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和女詩人蔡琰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壹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壹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
如像曹植的詩，既有壹定的華美，又不至於傷害風骨，因此人們在提倡建安風骨時，不僅肯定了它的風骨，也肯定了它風骨和藻飾結合的壹面。所以，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盡管各自的著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壹些不足，象辭藻過於華麗，用字過於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沈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壹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壹片驢叫聲。著有現存最早的七言詩《燕歌行》；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艷，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蕩的真實寫照。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雖也講究用辭和文采，但仍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後來某些文人詩那般過分追求辭藻。此外，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由於漢末社會動亂，連年戰亂，這壹時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能力；他們不再拘束於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建安文學家，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而這些，都構成了“建安風骨”的時代風格。
南朝齊梁時，劉勰論漢末建安之詩文風格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