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的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並不偶然。原書50章,100多萬字,詳細記錄了王雲五壹生的各個階段。我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由王雲五先生的公子王學哲節錄而成,只有20余萬字。雖然大量的史實無緣過眼,但窺壹斑而知全貌,這本書總算對王雲五的傳奇人生有壹個大概了解。
離港赴臺
1948年11月26日,王雲五攜帶家眷自南京飛往廣州,獨居廣州親戚家,“以二三個月時光,撰著兩年半之從政,十余萬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廣州稍住幾天,即轉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雲五到香港探視親人,並密切觀察國內局勢發展,考慮今後的去向。1月底,返回廣州收拾行李,遷居香港。2月上旬“參政會”副秘書長自臺灣發函,勸王雲五赴臺。4月,王雲五以探望大兒子學理為名,飛抵臺北,其實是要考察壹下臺灣是否可作為他的久留之地。經由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長王世傑從中聯系,王雲五到臺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總統蔣介石之召,上陽明山拜晤,會談約5小時。蔣介石希望他赴英講學後勿久留海外,若願意遷居臺灣,可就近辦咨詢,或辦個小書局,從事出版業。王雲五答應赴英講學後即遷往臺灣,至於辦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啟動資金,馬上可著手進行。蔣介石對他的表態感到滿意,答允給予適當資助。
5月,王雲五開始籌設“華國出版社兩合公司”,先後投入籌辦資金新臺幣20萬元,其中他和親友出資5萬元,蔣介石撥款15萬元。12月25日,華國出版社在港、臺兩地同時開業,王雲五任社長,另聘若幹人作助理。這個出版社盡管是民營的,但其中有蔣介石的撥款,因此,必然在出書方針上堅持反***立場,這壹點王雲五本人也不諱言。1950年,王雲五的多種譯著由該社出版,大多是壹些適應冷戰需要的宣傳性讀物,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盡管王雲五宣稱要“以工具書為維持營業之基礎,教科書副之”,但除了《王雲五綜合詞典》於同年4月出版之外,該社在工具書和教科書的出版方面沒有取得多少成果。由於譯印的新書滯銷,在港機構被迫於1951年12月撤消,而在臺灣出版的書則缺乏對島外推銷的途徑,華國出版社的處境頗為艱難。1950年,王雲五居住在香港,間或飛赴臺灣,處理與華國出版社有關的事宜等。在港期間,王雲五還撰寫政論時評多篇,發表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等雜誌上,加上遷臺後發表的若幹篇政論文章,後來編為《岫廬論政》。
與華國出版社在港機構有連帶關系的,是“自由人”組織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於國民黨統治在大陸完全失敗,部分堅持反***立場而對臺灣當局持觀望態度的遷港人物集議對策,時常利用國民黨租借在銅鑼灣的房屋集會,以“自由人”自命。王雲五因主持華國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務,被推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將創刊之際,王雲五卻決計遷居臺灣。這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復了“總統”職務,臺灣當局屢屢邀請王雲五赴臺,欲再次啟用他這位“社會賢達”,讓他繼續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並想利用他的影響力間接控制從大陸到臺灣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雲五飛抵臺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5月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月薪1000元新臺幣,經濟待遇相當於壹個特任官。12月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政制小組”第壹小組召集人,另三個小組召集人分別為張群、邱毅吾、張厲生。同年4月,因女兒在美國住院動手術,王雲五向臺灣當局函告困難情狀,“行政院”院長陳誠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國民黨當局對王雲五格外照顧,對他發揮政治影響寄以厚望。然而,王雲五雖有些官方賜予的名譽職務,畢竟還沒有擔任實職,潦落之感仍縈縈於懷。
赴臺後的最初幾年中,王雲五以寫作、演講等為主,議政參政為輔。他在這壹段時期的寫作,基本上以撰寫文章為主,內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為人等各個方面,分別發表於臺、港雜誌。他還編成《中國史地詞典》 《英文成語新詞典》。此外,他還有大量譯著。值得壹提的是《美國全史》,這是壹部長達130余萬字的巨著,王雲五從1953年6月中旬起翻譯,歷時三年才譯畢,用龍倦飛筆名,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王雲五的社會文化活動和有關兼職也很多。他這壹時期的社會活動,有純文化學術性質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兩者兼而有之。但他參與時間最長、占用社會活動時間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動。王雲五為自由人社董事長。1952年3月15日,在臺“自由人”舉行全體會議,由王雲五主持,對《自由人》刊物的立論態度決定為:“除積極的主張民主自由,消極的反***抗俄外,並須維護現行憲法倡導議會政治”,“凡外界對臺灣有惡意攻擊影響國本時,應予駁斥”,並增加刊物的新聞性和趣味性,以廣銷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馬蜂窩,該刊文章論及揚子公司在上海時期的貪汙案,批評了孔祥熙。國民黨當局很為惱怒,決定直接幹涉。在國民黨當局的威逼下,王雲五寫信給《自由人》刊物在港負責人左舜生,通知停刊決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對國民黨的專制行為頗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雲五,明確表示反對停刊。從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雲五、阮毅成等約束。《自由人》刊物堅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臺“自由人”內部也發生分化,雷震等人抨擊專制統治,與臺灣當局關系緊張;親臺灣當局者仍保持相互間的聯系。
1950年代初,臺灣國民黨政權面臨經濟困難、人心不穩的社會現實。為了繼續維持在海島壹隅的統治,1952年10月國民黨“七大”結束後,即醞釀召開所謂的“國民大會”,以便借“合法”的名義加強統治。第壹屆“國大”召開過多次大會。王雲五先後參加了第壹屆“國大”的六次大會,而且都是主席團成員。南京壹屆壹次“國大”期間,王雲五身為行政院副院長,主席團會議多不能參加。
壹屆二次“國大”於1954年2月19日在臺北開幕,由胡適任臨時主席,主要任務有三個,壹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二是決定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應予延長還是廢止,三是討論監察院對副總統李宗仁的彈劾案。在壹屆二次“國大”籌備和開會期間,王雲五還沒有正式官職,表現頗為活躍。大會最後的結果是:罷免李宗仁,選出“蔣總統”,延長《臨時條款》。在國民黨加強壹黨專政、最高決策者非蔣莫屬的政治背景下,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由於王雲五的“積極作用”,國民黨當局對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國大”閉幕後不久,王雲五即出任“考試院”副院長。
壹屆三次“國大”於1960年2月19日在臺北開幕。王雲五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壹屆三次“國大”原定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總統”、“副總統”。這是因為蔣介石和陳誠的任期已滿,根據“國大”通過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壹次,而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按“法理”沒有再度競選的資格。另壹個問題是,民社黨、青年黨、部分無黨派代表和部分國民黨代表,在會前提出要實施創制、復決兩權,其實質是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政。而要獲取創制、復決兩權,前提是要否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此,壹屆三次“國大”主要討論三個問題:所謂的“動員戡亂”的名稱是否還有必要維持?創制、復決兩權應否由“國大”行使?總統能否連任壹次以上?
這些問題首先在“國大”第壹審查委員會修改臨時條款整理小組討論,然後提交大會討論、表決。3月7日,在國民黨操縱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組,王雲五為召集人。王雲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動員戡亂”名稱不變,“總統”可以連選連任,創制、復決兩權留待以後解決。整理小組的這次會議,意見頗多分歧,勉強達成壹致意見,通過王雲五所提建議。3月11日大會開始後,反對意見仍然很為激烈。這時,王雲五突然起立,朗聲發言,重點在於說明創制、復決兩權必須拖延行使,但到時候必定能夠行使,並以自身來自工商界,說話向來算數為保證。王雲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讓與會代表吃了壹驚,眾皆愕然,面面相覷,知道再爭吵也不會有結果,這位“矮個子白發老人”代表的是國民黨當局的觀點。既然創制、復決兩權還有“研究行使”的壹絲希望,於是持不同意見者也就緘口不言了。3月11日的會議修改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總統”連任問題作出新的規定:“行憲首任總統,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壹次之限制,連選得連任。”這壹條顯然是特地為蔣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國民黨臨全會推定蔣介石和陳誠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3月21日蔣介石再度當選“總統”,3月22日陳誠蟬聯“副總統”。由於“行憲首任總統”可以不受限制地連選連任,蔣介石先後***連任五屆“總統”。而第壹屆“國大”1948年在南京舉行過壹次,此後在臺北舉行了多次,壹直沒有改選代表,被臺灣人民譏稱為“萬年國代”。
關於解決兩權行使問題,壹屆三次“國大”通過了王雲五擬寫的《臨時條款規定設置機構之組織原則》,規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國大”臨時會議,設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該會“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壹人,公推總統、副總統分任之”。這壹緩兵之計,使“國大”行使創制、復決兩權問題壹拖就是六年,到壹屆四次“國大”開幕前不久,才召集臨時會議。
1966年初,六年壹度的“國大”又臨近了。從2月1日開始召開“國大”臨時會議,由王雲五主持,“討論憲政研討委員會議定之創制、復決兩權行使辦法及其有關結論為議題”。最後的“研究”結果是壹屆四次“國大”將不解決創制、復決的兩權行使問題。這自然是國民黨當局的決策。
壹屆四次“國大”於1966年2月19日在臺北召開,王雲五主持開幕式。此時的王雲五已不再擔任政府官職,觀念上也有所變化,對於自己再次入選主席團,以及兩權問題拖而不決,也有抵觸情緒。壹屆四次“國大”通過了經補充的《臨時條款》。該條款明確規定,“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之”,其實便是無限期延長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使國民黨當局得以“合法”地加強專制統治。關於長期爭論不休的創制、復決兩權行使問題,該條款雖規定“國大”“得制定辦法”,但又補充說明,“總統對於創制案或復決案認為必要時,得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討論之”。換言之,如果“總統”認為“沒有必要”,則“國大”有關提案不予討論。
按慣例,“國大”壹屆四次會議又得選舉“總統”、“副總統”。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是蔣介石、嚴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選人。國民黨方面要制造競選的氣氛,鼓動各界人士發表言論,王雲五當然是其重點工作對象。王雲五借國民黨預定調子的宣傳,對蔣、嚴之“賢明”不免虛言渲染,表明自己無意參加這次“無競爭選舉”。壹切都在預料之中,蔣介石、嚴家淦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
從1957年國民黨八大到1969年國民黨十大,是臺灣當局借鼓吹“反攻復國”、強化壹黨專政的時期。王雲五本人有在臺灣擔任“考試院”副院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經歷,他在公開場合發表的言論,其政治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原本壹些有限的民主意識,往往屈從於官方意旨,或者說服從於國民黨的意旨,而很少體現出來。
1972年和1978年,臺灣方面召開“國大”壹屆五次和六次大會。其時,王雲五年老體衰,已脫離政壇多年,有時敢講幾句不合時宜的話,對徒具形式的“國民大會”不抱什麽奢望,偶爾出席幾次會議,也無重要表現。
博士之父
在臺灣,王雲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稱號。臺灣設置博士學位之議,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臺灣最早的博士生導師之壹,在同時期指導的博士生也最多。
自1954年起,他受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為專任教授。任教期間,他在碩士班開兩門課:現代公務管理和現代行政問題研究;在博士班開壹門課: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由於他對政治學和行政學有獨到的研究,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所以上起碩士班的兩門課來,內容十分充實而且生動。在政治大學,王雲五是主要的論文指導教授。
從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畢業的博士***13位,他壹人就擔任了9位博士生的論文指導。據說,他在政大壹***培養了30名碩士、15名博士,由此贏得了“博士之父”的雅號。而他自己也在82歲那年獲得了生平第壹個方帽子,即韓國建國大學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69年,王雲五請辭政大教席,專心從事文化出版業與個人著述。
自從1963年12月辭去官職後,他便進入了個人撰寫論著的高峰期,出版個人著作20多種,文章近百篇,其中100萬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冊《中國政治思想史》、六冊《中國教育思想史》,尤可稱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雲五仍舊著述不已。在80歲生日時,他出版了壹部120萬字的《岫廬八十自述》。在他90歲生日時,又令人驚奇地推出了壹部50萬字的回憶錄《岫廬最後十年》。除撰寫學術著作和回憶錄外,他也喜歡作詩填詞,作為壹種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