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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炯的從軍行表達了詩人怎樣的思想感情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做壹書生。

楊炯是華陰縣(今陜西華陰)人。高宗顯慶六年(公元六六壹年),被舉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書郎,才只十壹歲。永隆二年(公元六八壹年),為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壹樣,自以為有才,對人態度傲慢,武則天當政時,降官為梓州司法參軍。三年任滿,改任盈川縣令(今四川筠連縣),卒於任所。後人稱他為楊盈川,他的詩文存於今者,稱《楊盈川集》。

這首詩,先要講題目。“從軍行”本來不是詩題,而是壹個樂府曲調的名詞。遠在西漢時代,漢武帝喜愛音樂歌曲,建置了壹個中央音樂院,名為“樂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樂家和詩人,收集全國各地民歌,制定許多新的歌曲,頒布天下,供公私演奏。這種歌曲,稱為“樂府歌曲”。配合這種歌曲的唱詞,稱為“樂府歌辭”①,或稱“樂府詩”。在中、晚唐的時候,又稱“歌詩”。從形式來講,它們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壹般都是歌行體詩,采用律詩體的很少。從作用來講,它們是給伶人歌伎唱的。詩與樂府詩的區別,不在於形式,而在於能唱不能唱、或譜曲不譜曲。

這裏,必須補充壹下,在漢代以前,所謂“詩”,就是指能唱的曲詞。壹部《詩經》,三百零五首詩,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漢時期,古詩已失去了曲譜,這個“詩”字漸漸成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在東漢時期,譜曲歌唱的稱為“樂府歌辭”,《詩經》式的四言詩,稱為“詩”。當時新流行韻五、七言詩,稱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見,“詩”是四言詩的傳統名詞,五、七言詩還不算是詩。剛才我說,能唱的稱為“樂府歌辭”或“樂府詩”,不能唱的稱為“詩”,這是魏晉以後的文學概念。

《從軍行》是漢魏流傳下來的樂府歌曲。漢魏詩人作“從軍行”,是樂府曲辭。但是到了唐代,《從軍行》古曲已經不存在了,楊炯作這篇《從軍行》,只是用古樂府曲調名為題目,而這首五言律詩,事實上是不能配合樂曲歌唱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詩題稱為“樂府古題”。它並不表示這首詩的曲調,而是表明這首詩的內容。因為每壹個古代樂府曲調,都有壹個規定的內容。例如《孤兒行》是描寫孤兒生活的,《從軍行》是反映從軍的辛苦的。楊炯做了這首五言律詩,用了這個樂府古題,但詩的內容已不同於漢魏時代的《從軍行》,可知初唐詩人用樂府古題作為詩題,大多已失去了古義。這壹種體式的詩,很難分類,可以列入“樂府詩”壹類,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詩”壹類。

這首詩的寫作方法也是壹般的,只要先讀第壹聯和第四聯,整首詩的內容都清楚了。第壹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說,邊境上有敵人來犯,警報已傳遞到長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為什麽心中起伏不平呢?因為自己只是壹個書生,沒有能力為國家禦敵。於是第四聯接下去說:“我寧可做壹個小軍官,也比做壹個書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為壹隊,隊長稱“百夫長”。後世就用以表示下級軍官。

第二聯說:領了兵符,辭別京城,率領驍勇的騎兵去圍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調發軍隊用的符牌。鳳闕,指京城,不是壹般的城市,與城闕不同,漢朝時,大將軍衛青遠征匈奴,直搗龍城。這龍城是匈奴首領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軍所在的地方。匈奴是遊牧民族,龍城並不固定在壹個地方,唐人詩中常用龍城,意思只是說敵人的巢穴。

第三聯是形容在西域與敵人戰鬥的情景。圍困了敵人之後,便發動殲滅戰,其時大雪紛飛,使軍旗上的彩畫都雕殘了,大風在四面八方雜著鼓聲呼嘯著。這時,正是百夫長為國效命的時候,壹個書生能比得上他嗎?

此詩第二、三聯只是修飾部分,對詩意並無增加。這正是律詩初形成時的風格,藝術手法還沒有發展到高度。

關於此詩的主題思想,有兩種看法:唐汝詢在《唐詩解》中以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輕文,只有武官得寵,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詩以發泄牢騷。吳昌祺在《刪訂唐詩解》中以為作者看到敵人逼近西京,奮其不平之氣,拜命赴邊,觸雪犯風,以消滅敵人,建功立業,不象書生那樣無用。前者以為這是壹首諷刺詩,後者以為這是壹首愛國主義的述誌詩。這樣,從第二聯以下,二人的體會都不同了。我以為吳昌祺的理解比較可取,因為第壹聯已說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說他是為了武人顯赫而心有不平,這壹句就不應該緊接在“烽火”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