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十月 2009-09-11 11:01 星期五 晴
在網絡上遇到這篇評論,轉存於此並謝作者.
王十月中篇小說《少年行》細評
“常”與“變”：激蕩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世界
(轉自Aliwen的博客)
發表於《特區文學》2007年第5期的中篇小說《少年行》（作者王十月）同時被選登在《小說月報》2007年第12期，它講述了這樣壹個故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受到現代化進程影響的湖南壹個叫煙村的小鄉村裏有五個青年，他們由於大體上相同的經歷和不同的機緣聚在了壹起，開始了他們五個人的尋夢與追求理想的過程，經過壹系列事件五個青年的追求理想之旅最終均受阻，且有兩人已經慘死於自己的家鄉，作者力圖深刻地把握在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下中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常”與“變”及產生的陣痛，並對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鄉村社會的多個問題做出了獨特的判斷與思考。
壹、城與鄉
《少年行》開篇點出了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壹九九零年五月五日，根據故事發生的場景及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將這壹時間看成壹個過程更為合適。那時，中國社會歷經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整體上處於壹個轉型期，改革開放作為治國的重要方略和具體政策已經顯示出其正確性（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國家整體上出現突破性發展是其表征），中國社會從改革開放實踐中獲益匪淺，尤其是大城市和東部更得到了前未竟有的發展。這些發展正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中國的鄉村社會，與此相伴的是橫亙千古的鄉村家園開始迎接現代化的成果，並承擔著壹種全新的、帶有現代大都市想象與實踐的思想觀念侵入其中時所遭受的陣痛。
在這壹大背景下，作者首先對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新型城與鄉的關系作出了判斷。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鄉村經濟雖較以往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遠未達到城市的水平，中國亦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貧富差距擴大化之旅，農村經濟除了幾個模範窗口外大都長期處於低迷甚至雕敝狀態。經濟的差距反映在人的生活上便是城市的現代化以享樂（此處並無貶義）、休閑、消費為特征的生活方式，而農村卻仍固守著千年來的耕讀傳家的生活理想，農民們期盼著風調雨順、糧食豐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為典範的生活狀態。此時，鄉村仍然是壹個相對於城市的區域，但是二者的差距卻被作家進壹步放入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1]城鄉經濟發展在建國後三十年間差距並不明顯，但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這種分化不僅造成了差距，而且這壹不斷擴大的差距引起了中國鄉村社會與都市的對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對立，最終指向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少年行》恰在這個意義上對城與鄉的關系做出了獨特而又深刻的判斷。
“西狗小學畢業後退學了，在家裏種了幾年地。他不喜歡種地，他的父母讓他去學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歡當瓦匠，他說當瓦匠沒有出息。”“西狗的夢想是當歌星。它可以算得上是煙村最早的追星族了。有壹段時間，他的偶像是小虎隊裏的乖乖虎蘇有朋，他的房間裏貼滿了小虎隊的照片，他還讓劉小手幫他做了個蘇有朋的發型。”西狗作為無業者（時其正小學畢業，事實上在城市中由於義務教育的推廣與普及，同齡孩子們正在上學）正面臨著人生的第壹次取向與選擇。於是在現代化進程剛剛推進到農村時，當泥瓦匠與追星族當歌星這兩種嚴重不相容的追求遭遇的時候，西狗與父輩們的沖突便開始了，他們各執壹端。這壹沖突反映的是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中年輕壹代的選擇與價值取向，泥瓦匠的生活是延續父輩的生活理想，是鄉土中國傳統生存方式的延續，是鄉土中國農耕傳統的“常”，而追星族當歌星是當時城市青年均曾有過的追求，是現代中國在其現代化進程中與當時改革開放潮流暗合時在中國鄉村社會中引起的激蕩在思想觀念與文化心理層面的反映。這種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城與鄉的關系並不具對等性，《少年行》中所引出的城與鄉的關系完全是“城”作為強勢經濟體與文化體對鄉村普通民眾從思想觀念層面產生影響，鄉村中國在這壹激蕩中，它固有的“常”也開始松動，並萌動了某種“變”。鄉村內部以青年為主的新壹代農民不再盲目認同父輩的生活理想，能很快地從觀念上脫離鄉土中國的束縛並走向對城市的全方位認可與癡迷。
在面對現代大都市對鄉土中國產生極大影響的同時，鄉土中國並沒有形成應有之勢給予回擊，它反以其千年不變的恒常在不動聲息地承載著這壹切並進行了被動的自我維護與修復。農村經濟盡管衰落，但並未到崩潰狀態，農民盡管很窮，但他們仍然堅守著中國古老的耕讀傳家的生活理想，農村以承擔壹切苦難的姿態總是在默默無息但又堅韌地存在著。趙大偉從“不良青年”群體中退出並心甘情願地順從且適應父輩們的意願，堅持不懈地延續著父輩們的生活理想同時也盡享著鄉土中國帶給他的似乎是渾然天成的寧靜與鄉土家園的那份幸福，他的在現代鄉土中國萌發的理想，終於在從“發廊”返回到“家”的這個過程中消失了。古老的鄉土中國自有壹種面對任何外來沖擊的定力，生存於其間的鄉土中國子民更是壹代又壹代堅守著自己的鄉村家園，堅守著自己的生存信念和那份最純真的“地之子”的理想。
現代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發生的激蕩延續到農村，具有強勢經濟和先進文化與思想觀念的大都市對農村的影響極其深遠，鄉村生活的庸常與大都市異樣的繁華之間的反差尤為甚，但鄉土中國在這壹“變”之中卻仍然頑強地固守著它的“常”。“世變緣常”，當鄉土中國的子民遊走在“變”與“常”之間，並力求突破“常”實現更大的“變”時，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二、小人物及其命運“重奏”
“文學關註的是這個文化空間如何決定人們的命運、性格以及體驗生命的特征。”[2]於是《少年行》中的鄉村已經不是泥濘的山路和冰冷的水田，不是沈甸甸的擔子和殘破的茅屋，鄉村此時成為壹個思念和思索的美學對象，壹種故事、壹種抒情、甚至壹種神話，作家在關註城對鄉影響的同時，更在積極而又深入地觀察著生存於其間的人，中國鄉村這壹受地緣規制的空間是如何對人們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成了作家創作始終的思索。
《少年行》中主人公分別是：“我”（王紅兵）、西狗、趙大偉、四毛、劉小手，作品堪稱五人小史，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鄉村五個無業青年聚在壹起做著和民間傳統生存理想相悖的事。他們在自己的鄉村沒有地位，但他們卻是不約而同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現代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影響，又都在壹定時期內向這種生活方式作出了靠攏的努力，可這些努力“總被雨打風吹去”，甚為徒勞。作為身處鄉村社會無任何影響力的小人物，“命運”對於他們而言總是意味著壹種主宰與支配的力量，在這種力量下，小人物的生命都顯得那麽脆弱與無意義，而且無所依憑。首先來看發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的這壹例慘劇。四毛“其實是壹個有著遠大理想的青年”，從壹開始“四毛經常對我談的壹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出路在哪裏。”“他的心裏向往著英雄，向往著做壹番大事業，可是那時的農村，並不像作家們筆下描寫的，是田園牧歌樣的生活，農村的氣氛是死寂的，是沒有生機的，是讓人窒息的。我們真的沒有出路，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未來——娶妻生子，耕田種地，然後像我們的父輩壹樣老去。可是我們不甘心這樣，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又能過什麽樣的生活呢？”盡管理想之旅充滿著無盡的迷茫，但作為壹個有誌青年，他始終堅守著自己的理想，並藉此得以安慰，他始終堅信“冬天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可他的理想不久後便被“強暴”了，四毛成了“鴨司令”，然後被父親壹次又壹次的虐打。理想喪失之後，四毛的英雄情結卻並未終結，“四毛開始對人們說他是司令，四毛漸漸地就有了壹個鴨司令的外號。四毛和他的鴨子們，果真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們這些兄弟，還有他殘暴的父親，我們這些被稱之為人的動物，漸漸地退出了他的思維，在他的世界裏只有鴨子。那些鴨子是他的士兵，他是指揮著那群鴨子的司令官。”在這裏，他的生命得到了另壹種成全，但又是何其殘忍，他成了“英雄”，可“英雄”死了，他的死近乎壹種悲壯。中國鄉土傳統中的父子宗法倫理之情被顛覆了，並讓位於壹種人與物之間的變態的情感。中國宗法社會與鄉村民間並不能為個體理想的實現提供壹個多面的舞臺，但“英雄”亦並非全需走上這個舞臺，而可以以任何個體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理想之旅、“英雄”之旅。於是命運對四毛而言有如壹個滾動了千年的車輪至此呈現出壹種“惡”的慣性繼續從他身上碾過，他的命運在鄉村社會的“常”中走向虛無，最後直至軀體的灰飛煙滅。四毛最終守住了壹種絕望之絕望，在這個意義上，死是壹種訣別的成全，他的死有更為壯闊的心路歷程，這種壯闊是個體最決絕的反抗與指歸。死在這個意義上有了另壹種美學上的價值，有了另類的小人物心靈史上的意義。
中國的鄉土社會以無限的承載能力不僅僅在制造壹個個生死場，同時千年來它仍以其經久不息的慣性在現代中國倔強地存在著，鄉土中國的子民們仍在堅強地延續著父輩們的理想，他們是“小人物”甚至是“灰色人物”，但他們有著自己對鄉土中國“常”的理解：壹個人選擇了植物式的生活方式平靜地生活了下來，看上去似乎滿含了屈辱，而事實上他的這種植物式生存卻既是對於“命運”的退讓與屈從，反過來又顯示著壹種退亦為進的生命力，沒有理想與激情，他們依舊幸福，他們的生命透著如植物壹樣枯榮代謝的平凡生命自身所獨具的壹份寧靜與莊嚴。《少年行》中趙大偉的生命歷程經歷了從“不良青年”退回到傳統的“地之子”，他的生命中沒有理想與激情，只有新婚生活的平靜與農耕生活得安淡，他在對於理想的拋棄與對命運的退讓、屈從中，透射出了中國鄉土社會橫亙千年的生命力。鄉土中國的農民們平凡庸常而又卑微地活著，他們在守“常”中亦自有壹種封閉自足的莊嚴與淡漠的凝重，但他們的這種生活狀態並非沒有意義！中國鄉土社會直至今日仍能穩定，“三農”問題雖加劇但並未引起社會的動蕩，他們功不可沒!他們的這種放棄理想、回歸鄉土的抉擇並不是人物的自甘墮落，反而恰恰意味著人在“命運”壓迫之下並未墮落，他們莊重地、負責地、體面而周全地活下去，成為中國鄉土社會的最後亦最有力的核心支撐。
作家在借對人物命運加以思慮所要表達的是他自己的思考。作家以壹種糅合了諷刺與悲憫這兩種相互背離的感情態度的語調來表現壹個更替時代所造成的人間世事的迅速更叠和人世悲歡的無常，人的生命在無常中走失，在壹種堅守中隕落而且近乎某種悲壯。民間鄉土社會在應對現代化進程時的壹種有力的堅守構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民間也在這壹對立中得以延續。在這個史詩性的意義上，身處鄉土中國的“小人物”及其命運動態式展示具有了某種美學價值。
三、現代性的批判走向民間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是對中國鄉村從經濟到思想觀念上的壹次深刻啟蒙，是20世紀中國社會第二次啟蒙，意義非凡，但同時又由於影響進程的極度不平衡性，其影響到農村極其有限。作者以壹種反觀的姿態審視這種發展過程及其對鄉土中國農民產生的從經濟到思想觀念的嬗變時始終堅持著批判性視域與姿態。先來看三個關鍵詞的出處：
尊嚴！這個詞從只讀過小學的西狗嘴裏說了出來，讓我更加對西狗嘴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當時幾乎熱淚盈眶。西狗說出了我的心裏話。可是四毛的父親才不管什麽尊嚴不尊嚴，他說，老子教育兒子管妳卵事，妳少管閑事，死壹邊去，別人怕妳西狗老子可不怕。
那天晚上，西狗對劉小說，妳這小手理發店聽起來太土了，要改壹個名字。劉小手說，改什麽名字好？西狗說，就叫深圳發廊吧。劉小手說，叫深圳發廊好嗎？我們這裏可是在煙村，我們這裏的人誰也沒有去過深圳。西狗說，妳他媽真蠢喲，沒有去過才更有吸引力嘛。那時，我們已開始聽到過壹些關於深圳的傳說，那個遙遠的南方城市，在我們少年的心頭是如何神秘，深圳成了我們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夢想。在我們的意識裏，深圳是壹個讓人熱血沸騰的地方，那裏遍地黃金，只要我們去到那裏，就會夢想成真。劉小手覺得西狗的話很有道理，於是果斷地將“劉小手理發店”幾個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壹桶紅油漆，讓我寫上“深圳發廊”四個大字。
那時我還沒有確切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就是我的偶像。西狗的偶像壹會兒是遲誌強，壹會兒是小虎隊，壹會兒又是四大殺手。遲誌強和小虎隊離我們的生活太遙遠了，而四大殺手卻離我們很近。我這裏所說的四大殺手不是武俠小說裏的人，而是我們那裏的幾個不良青年，那時，我們那裏的不良青年都有外號，比如我們煙村有五鬼十三妖，我、西狗、劉小手、四毛、趙大偉，我們就是那五鬼。而在這些不良青年裏面，最負盛名的就是四大殺手。
三個詞提出了三個問題。首先，關於“尊嚴”。鄉土中國是以封閉、庸常為特征的，生活在這裏的農民們***同遵守著已確立的宗法倫理秩序，這種秩序嚴格地尊崇長幼順序、強弱之序，以個體讓渡自己的權力***同實現集體權力對個體權利的超越為前提，是通過集體對單個個體的管制與支配發生作用的。而現代民主、個體等思想壹經沖入鄉土中國，這種半宗法體系便首當其沖，“尊嚴”壹詞的使用本身是壹個符號，作者借用這壹符號對宗法文化體系的殺人本質猛力壹擊，是對鄉土中國的恒常的否定性評價。作為對鄉村批判依據的“尊嚴”壹詞恰是現代社會及現代性的要求，是現代化進程中都市文明的顯現特征之壹，於是“尊嚴”壹詞成為用現代性及都市文明來批判鄉土中國“惡”的壹把匕首與投槍。
其次，關於“深圳發廊”和“不良青年”。 “深圳發廊”仍然涉及到當中國鄉土社會及其所處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之中，由於受到先進經濟域的各種意識的影響，作為仍處於閉塞與落後之狀態的鄉土中國子民對之保有的壹種迷戀與向往。這裏，“深圳發廊”只是作為壹個符號顯現了那時鄉村中年輕壹代對現代化成果的認可與向往，但改革開放所引起的現代化大潮在對封閉的農村造成沖擊的同時，鄉土中國並沒有也不可能立刻提供壹個可以讓醒悟過來的有誌青年成才與創業的“舞臺”，也即鄉村半宗法體系的平衡性被打破之後壹種新的秩序尚未確立，而舊有體系自身不足以維護其完整性時，“不良青年”應運而生。“不良青年”群體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具有其獨特性，不同於20年代的阿Q、賭徒吉順等（他們並不足以對他人造成危害），而80年代鄉村中的“不良青年”則對社會正常秩序產生了壹定的影響，從其產生伊始便對中國鄉村社會的慣常秩序，他人正常生活秩序及人身安全等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且這種影響直接危及社會發展。作家在這個層面上對中國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鄉村及小城鎮做出了精微而又極為準確的“史”的考察，並歷史地批判了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在鄉村中的推進所引起的不良後果，但僅僅是對這壹進程的具體過程所暴露出的問題做出批判性質疑，作家並不是否定改革開放本身，這在過去的文本中很難見到。
最後，關於“吃人”。魯迅《狂人日記》中說“中國有四千年吃人的歷史”，而實際上這個歷史從來都沒有中止。《少年行》中讓讀者感受最強烈的無疑是四毛的死，前面已經論述，這裏不再贅述，需指出的是四毛的死發生在改革開放及現代化進程推向農村之際並產生實際影響的時候。作家並不全部否定鄉土中國農民已有的生活方式，但對於他們“吃人”壹事是持極力的批判態度，十五年後再反思此事“我壹直對四毛心懷尊敬，他是壹個英雄，是壹個有想法的人，可惜的是生活沒有給他壹個舞臺。”鄉土中國以集體之力來合謀殺人，這個人生慘劇是由於個體理想遭遇宗法社會秩序、社會與個人不相容時由社會造成，而父親卻被推至這個沖突的風口浪尖上，父親成為社會壓迫個體的代言人，這便是文本寫出的另壹種殘忍，又是極富戲劇性的壹頁。作者在此思考的是鄉土中國本身慣常的殘忍，當這種殘忍亦成為壹種“常”時，壹旦遭遇“變”時，便盡顯其殺人本質。
作者在對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社會做出深刻的比較與觀照之後，站在批判性的立場對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的方方面面均做出出了批判，且有些是以往文學從未關註過的，更為可貴的是對改革開放在中國的推進及其影響做出了審慎而又中肯的反思與批判。
四、鄉土中國的文學想象及其嬗變
《少年行》透射出了與這個“偉大”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要求或者說時代精神不甚相稱的特點，文本之中並無多少歌頌性內容可言。雖寫農村與農民，但卻有著久已遠去的那種尖刻與深沈，與改革開放浪潮並不呈呼應關系，也不是《馬橋詞典》、《白鹿原》等九十年代出現並被稱為經典之作的民間立場及批判性，也與當下“三農”問題題材熱有著很大的距離，該作主題自身自有其模糊性。是已有的鄉土文學觀念所不能解釋的並發生了比較大的轉向，它重構了鄉土文學想象的空間，達到了對鄉土中國理解的高度與深度。下面我將著重論述鄉土文學精神在20世紀中國至此發生的轉向與回歸。
在“五·四”鄉土小說創作中“魯迅是站在‘五·四’啟蒙知識分子的立場來書寫鄉土的，其全部鄉土小說都滲透著對‘鄉下人’那種無法適應現代社會與文化變革的精神狀態的真誠而強烈的痛心和批判態度。”[3]由於魯迅既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五·四”先驅者，同時又是與中國農民有著深厚血肉聯系的“地之子”，於是他壹方面有著改造農業社會國民劣根性的使命感，另壹方面也在深切地同情並關註著鄉土中國農民的悲與哀，因此“魯迅的鄉土小說呈現為兩種形態：其壹是以《阿Q正傳》為代表的雖然不完全排斥情感內容但更具有積極主動批判意識的充滿著理性之光的形上之作；其二是以《故鄉》、《祝福》為代表的雖然不缺乏理性的燭光但更顯消極被動批判意識的充滿著情感形式的形下之作。”[3]理性之光能使作家帶著批判性的視角更深刻地把握鄉土中國的現狀，其後的20年代北京鄉土作家群和上海鄉土作家群的創作基本上傾向於《故鄉》、《社戲》式的內涵，那種“地之子”的鄉愁以人道主義的情感方式悄悄沖淡甚至消解了批判的鋒芒而大體上呈現出壹種消極的悲戚和壹唱三詠的哀嘆聲。而此後中國鄉土近百年小說的發展仍未取得突破性發展，理性精神不足。《少年行》也寫鄉村“不良青年”火拼，父親逼死兒子，封閉的鄉村中在“變”中的“惡”，且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能更好地發揮作為壹種批判性思考的“武器”積極地對鄉土中國之醜陋與“吃人”進行批判，盡管由於篇幅有限，作家觀察點也並非達到全景式，但確實是向理性批判之旅邁了壹大步，是對上世紀魯迅開辟的鄉土理性批判精神的延續與復歸。
鄉土文明其重要的壹方面便是書寫工業文明進擊下的傳統文明逐漸淡出歷史走向邊緣的過程。上世紀20年代末沈從文開始書寫其“湘西世界”，他的鄉土小說也寫湘西部落社會在外來政治、經濟壓迫下的崩潰，也寫農民生活的掙紮，如《丈夫》、《菜園》、《長河》中寫農民悲劇。在中華民族整體衰頹異常的時候，沈從文的意義是開掘出了“五·四”啟蒙文學遺忘了的除了惡之外的另壹種鄉村景觀和壹種美，這種美可以再造民族新鮮的血液，可以使老態龍鐘的中華民族重新煥發活力，重鑄民族之魂。那時，在“啟蒙的文學”要求下，鄉土浪漫是被邊緣化了的，更不用說存在於湘西邊地世界的浪漫的田園牧歌，可沈從文卻用“夢”與“真”來構築壹個超階級的“神話世界”，完成作者夢幻中美麗形象的文學顯現。三十年代的沈從文和四十年代的汪曾祺在城與鄉的對照中選擇鄉土世界來對抗都市文明與工業文明，而《少年行》中，鄉土中國亦處於新壹輪的由於現代化大都市文明侵入鄉村時鄉村被邊緣化的過程，鄉村在這壹對抗過程中並不是軟弱無力的，而是有著極其深遠的民間傳統底蘊並長期對農村產生重大影響。但這壹對抗並不是作者借鄉村世界追尋壹種“夢”與“真”，守望壹種美麗的神話，顯現作為民族之魂的田園牧歌，而是暴露鄉村及其傳統的惡魔性因素，“我”十五年後以冷峻的神情、痛徹的心靈沈思這壹往事，同時這壹往事和其鄉村記憶作為壹種批判對象而達到了書寫鄉土中國的另壹種高度。
作家的創作似乎與20世紀卓有影響的小說流派有些差異，但正是這些差異卻以記憶與重構的方式再現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化進程推向農村時引起的激蕩及在這壹過程中中國農村及農民尤其是年輕壹代農民的真實現狀，並對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少年行》僅僅是壹部中篇小說，不可能全景式地反映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的農村發生對鄉土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及現狀，但其畢竟為我們提供了觀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土中國久已離失的那面批判性“鏡子”。作家以獨特的視角敘寫與思考了某些鄉土文學的主題並對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史為鑒，可以見興替”，更以批判性的立場提供了當下中國農村改革及“三農”問題解決過程的某些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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