韓娥鬻動雍門的效果，正反映出齊國音樂發展的適宜土壤。同理，齊國昌盛的文化也為足球起源於臨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肥沃土壤。故而，蘇秦是將足球與其他的文體活動壹起來談的，其言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在此，司馬遷已經意識到各個文化要素間的互動現象和規律了。
齊國發達的科技為足球的制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宣教授強調，足球是否起源於先秦齊都臨淄，還有壹個問題不容忽視，那就是足球的制作技術。按照古人的說法，“鞠”，“以韋為之”，“中實以毛”，就是填毛的皮球。那麽，戰國時的齊人能否制造出這種皮球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齊國既有毛皮之材料，還掌握了制皮之技術。
科學技術是人類社會得以進步的主要動力之壹，也是齊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進而成為足球故鄉的重要因素。齊國因其發達的手工業，所以產生了我國第壹部手工業工藝技術典籍《考士記》；因其農業生產的進步，所以產生了最早的農學專著之壹《野老》；因其天文學的進步，所以產生了先秦最偉大的天文學家甘德；因其地理學的進步，所以產生了大小九洲學說；因其醫藥學的進步，所以產生了中醫學的鼻祖扁鵲；因其科學技術的全面進步，所以產生了中國第壹部百科全書《管子》……而直接關乎足球制作的恐怕主要就是制皮技術和數學知識了。
關於韋革的柔治技術，《考工記鮑人》這樣寫道（譯作白話）：鮑人的事情。鮑人柔治的韋革，遠看顏色要象菅茅的花壹樣白；走近用手握捏，要覺得很柔滑；把它卷緊，兩邊要齊整不斜；再看兩皮相縫合的地方，壹定要淺狹；察看縫合的線，壹定要藏而不露。韋革要象菅茅的花壹樣白，在水裏洗滌，動作要快，不能太久，那就會很堅牢的了。韋革要十分柔滑，塗上厚脂，那就會很柔軟的了。把它拉伸開來要平直，伸展開來很平直，那是裁取的革理齊正之故。如果伸展開來歪斜而不平直，必定是壹邊太松，壹邊太緊。如果壹邊太松，壹邊太緊，那麽到了使用的時候，太緊的地方壹定會先斷裂，不得不剪除，這樣闊革只能當狹革使用了。把革卷緊而不歪斜，它的厚薄就是均勻的。看上去兩皮縫合的地方淺狹，革就不易伸縮變形。細看結合韋革的縫線不露出來，韋革雖然用的破舊了，縫線也不會損傷。由此可見，齊人柔革技術之高，過程之密，要求之嚴，在當時可謂無與倫比的了。另外，齊人的數學知識、空氣空力學知識、染色技術、縫制技術以及工具等等，足以制作出足球來的。
城市的發展與繁華為足球起源於齊都臨淄提供了適宜的場所
宣教授說，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壹定歷史時期的必然產物。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人類文化最集中的體現。城市是人們從事生產和生活的重要場所。城市不僅是社會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而且是教育、科技、文化事業異常集中的地方。正是城市的發展和繁榮，為足球起源於齊都臨淄提供了適宜的場所。
臨淄，作為齊國的國都，經過西周、春秋數百年的擴建和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已成了無比繁華的大都市了。據考古證明，齊都臨淄包括大城和小城兩部分。大城南北近9華裏，東西7華裏余。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南北4華裏余，東西近3華裏。兩城的總面積達60余平方公裏以上。小城墻基寬壹般在20至30米，最寬處達67米。大城墻基約在20米以上，最寬處達43米。據《齊城》記載，臨淄有13座城門，現已探明11座城門遺址。其中小城城門5處，大城城門6處。門最寬者達17米，最窄者也有8.2米。城內道路縱橫，多與城門相通。現已探明主要交通幹道10條，小城內3條，大城內7條。大城中部南北幹道，全長4000米，路寬20米。大城北部東西幹道，全長3600米，路寬15米。大城中部東西幹道，全長2500米，路寬17米左右。臨淄有完整的排水系統，現已探明3條排水道和4個設計合理的排水道口。故城內還有6處治鐵遺址、2處治銅遺址、2處鑄幣遺址、4處制骨器遺址。另外，臨淄地面上尚存眾多的宮殿建築臺基遺址。凡此，無不訴說著齊國的悠久歷史和臨淄的昔目輝煌。
在談到臨淄繁華景象時，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戰國史專家楊寬先生如是說：“在各國的國都中，以齊國臨淄規模最大，也最繁華。”“臨淄城中最熱鬧的街道叫做莊，是壹條直貫外城南北的‘六軌之道’。這條街道附近最熱鬧的市區叫做嶽，在北門以內，是市肆和工商業者聚集之所。所謂‘莊嶽之間’，是戰國時代齊國人口最密集而繁華的地方。直到西漢初年，嶽還很繁榮，稱為嶽市。”由此，楊寬先生情不自禁地贊嘆道：“這是多麽熱鬧的壹個商業城市啊！”(《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98頁。)正是這樣壹個熱鬧的商業城市，才有資格為足球的起源提供適宜的場所。
城市居民的增殖、市民生活的放大及齊人的生命意識是足球起源於臨淄的決定性因素
關於臨淄居民的數量，宣教授說，《史記·蘇秦列傳》中說：“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壹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壹萬矣。”戰國時戶大小。世族豪門之家，恐怕人口要以百千計。僅以孟子的八口之家計，七八五十六萬。這還是臨淄的常住人口，並不包括流動人口在內。因其人口眾多，故而出現了“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的景象。延至漢代，“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被稱有漢“五都”之壹。這樣壹個約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在當時來說，豈止“五都”之壹呢？應是壹個世界性的大都會。
在臨淄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居民中，既有土著人，還有外來人。外來人久居不歸，逐漸變為齊人。這種海納百川的態勢自姜太公時就已出現了。據史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齊太公世家》)齊桓公時期，齊國繼續推行“來民”、“留民”、“富民”、“教民”和“來天下之人”的政策，所以出現了天下人民歸之若流水的局面。因而《漢書地理誌》說：“臨淄海岱之間壹都會也……其中居五民。”五民者，表明臨淄居民成份的復雜性。正因如此，才使得臨淄人的社會生活豐富多彩；正因如此，才使得齊文化異彩紛呈。總之，正是城市居民的增殖、市民生活的放大及齊人的生命意識是足球起源於臨淄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