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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文學的作家趣事

免費旅行的妙法

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有壹次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沒有上路的錢,怎麽辦呢?他弄來壹些有顏色的粉末,包成三包,在上面寫著:“給國王吃的藥”、“給王後吃的藥”、“給太子吃的藥”,然後,有意讓警察看見這些東西。警察發覺後,如臨大敵,馬上把他抓起來,當作重大嫌疑犯送到巴黎。

經過調查,沒有治罪根據,只好把他放了。他達到了免費到巴黎的目的。

遵守諾言

J.科佩(1842—1908年),法國著名詩人,1884年被選為法蘭西院士。

有壹次,壹位不大出名作家的妻子跑來找科佩,請他在法蘭西學院選舉院士時幫她丈夫壹次忙,她說:“只要有妳有壹票,他壹定會被選上的。如果他選不上,壹定會去尋短見的。”

科佩答應照顧她的要求,投了她丈夫壹票。但此人並未選上。幾個月後,法蘭西學院要補充壹個缺額了。那位太太又來找科佩。請他再鼎力相助。

“呵,不,”科佩回答說:“我遵守了自己諾言,但他卻沒有遵守。因此,我不好再覆行義務了。”

有毒的馬鈴薯

法國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年)每天早晨習慣食用壹個馬鈴薯。有壹天,他把壹個太燙的馬鈴薯放在飯廳的壁爐上涼壹涼,隨後就離開了房間。可是,等他回來時,那個馬鈴薯不見了。有個傭人曾經在飯廳裏走過,拉封丹猜到了發生了什麽事。

於是,他叫喊起來,“啊!我的上帝,誰吃了我放在壁爐上的那個馬鈴薯?”

“不是我。”那個傭人回答說。

“那再好也沒有了。”

“為什麽這樣說?”

“因為我在馬鈴薯裏放了壹點砒霜,是為了毒死老鼠的!”

“啊,我的上帝!砒霜1……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這是我略施小計,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收藏在櫃子裏的工作人員

法國著名科學幻想小說家儒勒·凡爾納著作豐富,僅小說就有104部,人們就傳說他有壹個“寫作公司”,公司裏有不少作者和科學家,而他只不過是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罷了。

聽了這個傳說,有個記者特地前去采訪。凡爾納知道他的來意後,便微笑著把他領進了工作室,指著壹排排櫃子對他說:“我公司的全部工作人員都在這些櫃子裏,請妳參觀壹下吧!”櫃子裏分門別類地放滿了科技資料卡片。

當情人比做丈夫容易

法國大文豪巴爾紮克(1799—1850年)年輕時壹直沒有結婚。33歲那年,他收到壹封從烏克蘭寄來的署名為“陌生人”的信,後來他打聽到,此信出於伯爵夫人埃韋利娜·韓斯卡之手,從那時起,他們的戀情漸趨濃烈並延續了17年。盡管伯爵本人在1841年去世,韓斯卡夫人直到巴爾紮克離世前5個月才與他正式結婚。

不知是解釋他選擇生活方式的原因還是出於幽默,巴爾紮克曾說了這樣壹句妙語:“當壹個情人要比做壹個丈夫容易。正如整天賣弄機要比偶爾說壹句應景的妙語困難得多。”

壹樣也沾不到邊

安妮·斯塔爾夫人(1766壹1817年),法國作家。她熱衷於社會活動,還有能說會道的口才。

有壹次參加壹位政治家舉辦的晚宴,她與漂亮的雷卡米爾夫人正好坐在壹個年輕的紈絝公子的兩旁。整個晚上,這位公於都興奮異常,並得意地對人說:“現在我正處於智慧和美貌之間。”

“的確不錯,但妳壹樣也沾不到邊兒。”斯塔爾夫人斜著眼說。

剃去半邊

法國大作家維克多·雨果(1802壹1885年)正趕寫壹部作品,十分緊張·可是社交活動占去他不少時間。壹天,他想了個絕招:把自己的頭發和胡須分別剃去半邊。親朋友好友壹來,他就指指自己的滑稽相,謝絕了社交約會,待須發長還原,他的大作也告成功。

巧問巧答

雨果寫完《悲慘世界》之後,將書稿投寄給壹位出版商。稿子寄出很長壹段時間沒有回音,於是,他在紙上畫了壹個很大的“?”寄給了出版商。隔幾天,出版商回信了,雨果拆開壹看,上面也是壹個字沒有,只畫了壹個“!””

他知道有希望了。果然,他的《悲慘世界》不久就出版了,並大獲成功。

筆桿販子

有壹次雨果出國旅行到了邊境,憲兵要檢查登記,就問他:“姓名?”

“雨果。”

“幹什麽的?”

“寫東西的。”

“以什麽謀生?”

“筆桿子。”

於是憲兵就在登記薄上寫道:“姓名:雨果;職業:販賣筆桿。”

有關天堂和地獄的話題

壹天,法國文學家、藝術家簡·科克特(1889—1963年)參加壹個有不少熟人在場的交談會。中途有個人提到了有關天堂和地獄的話題,並請科克特發表自己的高見。科克特彬彬有禮地拒絕道:“請原諒,我不能談論這些問題,因為無論是天堂還是地獄,都有壹些我的親朋好友在那兒。”

祖先

有壹次,壹位銀行家向法國著名作家大仲馬(1802—1870年):“聽說,妳有四分之壹的黑人血統,是不是?”

“我想是這樣,”大仲馬說。

“那令尊呢?”

“壹半黑人血統。”

“令祖呢?”

“全黑。”大仲馬答道。

“請問,令曾祖呢?”銀行家打破沙鍋問到底。

“人猿。”大仲馬壹本正經地說。

“閣下可是開玩笑?這怎麽可能!”

“真的,是人猿。大仲馬怡然說,“我的家族從人猿開始,而妳的家族到人猿為止。”

伊夫堡監獄

在《基度山伯爵》壹書中,大仲馬把法國的伊夫堡安排為囚禁愛德蒙·鄧蒂斯和他的難友法利亞長老的監獄。

1844年該書出版後,無數好奇的讀者紛紛來到這座陰淒的古堡參觀。古堡的看守人也煞有介事地向每個來訪者介紹那兩間當年鄧蒂斯和法利亞的囚室。人們好奇心得到了滿足。而看守人則相應地拿到壹點小費。

壹天,壹位衣著體面的紳士來到伊夫堡。看守人照例把他帶到囚室參觀。當聽完了例行的壹番有聲有色的獨白之後,來訪者問道:“那麽說,妳是認識愛德蒙·鄧蒂斯的嘍?”

“是的,先生,這孩子真夠可憐的,您也知道,世道對他太不公正了,所以,有時候,我就多給他壹點食品,或者偷偷地給他壹小杯酒。”

“您真是壹位好人。”紳士臉帶微笑地說,把壹枚金幣連同壹張名片放在看守人手裏,“請收下吧,這是妳對我兒子的好心所應得的報酬。”紳士走了,看守人拿著名片壹看,上面用漂亮的字體印著來訪者的姓名:大仲馬。

可以再死壹個法警

壹個機構請大仲馬為壹個在困境中死去的人寫壹篇悼文。大仲馬問死者是不是巴黎文藝界人士,回答說:“不完全是,但他也時常在文藝界出入,他是該地區的法警。”

“安葬地需要多少費用?”大仲馬突然問道。

“25法郎。”

“這裏是50法郎,可以安葬兩個法警了。”大仲馬說。

價值10萬法郎的李子

1842年,按照塞納省法院的判決,基度山城堡被拍賣了,大仲馬不得不告別自己的家園。離別時,大仲馬把壹只碟子遞給壹位朋友,碟子裏放著兩只李子,朋友挑了壹只。

“妳把10萬法郎吃了。”大仲馬叫道。

“10萬法郎?”

“沒錯,這兩只李子——就是基度山留給我的全部財產……我為這李子付出了20萬法郎的代價……”

自得其樂

有壹次,大仲馬到德國壹家餐館吃飯,他想嘗壹嘗有名的德國磨菇。但服務員聽不懂他的法語。他靈機壹動,就在紙上畫了壹只蘑菇,送給那位服務員。

服務員壹看,恍然大悟,飛奔離去。

大仲馬拈須微笑,自得其樂,他想:“我的畫雖不如我的文字傳神,但總算有兩下子,行!”

壹刻鐘後,那服務員氣喘籲籲地回來,手裏拿了壹把雨傘對他說:“先生,妳需要的東西,我給妳找來了!”

那位先生弄錯了

大仲馬為人慷慨,即使破了產,仍然最厭惡吝嗇。有壹天,從旅館出來,大仲馬看見壹個百萬富翁正給存衣處的管衣人壹個50生丁的硬幣。作家漲紅了臉,遞給管衣人壹張100法郎的紙鈔。

“對不起,先生,我想您弄錯了!”管衣人將錢又遞了回來。

“我的朋友,不,”大仲馬說道:“是那位先生弄錯了。”他指了指那個百萬富翁。

最遺憾的事發生了

大仲馬有壹次和壹位官運亨通的青年政客發生了爭執,兩人誓不兩立,並同意用決鬥來解決問題。同他倆堅定地各執已見壹樣,他倆的槍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間人的安排下,他們決定抽簽,輸者必須向自己開槍。結果是大仲馬輸了。

他手裏拿著槍,神情嚴肅地走進另壹房間裏,隨手關上了門。在場的同伴們在焦慮中等待著那壹槍響,等了好壹會兒,槍聲響了。

對手和同伴向房間跑去。打開房門,只見大仲馬手裏拿著冒煙的槍,失望地對來人說:“先生們,最遺憾的事發生了——我沒有打中。”

統計數字

大仲馬的作品多曲折感人,而大仲馬又多私生子,所以,取笑譏諷他的人,往往把他的作品比作他的私生子。

最使他頭痛的是巴黎統計學會的秘書長李昂納,這人是大仲馬的朋友,每次舉統計數字的例子,總是說大仲馬的情婦和私生子有多少。

有壹年該統計學會開年會,大仲馬估計,李昂納又要大放厥詞,說他的壞話了。於是他請求參加年會,獲得了批準,果然不出大仲馬所料,李昂納又舉他的情婦和私生子的便子。

李昂納報告完畢,請大仲馬致詞,壹向不願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演講的大仲馬,這次卻破例登臺說:“所有統計數字都是撒謊的,包括有關本人的數字在內。”聽眾哄堂大笑。

最好的作品

大仲馬曾和壹個女栽縫生下壹個男孩,他就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馬。

1852年,小仲馬的話劇《茶花女》初演受到熱烈歡迎。他打電報給當時流亡在布魯塞爾的大仲馬說:“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妳的壹部作品初上演所獲得的成功壹樣……”

對於兒子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大仲馬自愧不如;他既有父親的高興,又有同行的妒忌,他風趣回答說:“我最好的作品就是妳,我親愛的孩子!”

拼命寫作

有壹天,小仲馬去父親那裏,見父親正在寫作,就問他近況如何?

“累得要命”。父親答道。

“那就休息壹下好了。”

“不行,”

“為什麽?”

大仲馬拉開桌子的抽屜,指著兩個路易對兒子說:“我來巴黎時身邊有53個法郎,現在手頭卻只剩下40個法郎。在我沒有掙回那13個法朗之前,我必須寫作!”

沒有秘訣

大仲馬寫作的速度十分驚人,他壹生活了68歲,晚年自稱畢生著書1200部。有人問他:“妳苦寫了壹天,第二天怎麽仍有精神呢?”

他回答說:“我根本沒有苦寫過。”

“那妳怎麽寫得又多又快呢?”

“我不知道,妳去問壹股泉水它為什麽總是噴湧不盡吧。”

打瞌睡的人

友人約小仲馬(1842—1895年)同去看戲,演出中間人們聚精會神地凝視著舞臺。

只有小仲馬反轉身來,面向觀眾,嘴裏還不停地嘟嚕著:

“壹個,兩個,三個……”

“親愛的、您這是在幹什麽?”友人問。

“您的劇本正在上演,我在算算看,有幾個人正在打磕睡,”小仲馬答。

不久,小仲馬的《茶花女》公演了,兩人又壹同去觀看。

這次,那個朋友也不停地回頭尋找打磕睡的人,找來找去,居然也被他找到了壹個。

“親愛的,您的《茶花女》的觀眾不是也有打磕睡的嗎?”

小仲馬朝他朋友指的地方望了壹下,壹本正經他說:“怎麽,妳不認識這個人嗎?他正是上次看您的戲時睡著的人,想不到他至今還沒有睡醒。”

作家選擇決鬥的武器

喬治·庫特林(1858—1929年),法國知名的劇作家和幽默作家。

有壹次,壹位自命不凡的年輕作者想壹鳴驚人,便寫信給庫特林,借三個微不足道的理由向他提出決鬥,但這壹封信實在上不了桌面:字跡潦草,甚至有許多字拼寫錯誤。

庫特林很快給他寫了回信:“親愛的先生,因為我是傷害妳的壹方,該由我來選擇決鬥武器。我要用‘正字法’來決鬥。在接到這封信之前妳就已經失敗了。”

劇本的標題

特裏斯坦·貝爾納(1866—1947年)在法國影劇史上占有特別的地位。他壹生創作了大量的小說和劇本,後者尤其出名。他為人嚴肅認真但不刻板,富於幽默並常出奇想。

有壹次,壹位年輕的劇作者送來壹部作品請貝爾納指教。沒過幾天,他就來問貝爾納,劇本的標題是否合適。還沒有看過劇本的貝爾納想了壹會兒問:“妳劇本裏有沒有喇叭聲?”

“沒有。”年輕人疑惑地回答道。

“那麽,有沒有鼓聲呢?”

“也沒有啊,劇作者更納悶了。

“那就好辦了,妳幹脆把標題改為《不聞鼓樂》吧。”

權威人士的俏皮話

有壹次貝爾納說了句俏皮話,把他的朋友們逗得捧腹大笑。壹位非常佩服他才華和為人的人恭維他說:“只有妳才能說得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話來。”

可是,貝爾納坦率地告訴他,這句俏皮話是他剛剛從報紙上看來的。

“是嗎?可妳說得那麽自然,就像是發自妳的內心壹樣。”

“這壹點算妳說對了,”貝爾納得意地說,“不同的是,我把它權威化

了。”

乞丐也應有休假的權利

貝爾納脾氣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曾有個老乞丐摸透了貝爾納的脾氣,每天在某壹時間就守在貝爾納的門口,每次都能如願以償。

貝爾納實在受不了,可又無法拒絕施舍。終於有壹天,貝爾納從錢包裏掏出來的不是往常的小額銀幣,而是壹張大票面的鈔票,老乞丐驚喜得不敢相信。

貝爾納把鈔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裏,對他說:“我明天去諾曼底,要在那兒耽擱兩個月,這錢是預付給妳兩個月用的,妳也有休假的權利。”

最佳答案

有壹次,法國的壹家報紙進行了壹次有獎智力競賽,其中有這樣壹個題目:如果法國最大的博物館盧浮宮失火了,情況只允許搶出壹幅畫,妳會搶哪壹幅?

結果在該報收到的成千上萬份答卷中,貝爾納以最佳答案獲得該題的獎金。他的回答是:“我搶離出口最近的那幅畫。”

給自己喝倒彩

喬治·費多(1862—1921年)是法國著名的戲劇家,他成功地創作了許多滑稽,《馬克西姆家的姑娘》壹劇曾轟動壹時。但在他剛開始創作時也曾受能上能下觀眾的冷遇。在壹個瞥腳的首場演出的晚上,費多混在觀眾當中,同他們壹起喝倒彩。

“妳是發瘋了吧!”壹個找到他的朋友拉住他說。

“這樣我才聽不見別人的罵聲,”他解釋說,“也不會太傷心。”

把鬥贏的送來

有壹次喬擡·費多在飯店裏用餐,女招待員送來壹只缺了腿的龍蝦,他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的不快,招待員解釋說,在蓄養池裏的龍蝦有時會互相咬鬥,被打敗了的往往會變成殘肢少腿的。

“那好,請把這只端走,”費多吩咐道,“把鬥贏的那只給我送來。”

思想太豐富了

馬塞爾·埃梅(1902—1967年)是20世紀法國最著名的文學家之壹。有壹天,壹名記者對埃梅抱怨說,現代社會阻礙了人類的自由發展。

“我不同意妳這種說法,”埃梅溫和地說,“我覺得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毫無疑問,妳得承認妳的自由受到限制。”

“這倒是的,”埃梅答道,“我不時發現我極大地受到詞典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