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如何引進外來概念

漢語（之壹）——現存問題及語義構詞法的價值楊克時張雅萍李屹* 摘要：現今，講漢語者正在越來越多地使用音譯詞及字母詞。但是, 這個潮流真的是我們所想要的嗎? 它真的可以持續下去嗎? 本文提出反對在外來概念引入中使用音譯及外文字母的理由。我們認為（1）音譯是對漢字的濫用，與漢語的基本理念相悖離；（2）它威脅到書面語的統壹性，因此從長遠來看若無壹定程度的文字改革，這種引入不可能持久；（3）音譯的方法會導致大量任意性的近似語音多字詞的出現，這些詞不僅使講不同方言的人感到茫然，而且對於講韓語、日語者以及對於講漢語者的後代而言，也將是難以辨認的；（4）音譯還會破壞漢語與漢日語 (Sino-Japanese)，漢韓語 (Sino-Korean) 以及漢越語 (Sino-Vietnamese) 之間業已存在的傳統的語義聯系。另外我們提出，漢字的明天和未來極有可能取決於它作為壹種國際文字所具有的持續的價值, 這壹點, 不僅對日本和南韓是如此，對中國也壹樣。所以，提高講漢語、日語和韓語者之間的書面交流，也就是說，盡可能自然地使用漢字，而不是牽強地將漢字近似語音地組合起來，這樣做是有百利而無壹害的功德。可幸的是，抑制濫用漢字的勢頭，如果願意的話，還來得及，因為與多數其它現代語言中的外來詞相比，漢語中真正的外來詞所占比例仍很小。 1. 引言運用語義構詞法引入外來概念要求引入者進行細致的思考，相比之下音譯則簡單易行，而原樣照抄壹組字母則更加方便快捷。大多數引入外來概念者都並非語言學家（比如計算機行話的引入，壹般都是電腦迷所為），顯然他們的目的是只要理解就行，至於避免對漢語造成損害的問題，壹般是很少考慮的。當然，音譯詞及原封不動照抄的外文字母組合，對那些本來就懂得與之相對的外語詞或首字母縮略詞的人來說，也有壹目了然之利。對於外文字母進入漢語, 雖然存在阻力, 但是在講現代漢語者中間，卻極少有人對外來概念通過音譯方式引入漢語而感到不安。事實上，這些基於音譯的引入常常因其異國風味而受到青睞。雖然也有人已經敲響了警鐘，但奇怪的是這只是個別的孤立的呼聲，其中值得註意的是鐘勇 (1999) 以及他文中的參考文獻。本文為“漢語”系列中的第壹篇。文章著重指出音譯詞及字母詞對漢語言正在造成的嚴重損害的問題。這個系列的第二篇，將對於如何改變現狀提出壹些看法。雖然兩篇文章的重點並非落在專有名詞及其派生詞之上，但這方面也會涉及壹些，特別是會談到那些可以被“普通化”的外來專有名詞以及可以被“語義化”的專有首字母縮略詞。我們主要討論在中國大陸使用的外來概念詞，也包括那些來自香港、澳門、臺灣而如今又在大陸經常使用的外來概念詞。 2. 工作定義在此系列的文章中我們認為區分“外來詞”和“外來概念”這兩個術語是有必要的。“外來詞”是指： ?6?4 根據以下兩種方式之任何壹種在兩種語言之間實現相互借用的“詞”： (1) （當兩種語言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書寫體系時）逐字引入； (2) （當兩種語言具有不同的書寫體系時）通過音譯或轉寫引入。“外來概念”是指: ?6?4 根據以下兩種方式之任何壹種在兩種語言之間實現借用的“概念”： (1) 通過外來詞引入； (2) 通過語義契合引入。語義契合引入可以是以下兩種情況之壹： (a) 根據該詞在客方語言（或根源語言）中的意義直接“翻譯”，如computer：計算機；airport：空港； (b) 對於概念給予“描述”。即實施這種“描述”的基礎不是外語中的詞，而是其後的概念，如：電腦，機場。因此，就外來概念之引入而言，使用外來詞是壹種方法（但絕非唯壹）。同樣，就外來概念之語義引入而言，使用翻譯也是壹種方法（但也絕非唯壹）。我們註意到，從其它語言引入漢語的概念可以分成三個相互交叉的集：(A) 概念詞所用的漢字僅具標義作用；(B) 概念詞所用的漢字僅具標音作用；(C) 概念詞中保留外文原詞或首字母縮合詞的字母，甚或有所增加的。如附圖（見下頁）所示，我們註意到A集中有壹個子集，我們稱之為SA；A 集和B 集交叉的部分中有另壹個子集，我們稱之為SAB，即:?6?4SA= 純粹由外語詞翻譯而來；?6?4SAB= 完全音譯但譯語同時由字義構成。此外，還有壹種特殊情況需要提及，即在某些現成的漢字或現成的詞組上增添存在於其它語言中（這裏不包括漢日語、漢韓語和漢越語）的，但並非為漢字所已經存在的新的意義，如：在“科”字上增添生物分類學 family 的概念，從而有“貓科”；以及由希臘語派生而來的英文計算機術語 macro 之於漢字“宏”，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可被歸於SA的子集，我們稱之為SSA。鑒於這種做法不涉及漢語中的新詞語合成，所以除了指出這是壹種不會損害語言結構且難以被人為阻止的自然進程的結果以外，本文對此將不做進壹步討論。以上三個主集中，A集最大，C集從官方認可的角度來看最小。也就是說，C集中只有很少量的詞是得到正式認可的，譬如已被收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2002）的《現代漢語詞典》的附錄中或已為媒體所接受。然而，正如劉湧泉（2001）的《字母詞詞典》所反映的那樣，越來越多的含有外文字母的“詞”正在被講漢語者所使用。我們認為，在漢字文本中使用C \A \B 中的詞（即非同時為A集或B集的C集中的詞），壹般而言，已不僅僅是書寫系統間的轉換問題，而是語言之間的轉換了。我們還認為，只有B\A\C的詞才是真正的外來詞。至於A \B \C的詞，無論它們為誰所創始，也就是說創始某壹個語義漢字詞組的人是講漢語、日語、韓語還是越南語的人，對我們所談的問題而言，卻並不重要[1]。附圖：我們對於所有引入漢語的外來概念（由A∪B∪C三集代表）的工作定義。註意：A∩B（即：A, B兩集的交叉部分）與B\A\C（即：B集中與A和C兩集都不相交的部分）的界限可以通過“艾滋病”和“芭蕾舞”這樣的例子來加以區分。這些例子歸類於B \A \C 集中，因為先把完整的外文詞（或有時是首字母縮略詞）音譯後才增加了語義後綴。將此與A∩B中的“啤酒”相比，“啤酒”只音譯了德文詞 Bier 的第壹個音節。 3. 反對音譯的理由對於含有語義的音譯詞（SAB集），比如“黑客”或“迷妳裙”，雖然很少會有人說這不是巧妙的翻譯，盡管其中有意義溢出的問題[2]；但在實踐中，只有很少的詞可以照這種做法處理，所以引入者通常面臨的選擇是A \B \C、B \A \C或A∩B \C \SAB。也許，采用語義方法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大多數音譯詞太粗糙，原因是漢字在復制外語單詞發音的方面並不是壹個好的媒介。許多音譯詞不僅與它所代表的原詞的發音相差甚遠，而且常常是壹系列五花八門的漢字被用來表示同壹個外語詞的發音，如 ammonia, 就有“阿摩尼亞”、“阿莫尼亞”、“亞摩尼亞”等，甚至早期引入的詞如“玻璃”、“玻琍”、“玻瓈”等，也是這樣。當然，對於多數專有名詞來說，采用音譯是不可避免的，但對於普通名詞卻沒有必要。雖然人們很關註那些認為是難以用語義構詞法引入的外來概念，但是它們只占需要引入漢語的外來概念的壹小部分。我們的觀點是，以漢字書寫的漢語作為壹種根源語言，具有豐富的詞素，是壹種非常好的語義引入媒介，在這壹方面，它要比大多數以近似語音或語音字母書寫的語言優越得多。眾所周知，漢語言的正式書面語表現為壹個個間隔相等的方塊字，而不是像西文那樣為空格所分開的是詞而不是詞素。雖然在現代漢語的雙字詞及多字詞中，也存在單個字不產生意義的情況，但就漢語的傳統而言，在沒有外來詞的漢字書面文本裏（無論這個文本的作者在進行思考時，用的是普通話、漢語方言、日語、還是原先的韓語或越南語），文本中的詞語在正常情況都可以被分解成壹個個具有獨立語義價值的單個的字的構詞單位。因此，每個字因其本身的語義價值在文本中占有壹席之地。漢語中原本所固有的詞、以及漢日語詞、漢韓語詞和漢越語詞，無論是雙字還是多字詞，大多數情況下，同樣也可以被分解成獨立的、具有語義價值的單個的字。然而，當外語詞根據其發音被音譯成壹組通常有兩個或以上漢字組成的詞時，這些漢字就暫時失去了其獨立的語義價值，並且，當作為詞讀在壹起時又會產生新的、不同的語義聯想[3]。再者，音譯詞從視覺上幾乎被融入到它們所出現的文本之中，這壹點與以字母為書寫系統的語言和使用片假名結構的日語不同。於是，這些成分字到底應當按語音連起來讀還是根據語義把它們當成詞語來讀，則要按上下文來推斷。有時候，不熟悉某壹結構的讀者甚至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語音詞還是語義詞，抑或是兼而有之。以“西裏爾字母”中的“西”為例，許多讀者也許並不清楚它到底是音譯的壹部分呢，還是取“西方的”之意、後面的兩個字才是音譯詞呢。同樣，不熟悉的讀者也許會以為“歐佩克”指的是某個歐洲組織呢。另壹個問題是，當第壹次遇到壹個音譯外來詞時，讀者往往需要壹個譯文或描述才能了解這個詞的哪怕是最基本的含義。盡管很多時候人們可以在音譯後加上壹個類屬詞來部分地解決這壹問題（如“芭蕾舞”、“薩克斯管”、“比薩餅”等），但也有許多人並不這樣做的例子（如“沙發”、“沙拉”、“巴士”，甚至壹些老的音譯，如“玻璃”、“葡萄”等）。在大陸[4]，以上問題也許在目前尚不會引起嚴重的麻煩，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大多數外來概念都是以語義構詞的方式而非音譯的方式進入漢語語匯的；而且也因為專有名詞必要時可以下加底線。可是如果普通外來詞的數量太大時，漢字文本的完整性和結合力將受到威脅。當然漢語也可將壹個個詞分開來書寫，或使用隔詞號或下加底線的方法將音譯詞斷開，這樣做或許是可行的，但即便如此，我們認為，上述關於漢字文本完整性和結合力的論據，仍能強有力地支持在外來詞引入中盡量使用語義構詞法的觀點。另壹個贊成意譯的觀點甚至認為，將普通詞語音譯成漢語是自願被殖民化的表現，甚或稱之為賣國主義[5]。壹方面，就“獨立於文化的詞匯”而言，我們同意以上觀點，但我們同時也認為，在音譯為某文化所特有的詞匯（“文化特有詞匯”）和音譯獨立於文化而存在的詞匯之間，壹般而言，是有差別的，盡管兩者之間的界限有時比較模糊。文化特有詞匯，舉例而言，可以是國外的食品和飲料的名稱，如“白蘭地”，“漢堡包”、“比薩餅”等。假如官方規定漢語用字母系統書寫，那麽這些詞用音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認為，對這些文化特有詞進行音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漢字的背叛，同時也是對漢語與漢日語、漢韓語以及漢越語的語義聯系的背叛。可幸的是，大陸所使用的漢語，無論是口頭上的還是筆頭上的，至少在目前，與幾乎任何壹個現代語言相比，所含音譯外來詞的數量都相對較小[6]。如前所述，如果十九世紀後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創始的大量音譯詞多數沒有被日語中所謂的“回歸詞”和講日語者自己開創的新詞所代替的話，漢字現在的情況會更糟。這不僅挽救了漢語，而且也使得漢語和日語書面語之間直到今天仍維持壹個較高程度的互認度。根據以上討論，我們所持的另壹個觀點是：漢字的最大優點之壹在於其廣泛的影響。長久以來不僅操漢語不同方言的人懂得漢字，就連使用某些不同語言的人也懂得漢字[7]。雖然漢字現在已被越南和北朝鮮[8] 所放棄，但是在南韓的正式場合下卻仍有使用（主要見於書籍的標題、學術論文、政府文件等，甚至在最近出現的路標中也可見到漢字）。至於在日本，漢字的使用則是很平常的事。事實上，近年來在日本和南韓又都重新出現了對漢字的濃厚的興趣，甚至在越南也有類似的跡象出現。漢字直到今天仍是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壹個橋梁，對南韓也壹樣，只是程度較弱而已。在漢語、日語及韓語的作者之間存在著很高程度的可理解性，這壹點無疑是古代中國文化輸出的壹大成績。我們認為在漢語中引入只對普通話起作用的音譯法（甚至對廣東話都不起作用，更別說日語和韓語了），會進壹步破壞漢語與日語和韓語的書面語之間的聯系，同時也會對存在於中國、日本及南韓中的持續已久的漢字的用法造成威脅。應該認識到，如果日本和南韓將來放棄使用漢字，那麽漢字的價值將會急劇降低。使用音譯會在以漢字為書寫符號的各個不同語言（及其方言）的使用者之間造成障礙，因為單個的字在不同語言（及方言）中會有不同的讀法，這是壹個眾所周知的問題。壹些只為某方言所特有的音譯詞，如廣州話的“菲林”和以日本語音為基礎的音譯詞“瓦斯”等，都使許多講普通話者目瞪口呆。更不要說最近在臺灣，講閩南話者為了標出先前不曾有書寫形式的少數閩南話的詞語而隨意濫用漢字的情形。然而，當講普通話者用近似語音的方式，根據普通話的發音生造出那些用其它方言或語言更無法辨認的外來詞時，很少有人會考慮這些講漢語其它方言者，甚至講日語、韓語者會作何種反應。自1940年代後期以來，北朝鮮壹致只使用諺文（韓語的拼音文字）。但有趣的是，根據語義從外來概念翻譯而成的漢韓合成詞，如“麥酒”（“啤酒”），“電波探知機”（“雷達”）等，在北朝鮮的日常用語中使用的情況比南韓更為普遍。這表明，東亞地區雖存在語義和語音兩個書寫系統的障礙，但***同的語言遺產仍強勁地顯現其生命的活力。因此我們相信語義的協調是件值得去做的事，雖然北朝鮮的朝鮮語和越南語目前都已不再使用漢字，但即便是同他們協調，也是有價值的。如果說不講普通話的人可以忽略不計，那麽我們要問，講普通話者們的後代的利益是否也可忽略。當壹個外來詞被音譯時，通常會有好幾種形式並存，最後只有壹種勝出。任何現在使用的音譯詞，在將來某個時候都可能會被另壹個音譯詞或語義詞所代替，那麽這個現行的音譯詞將會變得陳舊，對於後代而言，則有難以理解的危險；再者，這些廢用的字詞組合有可能給轉為用於其它新的外來概念上。後人也許會從廢棄詞詞典中查到這些陳舊的音譯詞，但對這些詞大概不能認同。即便壹個音譯詞擊敗了其競爭者（無論失敗者是音譯詞還是語義詞），且已存活很長時間，但也不是沒有問題。國家的標準發音在過去的千年裏，甚至在剛剛過去的世紀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現代音譯仍以老國音而非現代普通話為依據，如“比基尼”（根據教育部國語統壹籌備委員會1919年所編的《國語字典》，其發音應為 ?0?4pi?0?9ki?0?9ni）。雖然這主要是專有名詞的問題，但對將來而言，亦非好事。問題是，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標準發音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仍將繼續變化。書面語比口語更具生命力也更持久，因此如果現在的音譯保留下去的話，由於講普通話者的後代將按照他們新的發音標準來讀現在的音譯，這樣很可能會引起混淆並完全割斷音譯詞與客方語言的聯系。假如將來的後代選擇新的音譯以正視聽，那麽，現在文本中的外來詞將變得過時而且難以理解[9]。因此，我們認為語義形式要比音譯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是保持語言的持續性的壹種更加理想的方式。話雖至此，我們也承認在壹些特殊情況下，用某種程度的音譯也可能是合適的。文二將討論這壹點。 4. 限制使用外文字母的理由附圖列出了使用外文字母的幾種情況[10]。C集中與A、B集不相交的部分壹般是英文的首字母縮略詞，例如：AIDS，法語相應的詞是SIDA。用這樣的首字母縮略詞並不破壞漢字書面文本的連貫性，也無需創造新的任意性很大的音譯。我們認為，壹開始的時候使用首字母縮略詞 AIDS 比使用像“艾滋病”、“愛滋病”、“愛之病”或“愛死病”等任意性很大的音譯詞要好，因為即使某壹個音譯最終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但是如果理想的話，這個音譯最終也將被語義詞所代替。結果是，未來的子孫後代如果沒有關於過時的音譯詞方面的詞典，就無法讀懂包含這樣壹些音譯詞的文本。另壹方面，照原樣使用壹個外語首字母縮略詞意味著文本更有可能經受時間的考驗，也就是說，既便人們普遍接受壹個語義替換詞之後，最初的文本也不會包含任何過時的音譯詞。另壹種情況是，如果壹個音譯詞最終被普遍接受，那麽，所有包含其它音譯詞的文本中都將含有過時的音譯詞。因此，只要不鼓勵在書面語中使用音譯詞，相反鼓勵盡早用意譯的首字母縮略詞來代替，那麽講漢語者在日常語言中使用音譯詞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音譯詞比壹連串拉丁字母更易於發音，而且口語除了在錄音中保留以外，壹般不會流傳後世。我們認為，如果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相壹致，使用外文字母作為分類詞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對維生素和光線的分類。但在多數其它情況下，實際沒有保留外文字母的必要，如外來詞“T恤衫”我們提議最好漢化為“丁字[襯]衫”。我們認為最應摒棄的就是那些任意杜撰的拉丁字母的詞，如“BP機”和“卡拉OK”。雖然講漢語者多數對此毫無意識，但是在用漢字書寫的文本中出現拉丁字母卻常常成為外國人的笑柄。 5. 拉丁化問題假如漢語被拉丁化，大量引入外來詞就會容易得多，且不會破壞書面語的連貫性。馬賓和林立（1986）列出14000個詞（實際上多數是“術語”），認定它們對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來說是***通的（除詞尾以外），並且認為漢語應該被拉丁化，從而使漢語也擁有這種國際的壹致性。可是，他們忽略了壹個事實，他們所列詞中的大多數都是很少使用的、來源於古希臘語（這些語言***同的主要來源語）的科技詞，或者是含專有名詞的科技詞組，而專有名詞在西文和俄文之間壹直是音譯的。顯然語言間這種壹致性的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歐洲語言都分享希臘語的***同遺產，而漢語則沒有。即使漢語的拉丁化會使引入14000個很少使用的術語更加便利，但是，它在社會各方面引起的混亂則無疑是更高的代價。此外，假如拉丁字母的外文術語被照搬引入，多數講漢語的人將如何發音呢？於是又有外文拉丁字母詞應該被漢語拼音化的折中的提法，但事實是，標準漢語的音位比歐洲語言少得多，結果是四不像，像現代越南語的情況壹樣。這顯然否定了馬賓和林立（1986：前言）提出的拉丁化所帶來的多數好處。還有少數作者，如劉湧泉（1999）和姜玉星（2001），推崇部分拉丁化，即：保留漢字，但同時使用字母的方式，或原封不動地，或用變通拼寫以利讀音的方法，不僅引入首字母縮略詞，而且也引入那些生僻的外語科技詞。我們相信外語詞和外語首字母縮略詞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原封不動地臨時地使用國際通用的首字母縮略詞是壹回事，但是如果進壹步將其延伸為永久性的外來詞引入，那麽，這將會使講漢語者成為世界的笑柄。 6. 結論將長度大於壹個漢字容量的外來普通名詞予以音譯，是與漢字所包含的整個理念相悖離的。而且，音譯會導致近似語音詞組的出現，其隨意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 它們壹般都是外語詞最初音譯的糟粕，其語音轉換過程是不可還原的。(2) 它們中間多數不能經受時間的考驗，容易過時，並且當最終被語義詞或者是某壹音譯詞取代後，其它的就會變得難以為後人所理解。(3) 許多音譯詞都是針對某特定方言或特定語言的。對於講漢語不同方言的人，以及對其它語言中使用漢字的人來說，這樣的音譯是無法理解的。同其它現代語言（不包括沒有現代術語的語言）相比，漢語所包含的音譯詞的數量為最小之壹（顯著的例外可能是北朝鮮使用的朝鮮語）。但是盡管如此，它能支持的數量也小於大多數其它語言。漢字的這個問題使得某些作者鼓吹極端的文字改革，他們企圖證明，用語音方式引入外來詞或幹脆照搬外文是有所需要，這樣做可以使漢語得以與大多數其它語言的方式相壹致。在這些人看來，漢語的上述問題已經嚴重到了迫使其改變自己的書寫系統的程度。然而我們的觀點是，也許有更多的理由支持我們順應漢語本身的要求，從而改革目前外來概念的引入方式。我們所論證的另壹個觀點是，漢字長遠的未來很可能有賴於它作為壹種國際文字的持續價值，濫用漢字（如不必要地使用漢字音譯外文詞）會降低漢字自身所擁有的跨語言的優越性，從而威脅漢字的未來。尚幸，最近以來在日本、南韓，還有越南（雖然程度相對較弱）再次興起了對漢字的興趣[11]，考慮到音譯詞和字母詞已經並仍然給日語、韓語及越南語造成嚴重問題，也許對講漢語者而言，現在正是他們可以做出壹些讓步的最佳時機。雖然摒棄壹些常用的引入詞最初時的確需要付出某些努力，但長遠的好處大於短期的不便。另外，也許是最重要的壹點，我們相信漢語之美主要在於其語義構詞法，在於其同漢日語、漢韓語及漢越語之間的壹致性，不管這些語言的官方文字是什麽。是否現在正是我們開始討論對漢語、日語、韓語以及越南語中的漢字實行部分標準化的可能性的時機呢12？如果，比如說能夠就更多的科技術語在這些語言間達成壹致的話，將會有利於這些詞變得更加國際化，因而也更加值得為人們所學習和掌握。也許像許多歐洲語言間存在的某種相似性或壹致性壹樣，東亞地區也可能再次出現壹種不同語言間的某種協調壹致。參考文獻：1958：曹雪芹，《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俞平伯校訂）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6：馬賓、林立，《國際***通語詞典（英、德、法、俄）》，中國展望出版社，北京。1990：黃河清，試析漢語中外來詞過少的原因，《語文建設通訊》，第29期，38-42。1991：許璧，中日文詞匯對韓文之影響，《語文建設通訊》，第33期，1-10。1999：劉湧泉，別拿漢語拼音當外文，《語文建設通訊》，第61期，4-6。1999：鐘勇，有關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賣國主義和翻譯的思考，《翻譯學報》，第三期，81-95。2001：劉湧泉，《字母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2001：潘文國，漢語音譯詞中的“義溢出”現象，《語文建設通訊》，第67期，35-46。2001：姜玉星，談中文-字母詞的建設，《語文建設通訊》，第67期，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