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國後壹段時期，由於漫長的封建文化的禁錮，人民舊有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規範的形成、文化意識的轉變顯得非常緩慢，戰爭在戰後的社會生活中留下的影響要比人們所估計的要長久得多也深遠得多。人們在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著戰爭時代的痕跡：實用理性和狂熱政治激情的奇妙結合，英雄主義情緒的高度發揚，以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對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這種種戰爭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國後幾十年對人們的行為都有壹定影響。
當時的大多數作家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戰爭文化心理的積極性，他們熱情謳歌時代精神，贊美社會新風氣，這壹時期戰爭文化規範在文學觀念上的表現——諸如自覺強調文學創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覺強調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壹些主要創作中體現出來。
受到這種戰爭心理的影響，文學觀念由軍事軌道轉入政治領域，壹方面，開展壹系列政治批判運動，改造和批判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另壹方面，則要求將文學變成“整個革命的壹個組成部分”，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充斥著戰爭心態的詞匯，戰爭文學觀念成為主流。
但與此同時，當代文學史發展中仍有壹條“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若隱若現地存在著、支配著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和文學理想的追求。對於中國文學來說，重視文學自身價值這壹傳統有力地支持了作家們用各種藝術手法來表達對社會的理性看法，以及對文學真實性的追求。正是因為堅守這壹傳統，許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剝奪了寫作權利以後，仍然抱著對文學的熾愛，在秘密狀態下創作出很多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從解放區文學的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熟悉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活狀況，對農民的心理有著深刻的理解，對中國民間文化形態也有著獨到的認識，他們在創作時，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民間隱形結構”的藝術手法，使作品在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同時，反映出來自於生活最真實的呼聲，極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們認識到，以戰爭為主題的文化規範及其文化心理與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為了調整這種不相適應性，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試圖糾正這種文學發展的傾向，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收效甚微。
當代文學史的第二階段以“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為開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學遭受了空前的劫難，除了“樣板戲”和部分詩歌外，文字創作處於停滯狀態，有關“文革”期間的文學狀況，我們將在後面專門論述。
當代文學史的第三階段是以1978年8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誌的。“文革”結束以後，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方針，在文藝界展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討論。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中央到會致祝辭，在闡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明確提出了“不要橫加幹涉”的意見，並且承認文藝創作是壹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緊接著，1980年中***中央正式提出了含義比較寬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中央首次以科學的態度總結了歷史上黨領導文藝工作存在的缺點，並作出了“創作自由”的許諾。從這壹系列的文藝政策的調整中可以看到，壹個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正在逐漸形成，壹種以和平經濟建設為特征的新的文化規範也正在顯露端倪。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壹種新的文化規範的形成不會壹帆風順，舊有的文化規範痕跡也不會立刻消失，人們舊有的傳統思維依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壹定的影響，譬如，對“文革”後文學發展的整體成就作出消極的估價，對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依然保留“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對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絕的態度等等。這種思維定勢決定了80年代的文學歷史充滿了過渡時期的特點：新的以和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規範誕生以前必然會經歷痛苦的文化蛻變和激烈、充滿矛盾的自我鬥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方面，每壹次新的創作和理論的探索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甚至爭論，每壹次爭論都為推動新時期的文學發展起了壹定的作用。因為作家們不斷地探索與創新，整個80年代的文學顯得生機勃勃。
“文革”結束後，受盡磨難的知識分子終於爆發出了現實戰鬥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發表反思“文革”和總結自我教訓的《隨想錄》，鼓舞了壹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繼往開來地發展和捍衛這壹傳統。在“文革”後的80年代文學創作中，老作家孫犁的讀書隨筆、汪曾祺的小說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風格，對當代作家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復活。
這壹階段文學隊伍主要是由兩代作家構成，壹代是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是在***和國初期的理想主義氛圍下步入文學創作的領域，卻因為真實地表達了對於社會及人性的感性認識，而在“反右”運動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與打擊。“文革”結束後他們重返文壇，成為80年代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創作裏充滿對現實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對人性的贊美，可以說是“五四”傳統的精神主題在當代的再現。還有壹代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中大多數人曾經歷“上山下鄉”，真實體驗了民間生活，受到了民間文化的熏陶，所以當他們開始寫作時，自然而然地從農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題材到稍後的“尋根”文學，反映出文學新創作趨向。
80年代，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借鑒，使得許多作家在實踐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學創作的藝術空間，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藝術表現傳統。尤其在現代詩歌的表現形式方面，以“文革”時期知識青年的地下詩歌為源頭的“朦朧詩”的創作，與“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詩傳統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美學原則，恢復了個人話語在詩歌領域的作用。這些雖然是表現技巧上的探索，但對90年代的文學創作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代文學的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如果說，80年代是壹個在文化上撥亂反正的過渡時代，那麽，90年代才漸漸顯現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點。這種新的特點，對未來的文學發展，以及文學創作的方向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們的意識形態格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知識分子舊有的壹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覺中逐漸形成。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作家放棄了宏大歷史敘事，轉向個人化的敘事立場，特別是由此走向了對於民間文學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
90年代，新文學的傳統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壹種新的因素成了當代文學的參照。在“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上，大多數時期都處於壹種時代“***名”的狀態，即某種時代主題支配了壹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時期的“反帝反封建”和“個性解放”，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等。“***名”是時代主題的體現，是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作家通過自身的理解，對時代關鍵詞進行闡述，但在這種文化狀態下作家的個人獨創性和真實的感受很可能會被掩蓋。
與“***名”對立的概念是“無名”，所謂“無名”不是說沒有時代主題，而是指壹個時代並存著多種主題，文學創作反映了時代的壹部分主題，如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學、海派都市文學、大眾消費文學，以及東北流亡文學等多種不同專題，這些風格迥異的文學思潮之間互相沖突，充滿了激烈鬥爭。
90年代的文學具有鮮明的“無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學思潮線性發展的文學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現了無主潮、無定向、無***鳴的現象，不同風格、不同類型文學走向同時並存，表達出多元的價值取向。
這壹時期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戰鬥精神以及民間文化結構，文學走向呈現多樣性。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鼓勵來肯定其藝術創作的社會、文化價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認可、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過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標的；純文學的創作則是以文化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讀者群的歡迎為標誌。
90年代有許多作家對於社會以及社會歷史的認識非常相近，但他們卻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來抒寫並寄托他們所體驗到的時代精神面貌，作家的敘事立場也發生了變化，以***同社會理想轉向個人敘事。與此同時，文學創作的風格更加多樣化、自由化，使壹批面對自我的作家在開拓個人心理空間方面的寫作實驗得以實現。個人立場的文學敘事促使文學創作從宏大敘事模式中擺脫出來，轉向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個人敘事方式，壹批被稱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應運而生。
90年代的作家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寫作：有的繼續堅持傳統的精英立場，有的轉向認同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大眾消費文化，有的則著眼於思考如何從民間的立場上重新發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有的則專註於極端化的個人世界，勾畫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這種“無名”狀態使發展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擺脫了時代“***名”的制約，在社會文化空間中發出了獨立存在的聲音。
作家們在相對自由輕松的環境裏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創作風格，寫出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品，諸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張承誌的《心靈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張煒的《九月寓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都堪稱是中國20世紀最後10年文學界的重要收獲，這些作品為本世紀的文學舞臺拉上了壹道莊嚴神聖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