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世紀明治維新的時期，大量歐洲詞匯湧入日本，在翻譯時往往陷入不少無詞可用的困境。例如，夏目漱石曾經留下這樣的日記：
law ハ nature ノ world ニ於ル如ク human world ヲ govern シテ居ル
意即英文：“Law govern human world as nature world”，因無對譯語可用，以上日記用日文所書並譯成中文就是，“law如nature於world壹般govern著human world”。由此可見，即便在19世紀中期，這些英文字竟然都無詞可用，於是日本學者或由古書既有詞匯發想新義，或以漢字的望文生義特性獨立創造新詞，逐漸累積了大量的新漢字詞，例如上文如今可寫成：
法律ハ自然ノ世界ニ於ル如ク人類世界ヲ統治シテ居ル
有了新制漢語後，以上就可譯為“法律如自然於世界壹般統治著人類世界”。此例中，許多詞匯選自漢語現有詞匯作為對譯語。不過“世界”壹詞就經常被認為是廣義的和制漢語。
古漢文“世界”壹辭是佛教用語，可能指國土、人間界（如“三千大千世界”）、環境（如琉璃世界）。而今表示全球所有國家的用法源自日語。
其他如電話、科學、哲學等，都是這個時代創造出來的和制漢語詞。事實上極大多數的和制漢語都在這個階段誕生。
清末，大量和制漢語、半和制漢語隨著翻譯書刊傳入中國，造成重大的文化沖擊，引起反日情緒。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曾大加批判。
張之洞對於新翻譯名詞的憎厭，在當時流傳很廣。留日歸國的汪榮寶曾和葉瀾在1903年編纂出版過新名詞詞典《新爾雅》，風行壹時。學部司員作出推薦，張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說“是輕薄子，不可用。”但當時學人要完全擺脫和制漢語不大可能，張之洞有次請幕僚路孝植擬壹辦學大綱，見擬就之文中有“健康”壹詞，便勃然大怒，擲還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路孝植回曰：“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
彭文祖在撰《盲人瞎馬之新名詞》，認為和制漢語滔滔入華為滅國滅族之事，攻擊那些套用日本名詞的人恬不知恥，並著力批評“支那、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衛生、要素、法人、文憑、經濟、引揚、相場、切手、讓渡、差押、第三者”諸詞“不倫不類”，認為中國人襲用是“瞎眼盲從”，力主改新還舊。如認為應當廢止來自日本的“取締”，代之以古漢語禁止、管束；又主張將“場合”改為時、事、處，“第三者”改為他人，“動員令”改為動兵令，“打消”改為廢止，“目的”改為主眼，“取消”改為去銷，“手續”改為次序、程序，“引渡”改為交付、交出，等等。
嚴復尤其努力地鑄造新詞或修改和制漢語以為肆應，此競爭從清末延續到民初，至1920年代勝負已判，和制漢語得勝，嚴譯詞匯包括音譯詞，如“拓都”（total）與“麽匿”（unit）、“涅伏”（nerve）等；義譯詞，如“官品”（生物）、“部勒”（部署）、“群學”（社會學）、“名學”（邏輯）、“天直”（權利）、“民直”（權利）等，這些嚴譯詞匯幾乎都不敵和制漢語。嚴譯的失敗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編訂名詞館”，在名詞統壹工作上成效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