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做壹書生。
楊炯是華陰縣(今陜西華陰)人。高宗顯慶六年(公元六六壹年)，被舉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書郎，才只十壹歲。永隆二年(公元六八壹年)，為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壹樣，自以為有才，對人態度傲慢，武則天當政時，降官為梓州司法參軍。三年任滿，改任盈川縣令(今四川筠連縣)，卒於任所。後人稱他為楊盈川，他的詩文存於今者，稱《楊盈川集》。
這首詩，先要講題目。“從軍行”本來不是詩題，而是壹個樂府曲調的名詞。遠在西漢時代，漢武帝喜愛音樂歌曲，建置了壹個中央音樂院，名為“樂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樂家和詩人，收集全國各地民歌，制定許多新的歌曲，頒布天下，供公私演奏。這種歌曲，稱為“樂府歌曲”。配合這種歌曲的唱詞，稱為“樂府歌辭”①，或稱“樂府詩”。在中、晚唐的時候，又稱“歌詩”。從形式來講，它們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壹般都是歌行體詩，采用律詩體的很少。從作用來講，它們是給伶人歌伎唱的。詩與樂府詩的區別，不在於形式，而在於能唱不能唱、或譜曲不譜曲。
這裏，必須補充壹下，在漢代以前，所謂“詩”，就是指能唱的曲詞。壹部《詩經》，三百零五首詩，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漢時期，古詩已失去了曲譜，這個“詩”字漸漸成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在東漢時期，譜曲歌唱的稱為“樂府歌辭”，《詩經》式的四言詩，稱為“詩”。當時新流行韻五、七言詩，稱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見，“詩”是四言詩的傳統名詞，五、七言詩還不算是詩。剛才我說，能唱的稱為“樂府歌辭”或“樂府詩”，不能唱的稱為“詩”，這是魏晉以後的文學概念。
《從軍行》是漢魏流傳下來的樂府歌曲。漢魏詩人作“從軍行”，是樂府曲辭。但是到了唐代，《從軍行》古曲已經不存在了，楊炯作這篇《從軍行》，只是用古樂府曲調名為題目，而這首五言律詩，事實上是不能配合樂曲歌唱的。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詩題稱為“樂府古題”。它並不表示這首詩的曲調，而是表明這首詩的內容。因為每壹個古代樂府曲調，都有壹個規定的內容。例如《孤兒行》是描寫孤兒生活的，《從軍行》是反映從軍的辛苦的。楊炯做了這首五言律詩，用了這個樂府古題，但詩的內容已不同於漢魏時代的《從軍行》，可知初唐詩人用樂府古題作為詩題，大多已失去了古義。這壹種體式的詩，很難分類，可以列入“樂府詩”壹類，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詩”壹類。
這首詩的寫作方法也是壹般的，只要先讀第壹聯和第四聯，整首詩的內容都清楚了。第壹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說，邊境上有敵人來犯，警報已傳遞到長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為什麽心中起伏不平呢?因為自己只是壹個書生，沒有能力為國家禦敵。於是第四聯接下去說：“我寧可做壹個小軍官，也比做壹個書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為壹隊，隊長稱“百夫長”。後世就用以表示下級軍官。
第二聯說：領了兵符，辭別京城，率領驍勇的騎兵去圍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調發軍隊用的符牌。鳳闕，指京城，不是壹般的城市，與城闕不同，漢朝時，大將軍衛青遠征匈奴，直搗龍城。這龍城是匈奴首領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軍所在的地方。匈奴是遊牧民族，龍城並不固定在壹個地方，唐人詩中常用龍城，意思只是說敵人的巢穴。
第三聯是形容在西域與敵人戰鬥的情景。圍困了敵人之後，便發動殲滅戰，其時大雪紛飛，使軍旗上的彩畫都雕殘了，大風在四面八方雜著鼓聲呼嘯著。這時，正是百夫長為國效命的時候，壹個書生能比得上他嗎?
此詩第二、三聯只是修飾部分，對詩意並無增加。這正是律詩初形成時的風格，藝術手法還沒有發展到高度。
關於此詩的主題思想，有兩種看法：唐汝詢在《唐詩解》中以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輕文，只有武官得寵，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詩以發泄牢騷。吳昌祺在《刪訂唐詩解》中以為作者看到敵人逼近西京，奮其不平之氣，拜命赴邊，觸雪犯風，以消滅敵人，建功立業，不象書生那樣無用。前者以為這是壹首諷刺詩，後者以為這是壹首愛國主義的述誌詩。這樣，從第二聯以下，二人的體會都不同了。我以為吳昌祺的理解比較可取，因為第壹聯已說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說他是為了武人顯赫而心有不平，這壹句就不應該緊接在“烽火”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