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元稹借為杜甫作墓系銘的機會，對我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傳統作了詳盡的論述，發表了卓識的見解。元稹特別推崇《詩經》中“風”、“雅”反映現實幹預政治的戰鬥傳統。元稹認為建安文學在反映現實的問題上比漢代有所進步。對宋齊梁陳“吟寫性靈，流連光景”、“淫艷刻飾，佻巧小碎”的詩文，詩人斷然給予了否定。詩人接著指出初唐承繼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詩歌仍然沒有成為反映社會現實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元稹認為只有恢復《詩經》、“漢樂府”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才能挽救詩風，使詩歌沿著反映現實幹預政治的正確道路前進。元稹壹反盛唐以來長期冷落杜甫忽視杜詩的社會潮流，第壹個勇敢地站出來對杜甫及其現實主義傳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元稹對杜甫的高度評價為史家所接受，《舊唐書·杜甫傳》全文引錄了元稹對杜甫的贊譽，並雲：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
正是在揚李抑杜的時代氛圍裏，元稹又把杜詩和李詩作了比較，得出與他人並不相同的認知。
在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國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時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無疑是正確的，是有其首創之功的；千年以來中國的古代詩歌作者以杜甫為自己創作的楷模，而相當多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詩歌作為自己必須關註的研究對象，而第壹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杜甫的詩歌今天早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像中國人都知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泰戈爾壹樣，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們也都知道中國的杜甫與屈原，熟悉他們的詩歌，而第壹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功不可沒。還應指出《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對我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文學理論文獻----白居易的《與元九書》的寫成，有著不可抹殺的重要作用。
當然元稹改變早年“李杜詩篇敵”的看法，轉而認為李白不能歷杜甫之“藩翰”，是對杜甫的過分偏愛，確有不當和片面之處的。這種偏愛這種不當，是與詩人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緊密相連的。杜甫詩歌中不少作品是對人生的寫實是對社會的諷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並不多見，而常常以浪漫的筆調抒寫自己的所思所想，從而曲折地反映社會的黑暗與個人的不幸。這是兩人的區別所在，但各有所長，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揚李抑杜是不合適的，揚杜抑李也是不合適的。但這是古人認識與喜好上的差異，無法強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自己並無多少文學主張；而元稹不僅說老實話，而且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說老實話的理由，亦即他們的文學主張。這也是兩者的不同，而後者無疑比前者更進了壹步。
元稹貶職江陵期間，在詩歌創作方面是豐收的，在文學理論方面是有貢獻的，這是元稹現實主義詩風成熟的重要時期。
清朝文藝評論家馮班在《鈍吟老人雜錄》中寫道：“詩至貞元、長慶，古今壹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 又雲：“大歷時，李杜詩格未行，至貞元、長慶始變，此亦文字壹大關也。”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對杜甫的學習, 而且將其放在文學史變遷的宏大視野中進行思考評價，肯定其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關於杜甫墓
杜甫墓位於湖南平江縣南16公裏的天井湖。原墓癸山丁向，花磚結頂，壹室二耳，楔形磚砌成，紅石墓碑，典型唐墓風格。目前建有官廳、僧舍，僧舍門額上述“闌幽庵”。廳、舍之後是浣花草堂。經歷代風雨，杜甫墓及古建築曾多次修繕、重建。現存杜甫墓為1883年（清光緒九年）重修，合徑1丈，高5尺，墓頂復以堅固的厚石塊，附以後圍，碑換青石，高1丈，寬12尺余，旁附石板，鑲以石柱，墓碑中刻 “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公墓”，右刻“署平江縣市武陵縣知縣書宗蓮題”杜甫墓前的杜公祠、官廳、僧舍亦為1884年重修。1885年祠後又建“鐵瓶詩社”。
杜甫墓、祠和鐵瓶詩社占地十畝，總建築面積3865平方米，墓祠合壹，獨具特色，構成壹組極具文物、史學、觀賞價值的古建築。國家文物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認定為全國唯壹杜甫墓葬，國務院1988年公布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1956年，杜甫墓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省人民政府1983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4月被評為“嶽陽十景”之壹，命名為“詩聖留蹤”。2005年杜甫墓祠修葺完畢，並成功舉辦了杜甫詩歌與時代精神國際學術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