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蒲州(古稱“蒲阪”)曾是華夏歷史上最興盛、最繁華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蒲州是堯舜古都，堯舜禹的發祥地。蒲州座落在黃河中遊，黃河流經其西部和南部，在潼關突然急轉成壹大彎曲形成拐角之勢，全長百余裏，灘澤廣闊，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自然條件與環境優美，物產豐富，最適人居。所以，早在180余萬年以前，就有西侯渡匼河人在此生息繁衍。這是中國最古老、亦是最早用火熟食的人群。牛郎的祖先則是從黃河下遊的河南東部地區逃荒流落於蒲州。因蒲州是全國物資的集散地和重要的漕運碼頭與口岸，所以黃河西岸的朝邑縣有全國最大的永豐倉，黃河東岸的蒲州，早在舜帝時就有全國最大的府庫。牛郎的先祖在堯舜時代，就曾有人擔任舜帝國庫的守庫“保安”，為舜帝專職看守金庫。
夏禹開辟賦稅航道並改革稅法
堯舜禹時代，財產私有制已產生，私有制度在後來雖產生過很多的災禍，可是當它開始建立的時候，實有賴於生產力的提高。所以堯舜禹時代應當是壹個社會生產力比以前大為發展的時代。古人們不曉得社會進步主要是靠著勞動大眾的努力，誠如毛澤東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故孥出來當日的幾個首領為代表，歸功於他們，亦是壹件不難理解的事情。
生產力之提高，使大禹治水得以成功，從《禹貢》看蒲州的漕運碼頭地位就可想而知。
《禹貢》是《尚書》中的壹篇。漢馬融認為“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可見，尚書所記述的，都是關於舜帝時期的傳說。《尚書》是我國現存史書中最古老者，系上古歷史文件和政史論文的匯編，屬儒家重要的經典著作之壹，相傳由孔子所撰，實際上有些篇目是後代儒家補充進去的。《禹貢》全篇詳細記載了禹修九州的水運航道的方法、賦稅等級、貢物及運送貢物的線路；還記述了堯舜時期，為了完善中央賦稅機制、充盈“國庫”而采取的壹項浩大的治稅工程。即禹將全境劃分為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設“九牧”管理。根據各州的不同地理、兵源、物產情況，規定不同的貢賦等級和貢賦途徑，按距離遠近向國家提供不同的實物、勞役和軍役。要求各州職官，各按要求向國家盡力。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貢賦制度，為我國稅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此後的四千多年間，我國財政制度始終是以控制土地和勞動力為核心的。《禹貢》記載“禹貢九州之法”日：“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其中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培植國家“財稅”來源，以增加國家財政收人。
堯舜時代被後世儒家稱為“唐虞盛世”，中國古史上的黃金時代。堯舜時期，蒲州作為帝王之都奠定了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市地位。據古籍記載，堯和舜等都曾在這裏建都。從《禹貢》中可以看出在堯舜時期，蒲阪不僅是帝都，而且十分富饒。《禹貢》中對山西有這樣的記載：“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意思是冀州的土壤是白色而且柔軟的，這裏的臣民應當交納壹等賦稅。冀州雖然很大，但主要的是以山西，尤其是以晉南為中心的。《禹貢》所說的九條通向中央的貢賦水運航道，不管各州的起點在哪裏，都是把蒲阪作為最終的目的地。四千多年前的蒲阪，已經是壹個重要的漕運碼頭。全國各地的貢賦之物，都要從這裏上岸，運交到舜帝的“國庫”之中。
大禹開辟的九條稅賦航道，分別是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全國各地的貢賦最後都經黃河轉運到蒲阪舜帝的國庫。南方諸州進貢的路線是沿江、泗水，轉送荷澤到濟水入黃河。貢賦有金、銀、銅、錫、鉛、美玉、美石等各種礦產；楠、檜、桐、松、竹等各種貴重的竹木；(系系)、麻、葛、綢等各種紡織品；魚、龜、珍珠等各種海產；犀牛皮、旄牛尾、象牙、鳥羽、香料、油漆、獸皮、珍禽怪獸、珠寶等。北方諸州從黃河運交的貢物有：糧、棉、(系系)、麻、鹽、煤、石料、木材、獸皮、牲畜、樹木等。全國貢賦的貨物，都匯集在渭水與黃河交匯的彎曲處，即渭水彎(亦稱“河曲”)東北處，這裏就是帝都蒲阪所在地。
古蒲阪先是堯帝的都地，舜代堯攝政之地在媯、汭水中間的“媯訥舜都”(亦即“舜居媯油”)。堯搬遷平陽(今臨汾市)後，舜遷都蒲阪。禹為舜帝的大臣，受命治水，開辟賦稅航道，改革稅法，是為虞舜所建帝國“國庫”的豐盈服務的。所以說，蒲阪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是中央賦稅的漕運碼頭，是堯舜時期重要的經濟口岸，是全國最大的國庫儲倉。
全國各地的貢賦之物都要從蒲津上岸，運交到帝王的國庫之中。山西的糧、鹽、棉、麻、煤等物亦要從此出口運送到全國各地急需的地方。所以，在碼頭口岸和國都附近就要有壹個特大的國庫儲倉。傳說，這個國庫建立在地勢較高，以防黃河水患，進出貨物方便的媯水上遊，距國都不遠的“舜居媯汭”東邊，離碼頭口岸二十余裏的歷山腳下。為防盜防匪，又必須派重兵護衛看守。
牛郎與織女的相識相愛相戀
牛郎的先祖，從黃河下遊的河南東部流落到蒲阪後，靠打工放牧為生。因其子女多而生活艱難，當兒子們長大成人後仍無錢娶妻，成家立業。為以後的生計，牛姓老人把壹破鍋摔成碎片，對兒子們說：“為了生計與前程，妳們各拿壹塊，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去吧！為不失血緣血統，爾後若能團聚，就以破鍋重圓為標誌”，故稱此牛姓為“鍋底牛”。
留守在媯水旁的牛姓子孫，在堯舜禹時代，曾有人在“國庫”招收庫兵時入伍。牛郎是庫兵的子孫，他們的家安居在國庫附近的媯水南岸，史稱“牛家大院”。後來，當牛姓人家繁衍興旺時，在大院西南四裏開外的地方遂聚集成村落，即今譚莊所在地。
蒲阪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以桑麻棉種植和紡織為著。桑麻“性宜沙土，疏而易達”，蒲阪人多種於黃河灘塗，灘廣地闊，“不汁頃畝”，只要“歲無霖潦，及河水所致，則大收溫絮，禦冬及供紡織，賴其用焉”(《蒲州府誌》卷之三·物產)。市場供應自不必說，光制軍衣、軍帳的布帛，蒲阪就得貢獻不少。舜帝的孫女或女兒之所以名日“織女”，就因她心靈手巧，善於紡紗織紝而故名。唐彥謙《七夕》詩曰：“而予願乞天孫巧，五色紉針補袞衣。”
《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誌》皆曰：“織女，天女孫也”。天，即“天帝”、“上帝”、“玉皇大帝”(指死後升天成神的舜帝)，亦謂“天子”。施宣園等主編的《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史500疑案(續)》上有資料說：“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是夫妻關系，他們有如人間帝後，還先後生了七個女兒，其中最小的就是七仙女”。《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誌》又日：“婺女其北織女”，即嫁給牛郎的賤妾織女在天河(黃河)以北。《史記·天官書》索隱為“婺女”。(爾)雅雲：“須女謂之‘務女’是也。壹作‘婺”’。正義日：“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索隱：“織女，天孫也”。案：《荊州占》雲：“織女，壹名天女，天子女也。”正義曰：“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也，主果瓜絲帛珍寶”。說明天子或天帝的孫女(或女兒)織女，不但會種植、善紡紗織纴，而且還參與國庫管理。人間的天子舜死後升天成神為天帝，其孫女織女在人間居住於黃河、媯水北，在天上居天河北，嫁牛郎為之卑賤。
織女居住在國庫附近，即媯水北岸的“舜居媯‘衲”。牛郎的家亦居住在國庫附近，即媯水南岸(黃河北邊)的牛家大院，他經常隨家人出入庫兵營地，有時跟隨當庫兵的長輩住在庫兵營房附近。《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誌》故曰：“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牽牛亦位於黃河以北。《史記·天官書》、《爾雅·釋天》雲：“河鼓謂之牽牛”。正義“牽牛為犧牲，亦為關梁。”“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太平禦覽》卷三壹引《日緯書》：“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
織女與牛郎居住在歷山腳下，黃河之濱，雷澤湖畔，媯油水旁，這是他們經常跟隨家人耕耘、制陶、漁獵、放牧的地方；亦是小夥伴們經常玩耍、沐浴、嬉水、摸魚、捉蝦的好去處。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進入青春期，兩情相悅，產生愛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門不當戶不對，卻是牛郎與織女婚姻間的最大障礙。牛郎家窮，為置辦婚禮，向天帝借錢未能及時歸還而受到與織女分居的懲罰。《太平禦覽》卷三壹引《日緯書》：“嘗見道書雲，牽牛娶織女，取天帝錢二萬備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是也。”牽牛織女因相愛而被罰。《詩經·小雅·大東》雲：“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鞘鞘佩禭，不以人其長！維天有漢，鑒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詩中牽牛、織女之所為，亦仿佛罰作苦工的營室景象。然而，愛情的魅力卻是無窮的，是任何勢力難以阻擋的。堯帝的愛女娥皇、女英與舜的奇妙婚戀，就是其例。
遙想當年，堯帝起先要把女兒娥皇、女英嫁給壹介庶民虞舜時，娥皇與女英極不樂意地說：“帝王之女，何以能下嫁庶民為妻？”堯聽後勸說道：“舜雖壹介庶民，相貌卻非同壹般，壹副龍顏貴相，將來要繼父帝位，二女豈不是帝妃嗎？這麽壹說，兩個女兒便回心轉意了”。回顧昔日，堯帝在“禪讓”的民主選舉制與傳子繼承制激烈鬥爭時，對傳子丹朱與禪讓虞舜心理矛盾，十分為難。為了監視、控制虞舜及其部落的行動，采取了先禮後兵的謀略。“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之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史記·五帝本紀》)。帝堯“厘降二女於媯訥，嬪於虞”(《尚書·堯典》)。二女在媯油與舜結婚後，在舜德行孝道行為的影響下，反而背棄了父王要她倆監視刺探舜的行動的險惡意圖，和監視控制舜的九個庶出的哥哥聯合起來，與舜結成了統壹戰線，在堯利欲薰心下把帝位傳給頑劣的丹朱時，發動政變，壹舉成功，囚禁了堯與兒子丹朱，使舜登上了帝位。《竹書紀年》載曰：“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韓非子·說疑》亦有“舜囚堯，禹逼舜，湯伐桀，武王伐紂”的記述。
娥皇、女英因舜之龍顏貴相所吸引，而牛郎畢竟不是虞舜，他是壹個憨厚老實、相貌平平的壹介庶民百姓。然而，家長卻是孩子的第壹任教師。娥皇、女英與虞舜的奇妙婚戀，恩愛無比，必然對織女有所影響。她不顧爺爺舜與姥姥西王母(即王母娘娘)的反對，堅持與牛郎的婚姻自主、戀愛自由。但是，在私有制產生後，婚姻是以財產多寡、地位高低而定奪的時代，所以牛郎與織女的婚配，在天帝人帝即人與神淆雜統治時期，只有以神話傳說的形式才得以成全。加之，國人謎信，尊天敬神，認為人死後會升天化為星宿，所以敬奉牛郎織女是阻隔在天河兩邊的兩顆星宿，直到思想解放、百家爭鳴，我國歷史上出現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自由婚第壹高峰的春秋戰國時代，不僅在《詩經·小雅·大東》篇就有了“跂`彼織女……睆彼牽牛”兩顆星的記載，而且在春秋以降的許多文史資料中均記述了牛郎織女的愛情傳說。
《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風俗通》雲：“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瑁”，嫁女於舜帝長子商均為妻。《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日：“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為後，女英為妃”。南朝梁殷蕓《小說》(《月令廣義·七月令》引和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等書記載：“民間傳雲，織女為天帝孫女，王母娘娘外孫女，於織纴之暇，常與諸仙女於銀河澡浴……”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曰：“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哀其獨處，許配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纴，天帝怒，則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壹會”。有的資料記述：“民間傳說，織女思凡，在人間遊玩，後在湖中沐浴嬉水。牛郎撿起她的衣服，於是織女就與牛郎結為夫妻，不久生了壹男壹女。這時候，織女受天帝之命令離開牛郎。壹天，織女趁牛郎外出，偷偷地走了，牛郎發覺時，馬上挑著擔子去追，看看快要追上，忽有壹條大河擋道，那河是王母娘娘劃的。這樣壹來，牛郎織女在河的兩邊不能見面。王母娘娘下令只許他們每年七夕相會壹次”。
史料中的“天河”、“銀河”、“大河”、“河”實指黃河。“河東”，即黃河以東的蒲阪地面。《辭海》、《辭源》有關“河”、“大河”、“天河”、“黃河”等有關條目日：“河”，“黃河的專稱”。黃河，“我國第二大河，古稱‘河’，後世以河水多泥沙而色黃，故稱黃河”。大河，“古指黃河”。“河”，“亦指銀河，亦稱天河”。毛澤東《沁園春·雪》中“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和《好漢歌》中“大河向東流哇……”之“大河”皆指黃河。李白詩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所以，黃河亦稱“天河”。《博物誌·雜說下》雲：“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去十余日，奄(突然)至壹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織女)。見壹丈夫(牛郎)牽牛渚次(河洲的水濱)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來此？此人具說來意，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郡，訪嚴君平(成都蔔人)，則知之……”’海上來人乘木伐子從海上進入天河(黃河)，遇見織女與牛郎。
牛郎織女的神話，因其美麗動人，為大家所艷稱。除正面的記敘外，又有壹些側面的記敘。言說漢武帝派遣張騫去打聽周代祭祀山川的“六舞”之壹，即夏禹時代的樂舞“大夏”，亦遇到了牛郎織女。《天中記》卷二引《荊楚歲時記》說：“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壹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壹女織(織女)。又見壹丈夫(牛郎)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楷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日：‘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分隔兩地難以會面的夫婦或相愛男女)’。榰機為東方朔所說”。內容與《博物誌》所記相差不多，壹個說是浮槎泛海，壹個說是尋河源，原來古時民間相傳黃河(天河)與大海是相通的，而事實上亦的確如此(誠如唐代大詩人王之渙《登鸛雀樓》詩所說：“白日盡山盡，黃河人海流”)。後面壹個添上了織女的榰機石，使神話更饒意趣。唐詩人宋之問的《明河篇》說：“明河(天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壹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蔔人”。就是綜合了兩種大同小異的傳說，高度地概括在這幾句詩裏。從此以後，牛郎織女的神話，就因支機石的出現使人信以為真了。文中的“城郭”、“屋舍”、“州府”，實指天河東，即河東的“媯汭舜都”的“舜居媯汭”或“舜都蒲阪”的“舜宅”。
史料中的“在湖中”，即在“雷澤湖”中。史料中的壹條大河把牛郎織女隔在河的兩邊難以見面，實為大禹治水劈開壺口、龍門山後，黃河洪水貫穿雷澤湖直沖而下，沖毀雷澤，形成了壹條大河(即黃河、天河、明河)。後來，演繹成王母娘娘拔頭上的金簪劃的大河或天河。使牛郎織女隔河相望，啼泣不止的神話傳說。
天帝與王母娘娘幹預牛郎織女的婚事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皇權與神權，反映了母系氏族時代老祖母(高媒)判決男女婚事，主宰壹切的殘遺，反映了天子升天成神的天帝的至高無上權威，亦反映了私有制出現後的等級制度與門閥之風。盡管如此，但社會是向前發展的，歷史是進步的，作為父權制時代的代表舜帝(天帝)，比母權制總要進步壹些，所以天帝舜對牛郎織女的婚事總比王母娘娘要寬松許多，何況他與娥皇、女英還有壹段奇妙婚戀的經歷。
織女為了能與牛郎長期和睦，***度男耕女織的幸福生活，所以對王母娘娘與天帝只許他們每年七月七日夜相會壹次的安排十分不滿。織女不屈不撓，堅持鬥爭，甚至“容貌不暇整”、“遂罷廢織纴”。天帝與王母娘娘無奈且受感動，認為既然民以食為天，就“封牛郎為竈王爺，封織女為竈王奶，讓他倆下凡人間主管麥糧夥食，只許他們每年回天宮壹次。牛郎與織女選擇臘月二十三回天宮，七天後，於大年初壹五更天返回人間”(《寨子村誌·民俗篇》)。這與史料中的“天帝怒，責令(織女)歸河東”相吻合。
舜帝國庫與牛郎家族的衰落
談到大禹治水，不能不提及他的父親(鯀)治水的失敗。觚當年采取了設堤堵水的辦法，《尚書·洪範》曰：“鯀隉洪水”。結果是“九載績用弗成”，治水失敗後被舜所殺。接著，禹繼承父業繼續治水。禹反其道而行之，采取疏通的辦法。即《禹貢》所說的“導河積石”。《孟子·滕文公上》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同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溥治焉。舜使益舉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註諸海；決汝、漢、排濰、泗而註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人”。
大禹治水是個龐大工程，既需要充足的財力人力物力，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工具。為了運輸與倉儲的便利，打造生產勞動工具和治水工具的場所就設在黃河與媯水的交叉口東邊。制造工具的原料就在附近的歷山。《史記·封禪書》曰：“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屍子》曰：“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殊之逐鹿(山西晉南解縣)之野”。蒲州中條山不僅有銅，而且有鐵。制造場沿媯水而上，就是“舜居媯汭”所在地附近的鐵頭村。制造場的規模已無法考證，但“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洪水)”(《淮南子·覽冥訓》)和“虞舜反蒼龍於常陽，積爐灰以止蒼龍血水”時，當地民眾為了不讓蒼龍血水進入黃河，以防蒼龍復活，遂盡取村中爐碴，堆積在媯水澗橋口內，以滲蒼龍血水，使澗水由紅變清。媯水澗橋由此改名‘血路橋’，爐園人家堡落(常陽)改名‘血路村’。(唐以後，改為‘鐵爐村’，今名鐵頭村)。橋頭堆灰遺跡至今尚存，稱之為‘灰口’。據說深挖數丈，灰跡不絕”。從中可窺出鐵爐村冶煉規模之大為可觀。有人疑議，唐玄宗開元年間為外運山西豐富的物產，決定派宰相張說重修通往長安的要道，於是大修蒲津浮橋。鑄鐵牛8頭，鐵人8個，鐵山2座，鐵柱18根，鐵索數千成萬米，用鐵160余萬斤，占全國鐵產量的三分之壹。如此規模寵大的修橋工程，僅在蒲州城郊鑄造是很難完成的。特別是當年，只能用小坩堝式的手工冶煉，在很短的工期內，沒有鐵爐村的冶煉場地與技術是不行的。
大禹治水成功後，憑借自己的威望與權力，奪取了舜的帝位。舜被禹排擠後，舜後裔及有虞氏，相繼從晉南外遷到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四川等地。河北的媯州、媯水；山東的歷山、歷城；河南的虞城、西虞、商丘；江蘇的虞山；浙江的上虞、余姚；陜西的商縣、蒲城、堯山等地，都是舜之後裔思念故土，懷念祖先在遷徙中移植的地名。夏禹在安邑建都，晉南多是禹後裔和夏後氏所居住，所以“舜居媯汭”、“二妃壇”等被毀，帝舜之“國庫”亦消聲匿跡，蕩然無存。
牛郎家族因牛郎與織女婚事而受牽連，其家族亦大量外遷，流落他鄉，使守庫人居住在國庫附近的牛家大院從此消失。如今的譚莊，可能就是在牛姓大戶的村落遺址上建立的。千百年來，譚莊多是薛姓、任姓而無牛姓。據《史記·陳杞世家》索隱：“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候、薛候。”譚莊有壹支任姓，據說是清朝時從北平遷來。不知村裏最早的任姓，何時遷來？但村裏卻有牛家祠堂，村外有數十畝大的牛姓祖墳。每年清明節，陳村、牛家莊等地的牛姓子孫都來譚莊掃墓祭祖，印證此處原是牛姓的祖居之地。
陳村，今屬永濟市韓陽鎮，在歷山腳下，媯水南岸，傳說是堯舜時牛家大院遺址。春秋戰國時從河南宛丘遷返回山西的部分舜裔，現為舜裔廬姓，另有從外地遷回的牛姓、李姓所居住。據《史記·陳杞世家》、《舜帝歷史與傳說》所記：周武王滅商後，在天下廣招三皇五帝之裔孫，晉封諸候。舜裔受夏禹及其後裔排擠，大量外遷，舜的二十三世裔孫閼父隱姓媯，在當地潛居下來。被周武王發現後，投奔武王門下，擔任陶正之官，繼承祖舜制陶的傳統工藝，為周之百姓生活服務。於是，武王封閼父之子滿到宛丘(今河南淮陽)為陳候，遂改地名為陳州，後為陳國、閼父子孫皆改姓陳，史稱“陳胡公滿”。武王還把長女太(元)姬許配給他為妃。陳國被楚惠王滅後，胡公滿的子孫有的逃難到陽武戶(今河南蘭考縣城北)建立陳封，有的逃回晉南，在媯水南原牛家大院遺址上建立陳村，但為了韜隱與安全而改陳姓為廬，這是鑒於先祖窮蟬始建穹廬民居，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壹大貢獻，是建造穹廬民居的首創人之壹。舜時亦以廬葦、亦名蒲葦蓋房而致。有壹部分從河南回來後先在風陵渡東的焦廬、南節義、興安、南吉壹帶散居。他們經偵察了解認為回陳村安全後，才遷往陳村。據說有壹支廬姓去了四川。後來，有牛姓、李姓亦遷居陳村，所以，陳村自古至今無陳姓。
舜帝後裔，特別是牛郎家族從外地遷回蒲州媯水附近的時間較晚，這與夏禹安邑建都、其後裔長期居住晉南，長期排擠、壓制舜後裔，並詆毀商均為“奸子”有關。舜後裔媯期因忠諫夏桀，為桀所滅而無後，可見有夏之暴虐。《通考四裔考壹》曰：“夏後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桀為暴虐，諸候為侵”。《楚辭·離騷》日：“夏桀之違常兮，乃遂焉而逢殃”。王逸註：“夏桀上背天道，下逆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國人憤恨有夏的荒淫與殘暴，詛咒：“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商湯在嗚條(今運城市)打敗並殺夏桀滅夏後，夏桀的壹支後裔北逃為匈奴。《史記·匈奴傳》雲：“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夏禹後裔被殷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亦有壹部分逃往南方。所以《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匈奴後來不斷侵犯中原，給中原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漢高祖、漢武帝、王莽等為反擊匈奴入侵，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所以，外遷的舜裔對遷返回晉南不免心有余悸。
由於舜的德高望重，歷史地位與社會影響很大，所以舜的歷史傳說、遺跡、遺址等在晉南蒲阪地區雖經夏禹及其後裔多次毀壞，但仍存留不少。而織女，特別是牛郎的傳說與遺跡卻很少。據陳村牛姓老年人講，村北原有數十畝大的牛姓墳墓，但那是後有的，而外遷以前古老的祖墳卻在譚莊。所以每年清明節，陳村、牛家莊等地的牛姓子孫都去譚莊上墳祭祖。還說據爺爺的爺爺傳說，陳村古有壹“牛女祠”，不知何因，早就毀壞無遺了。歷山民眾為紀念牛郎，在他經常放牧的山上建廟，托他的神靈護佑上山砍柴、采藥、牧牛的人畜平安。但因時事日非，只好韜光養晦，只說是山神廟，而不說是牛郎廟。如此韜聲匿跡，無非是怕招災引禍而已。
牛郎家族與舜帝國庫之興衰，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是壹個神話傳說，這誠如胡適所說：“以山西為中心之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傳說之間，以俟將來史料的發現。
神話傳說是古代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是古代人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的壹種天真的解釋和美麗的向往。然而，神話卻往往是歷史的影子，傳說往往折射出歷史的真實。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本來無論是怎樣的傳說，多少都是有實際的影子的”。中國古史研究專家徐旭生說：“古代傳說是口耳相傳的歷史史料”，“這些史料大都有其歷史的核心，亦都有其歷史的淵源。它是未經後人加工過的零散的資料，應比經過加工過的系統的‘正經’或‘正史’中的史料更為質樸。我們應當把摻雜神話的傳說與純粹的神話加以區別，亦不能籠統地把古史傳說全歸之為神話”。神話傳說跟迷信不同，它富有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和可供探索研究的現實主義的科學性。董大中先生說：“歷史記載是第二性的，口頭傳說、遺址、遺跡才是第壹性的。歷史記載是否正確，必須拿出口頭傳說和遺址、遺跡去檢驗”。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關註、保護、搶救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神聖職責。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走向繁榮昌盛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亦是維護人類文化多元，促進世界趨向和諧和平的重要因素。保護好山西這座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寶庫，服務於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對促進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