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是我國新時期以來的壹位重要作家。單正平先生認為，韓少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壹”，“是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標尺性作家”，其作品“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所能達到的思想深度”。這壹評價並非過譽。迄今為止，韓少功的文學創作生涯已超過30年。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以《月蘭》(1978)、《西望茅草地》(1980)、《飛過藍天》(1981)、《風吹嗩吶聲》(1981)等中短篇小說崛起文壇，獲得廣泛聲譽，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壹個代表性人物。1985年，他發表文學論文《文學的根》，開啟“尋根文學”的序幕，並以《歸去來》(1985)、《爸爸爸》(1985)、《女女女》(1986)等小說實踐自己的主張，引起巨大反響，也引發不小爭議。
經過南下海南的短暫擱筆，上世紀90年代以後，韓少功陸續發表出版了《馬橋詞典》(1996)、《暗示》(2002)、《山南水北》(2006)三部長篇作品及壹系列中短篇小說和思想隨筆。這些作品，無論是文學上還是思想上，都表現出相當的豐富性、深刻性和獨創性，堪稱當代文學的壹個重要標本和壹道獨特風景。人們普遍認為，韓少功是當下中國文學界為數不多的學養深厚、有著相當思想高度的作家之壹，也是格外具有創新意識的作家。但毋庸諱言，在90年代以來的眾聲喧嘩中，韓少功又是壹個被忽視和被低估的作家，雖然有壹部分作家和少數批評家對他評價甚高，但總的來說，當代文學研究界缺乏對韓少功文學創作的系統性、貫通性研究。這可能與韓少功的生活方式和創作追求有關。從生活方式來說，自從移居海南以後，他壹直僻處壹隅，遠在江湖，遠離中心。他不是學術明星，不是文化焦點，不處於文學和媒體的聚光燈下，沒有壹個很大的文學社交圈，較少參加熱熱鬧鬧的文學活動。他是壹個文學上的個體主義者。從創作追求來說，應該承認，《馬橋詞典》也好，《暗示》也好，都有著非常個人化的風格，探索意味很濃，但又並沒有華麗的外衣；比較小眾，但又沒有前衛的憤世嫉俗和嘩眾取寵，不會為時髦批評家們熱捧。
韓少功從事文學活動的三十年，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轉型分化的三十年，是文學環境、文學生態、文學創作本身發生重大變化的三十年。如同韓少功本人所說:“我從事寫作、編輯、翻譯的這三十年，正是文學十分艱難和困惑的時期。壹是數千年之未有的社會大變局，帶來了經濟、政治、倫理、習俗、思潮的廣泛震蕩和深度裂變，失序甚至無名的現實狀況常常讓人無所適從。二是以電子技術和媒體市場為要點的文化大變局，粉碎了近千年來大體恒穩的傳統和常規，文學的內容、形式、功能、受眾、批評標準、傳播方式等各個環節，都卷入了可逆與不可逆的交織性多重變化，使壹個寫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機、堅守和迂愚之間，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實現富有活力的選擇和反應。”
這三十年又分90年代前的十年和90年代後的二十年兩個時期。如果說80年代是壹個天真的早晨，那麽90年代後就是壹個世俗的中午；如果說80年代是壹個理想主義的青年，那麽90年代後就是壹個老於世故的中年。80年代的中國，剛從“文革”的極“左”政治中走出來，剛拉開改革開放的激情帷幕，是壹個理想主義的時代，百花齊放的時代，狂飆突進的時代。韓少功的知青文學也好、尋根小說也好，都是在這壹背景下產生的，也是在這壹背景下受到廣泛贊譽的。90年代以後的中國，發展大大提速，社會急劇轉型，現代化圖景隱然已現。但急速的市場化、世俗化、功利化給文學界、學術界帶來兩個嚴重後果:壹是沈淪，二是分化。轉型期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面積的精神崩潰和人格墮落，知識界也不例外，這引發了90年代中期全國性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利益的分化和價值觀的分殊讓思想界的***識破裂，也讓文學界的隊伍星散，各自為陣。因此90年代後期人文領域出現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爭論、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等重大的思想紛爭。韓少功90年代以後的寫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只有充分考慮到這壹背景，才能對之做出恰當的解讀和分析。
90年代以後韓少功的寫作，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與80年代的創作相比，既有其承繼性(例如《馬橋詞典》之於《爸爸爸》)，又有其超越性(例如《暗示》之於他早期的知青敘事，更不用說那些思想隨筆和《山南水北》了)。綜合他這壹時期的創作，可以看出兩大經驗資源:“文革”時的知青經歷和90年代後的社會現實；兩大精神資源:魯迅的文化批判和沈從文的人性關懷。而他這壹時期的創作，也不是壹成不變的，從90年代到新的世紀，從《馬橋詞典》到《山南水北》，他又表現出不斷的探索和明顯的變化。
2
80年代韓少功的創作，與新時期的大多數作家壹樣，懷著對極“左”政治的反思與批判，匯入思想解放的洪流，著力表現“文明與野蠻的沖突”這壹主題模式。1985年以後，他更是打出“尋根文學”的旗號，以《爸爸爸》、《女女女》等力作，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丙崽”、“幺姑”形象，深挖民族文化的負面因素，揭露地域文化和古老族群的劣根性，承繼的是以魯迅為旗幟的“五四”壹代作家的國民性批判的精神譜系。啟蒙，成為80年代中國作家最揪心的話題，也是他們最宏大的使命。
毫無疑問，韓少功是那壹批啟蒙作家中用力最深、實績最彰、影響最大的人之壹。進入90年代，隨著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尋根文學退潮，文學的啟蒙主題也漸漸退場。當此之際，大多數作家選擇了向現實妥協，與世沈浮，只有韓少功、張承誌、張煒、史鐵生等少數作家，仍然堅守理想主義立場，以筆為旗，向世俗化、利欲化的現實開火。與此同時，韓少功繼續著對民族文化和底層文化負面性的反思。作為這壹反思的最大成果，是《馬橋詞典》的問世。這部奇特的長篇小說，其文體也許不是獨創的，其經驗卻完全是屬於中國的、南方的、韓少功個人的。從自然地理來說，馬橋世界是封閉而自足的南蠻之地；從歷史文化來說，它是被迫害而無名的悲情之河；從情感意義來說，它是韓少功愛哀交織的精神原鄉。通過對馬橋語言、馬橋人、馬橋歷史與現實的深度剖析，韓少功完成了對中國民間文化的系統解讀，為中國的底層社會存了史、立了傳。由此，韓少功80年代即已開始的尋根使命，算是告壹段落。我們可以把《馬橋詞典》看成更有現實性、更為完整版的《爸爸爸》。從主要方面來說，《馬橋詞典》的主題，仍然是批判與啟蒙的主題，解構與重造的主題。批判是為了啟蒙，解構是為了重造。正如韓少功在《文學的根》、《東方的尋找和重造》等論文中所說的:“在這種徹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縮和毀滅之中，中國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東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壹面，不然的話，東方怎麽老是挨打？因此尋根不能弄成新國粹主義、地方主義。要對東方文化進行重造，在重造中尋找優勢。”《馬橋詞典》忠實地執行了、延續了80年代的這壹思路。
3
但與《爸爸爸》的過於殘酷、灰色、悲觀不同，《馬橋詞典》在冷峻的批判之余，已經呈現出壹抹亮色，壹團溫情。通過對壹系列農民形象的塑造，韓少功表現出對底層人物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和對他們美好人性的傾情贊美。馬橋世界是壹個底色沈重的多重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韓少功感受到了卑微中的崇高、苦難中的歡樂、粗鄙背後的善良、大大咧咧掩蓋下的溫情，為此他對馬橋的鄉民們心懷敬意，不吝贊美，流露出壹種發自內心的深情。與魯迅對國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相比，韓少功之於馬橋世界，取的是“哀其不幸，愛其不偽”的態度，其最核心的兩個字是“愛”與“哀”。在90年代以後的韓少功那裏，金剛式的怒和先知先覺者對蒙昧者的恨少了，取而代之的，壹是愛，愛這片土地，愛這片土地上的人，愛他們的純樸、真實、善良、勤勞；二是哀，這種哀是同情基礎上的哀憐，理解基礎上的悲憫，隱藏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和仁者的胸襟。這種既愛且哀、既憐且痛的感覺，是壹種打斷骨頭連著筋的真正親人的感覺；這種既愛且哀、既憐且痛的態度，是壹種深沈的博大的悲憫情懷。我們也可以說，它既繼承了魯迅的啟蒙精神，又內在地趨向於沈從文的人性世界。
而在韓少功十年後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中(以及進入新千年後的《月下槳聲》、《空院殘月》、《土地》、《山歌天上來》等中短篇小說裏)，啟蒙話語已經基本上被人性話語所取代了，魯迅已經讓位於沈從文。在《山南水北》這部遷居汨羅八溪峒後的生活與觀察筆記中，韓少功雖然在某些時候仍然以壹個啟蒙主義者的立場對農民的種種可笑復可嘆的方面進行批評與微諷，如《垃圾戶》、《兵荒馬亂》、《面子》、《豪華倉庫》、《氣死屈原》等篇。但首先，這種批評是含蓄的、溫婉的，即使批評也有所保留、有所辯護的，取的是壹種對農民的“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其次，這本書絕大部分篇幅是在對農民的純樸、善良、智慧等美好人性進行毫無保留的贊美。這讓我們想起沈從文的湘西敘事。在這些作品中，韓少功如同沈從文所提倡的，傾心於建造安放“人性”的“希臘小廟”，將他心目中的眾神供奉進去。只不過沈的小廟眾神在湘西邊城，在沅水流域；韓的小廟菩薩在汨羅江畔，在八溪峒裏。
當韓少功以啟蒙為己任、以批判為誌業的時候，他多少有壹些精英意識，有著對草根階層居高臨下的態度。這在他80年代的《爸爸爸》等作品中表現得很明顯，即使到了《馬橋詞典》中也不無痕跡。但從《暗示》到《山南水北》，對草根的精英意識、俯視態度完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下層人民的道德歌頌和對“智識者”的嚴厲批判。韓少功壹變而為草根階層的代言人，對“智識者”——當年的啟蒙者——進行解構和反諷，並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壹組組二元對立的草根/智識者人物類型。這時他仰視或平視的是草根階級，是“鄉下人”，俯視的則是知識精英和所謂的“上等人”。這標誌著韓少功知識分子立場的重大轉變。
應該說明的是，我這裏所說的魯迅與沈從文、或啟蒙話語與人性話語的區別，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不能說魯迅就只是啟蒙話語的代表，沈從文就只有人性話語。偉大的作家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們的思想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豐富性和深刻性。魯迅固然是批判“國民性”的代表、二十世紀中國啟蒙運動的旗幟，同時又是壹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在小說《阿Q正傳》、《故鄉》、《壹件小事》及其雜文中對草根階級的深切的同情與無限的關懷，常常令我們怦然心動。而沈從文雖然被奉為人性寫作的大師，但他同樣以思想的啟蒙和文明的重造為己任。由此，說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以後，特別是到了《山南水北》時期，從啟蒙回歸人性，從精英回歸草根，也只是大體而言。同時，由於“人性”壹詞用得比較濫而且俗，常人又把它與“社會性”、“階級性”等相對位來理解，因此韓少功很少用這個詞，他也從不標榜自己是壹個人性主義者。韓少功喜歡打量人性，表現人性，但他很註意與抽象人性論拉開距離。他樂於檢測人性背後的社會、歷史、文化成因，賦予人性以具體的、感性的、豐富的內容，這是他和沈從文的人性話語不盡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