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的自傳《岫廬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並不偶然。原書50章，100多萬字，詳細記錄了王雲五壹生的各個階段。我們看到的這個版本，是由王雲五先生的公子王學哲節錄而成，只有20余萬字。雖然大量的史實無緣過眼，但窺壹斑而知全貌，這本書總算對王雲五的傳奇人生有壹個大概了解。
離港赴臺
1948年11月26日，王雲五攜帶家眷自南京飛往廣州，獨居廣州親戚家，“以二三個月時光，撰著兩年半之從政，十余萬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廣州稍住幾天，即轉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雲五到香港探視親人，並密切觀察國內局勢發展，考慮今後的去向。1月底，返回廣州收拾行李，遷居香港。2月上旬“參政會”副秘書長自臺灣發函，勸王雲五赴臺。4月，王雲五以探望大兒子學理為名，飛抵臺北，其實是要考察壹下臺灣是否可作為他的久留之地。經由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長王世傑從中聯系，王雲五到臺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總統蔣介石之召，上陽明山拜晤，會談約5小時。蔣介石希望他赴英講學後勿久留海外，若願意遷居臺灣，可就近辦咨詢，或辦個小書局，從事出版業。王雲五答應赴英講學後即遷往臺灣，至於辦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啟動資金，馬上可著手進行。蔣介石對他的表態感到滿意，答允給予適當資助。
5月，王雲五開始籌設“華國出版社兩合公司”，先後投入籌辦資金新臺幣20萬元，其中他和親友出資5萬元，蔣介石撥款15萬元。12月25日，華國出版社在港、臺兩地同時開業，王雲五任社長，另聘若幹人作助理。這個出版社盡管是民營的，但其中有蔣介石的撥款，因此，必然在出書方針上堅持反***立場，這壹點王雲五本人也不諱言。1950年，王雲五的多種譯著由該社出版，大多是壹些適應冷戰需要的宣傳性讀物，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盡管王雲五宣稱要“以工具書為維持營業之基礎，教科書副之”，但除了《王雲五綜合詞典》於同年4月出版之外，該社在工具書和教科書的出版方面沒有取得多少成果。由於譯印的新書滯銷，在港機構被迫於1951年12月撤消，而在臺灣出版的書則缺乏對島外推銷的途徑，華國出版社的處境頗為艱難。1950年，王雲五居住在香港，間或飛赴臺灣，處理與華國出版社有關的事宜等。在港期間，王雲五還撰寫政論時評多篇，發表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等雜誌上，加上遷臺後發表的若幹篇政論文章，後來編為《岫廬論政》。
與華國出版社在港機構有連帶關系的，是“自由人”組織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於國民黨統治在大陸完全失敗，部分堅持反***立場而對臺灣當局持觀望態度的遷港人物集議對策，時常利用國民黨租借在銅鑼灣的房屋集會，以“自由人”自命。王雲五因主持華國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務，被推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將創刊之際，王雲五卻決計遷居臺灣。這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復了“總統”職務，臺灣當局屢屢邀請王雲五赴臺，欲再次啟用他這位“社會賢達”，讓他繼續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並想利用他的影響力間接控制從大陸到臺灣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雲五飛抵臺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5月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月薪1000元新臺幣，經濟待遇相當於壹個特任官。12月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政制小組”第壹小組召集人，另三個小組召集人分別為張群、邱毅吾、張厲生。同年4月，因女兒在美國住院動手術，王雲五向臺灣當局函告困難情狀，“行政院”院長陳誠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國民黨當局對王雲五格外照顧，對他發揮政治影響寄以厚望。然而，王雲五雖有些官方賜予的名譽職務，畢竟還沒有擔任實職，潦落之感仍縈縈於懷。
赴臺後的最初幾年中，王雲五以寫作、演講等為主，議政參政為輔。他在這壹段時期的寫作，基本上以撰寫文章為主，內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為人等各個方面，分別發表於臺、港雜誌。他還編成《中國史地詞典》 《英文成語新詞典》。此外，他還有大量譯著。值得壹提的是《美國全史》，這是壹部長達130余萬字的巨著，王雲五從1953年6月中旬起翻譯，歷時三年才譯畢，用龍倦飛筆名，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王雲五的社會文化活動和有關兼職也很多。他這壹時期的社會活動，有純文化學術性質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兩者兼而有之。但他參與時間最長、占用社會活動時間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動。王雲五為自由人社董事長。1952年3月15日，在臺“自由人”舉行全體會議，由王雲五主持，對《自由人》刊物的立論態度決定為：“除積極的主張民主自由，消極的反***抗俄外，並須維護現行憲法倡導議會政治”，“凡外界對臺灣有惡意攻擊影響國本時，應予駁斥”，並增加刊物的新聞性和趣味性，以廣銷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馬蜂窩，該刊文章論及揚子公司在上海時期的貪汙案，批評了孔祥熙。國民黨當局很為惱怒，決定直接幹涉。在國民黨當局的威逼下，王雲五寫信給《自由人》刊物在港負責人左舜生，通知停刊決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對國民黨的專制行為頗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雲五，明確表示反對停刊。從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雲五、阮毅成等約束。《自由人》刊物堅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臺“自由人”內部也發生分化，雷震等人抨擊專制統治，與臺灣當局關系緊張；親臺灣當局者仍保持相互間的聯系。
1950年代初，臺灣國民黨政權面臨經濟困難、人心不穩的社會現實。為了繼續維持在海島壹隅的統治，1952年10月國民黨“七大”結束後，即醞釀召開所謂的“國民大會”，以便借“合法”的名義加強統治。第壹屆“國大”召開過多次大會。王雲五先後參加了第壹屆“國大”的六次大會，而且都是主席團成員。南京壹屆壹次“國大”期間，王雲五身為行政院副院長，主席團會議多不能參加。
壹屆二次“國大”於1954年2月19日在臺北開幕，由胡適任臨時主席，主要任務有三個，壹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二是決定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應予延長還是廢止，三是討論監察院對副總統李宗仁的彈劾案。在壹屆二次“國大”籌備和開會期間，王雲五還沒有正式官職，表現頗為活躍。大會最後的結果是：罷免李宗仁，選出“蔣總統”，延長《臨時條款》。在國民黨加強壹黨專政、最高決策者非蔣莫屬的政治背景下，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由於王雲五的“積極作用”，國民黨當局對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國大”閉幕後不久，王雲五即出任“考試院”副院長。
壹屆三次“國大”於1960年2月19日在臺北開幕。王雲五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壹屆三次“國大”原定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總統”、“副總統”。這是因為蔣介石和陳誠的任期已滿，根據“國大”通過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壹次，而蔣介石已連續擔任兩屆，按“法理”沒有再度競選的資格。另壹個問題是，民社黨、青年黨、部分無黨派代表和部分國民黨代表，在會前提出要實施創制、復決兩權，其實質是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政。而要獲取創制、復決兩權，前提是要否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此，壹屆三次“國大”主要討論三個問題：所謂的“動員戡亂”的名稱是否還有必要維持？創制、復決兩權應否由“國大”行使？總統能否連任壹次以上？
這些問題首先在“國大”第壹審查委員會修改臨時條款整理小組討論，然後提交大會討論、表決。3月7日，在國民黨操縱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組，王雲五為召集人。王雲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動員戡亂”名稱不變，“總統”可以連選連任，創制、復決兩權留待以後解決。整理小組的這次會議，意見頗多分歧，勉強達成壹致意見，通過王雲五所提建議。3月11日大會開始後，反對意見仍然很為激烈。這時，王雲五突然起立，朗聲發言，重點在於說明創制、復決兩權必須拖延行使，但到時候必定能夠行使，並以自身來自工商界，說話向來算數為保證。王雲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讓與會代表吃了壹驚，眾皆愕然，面面相覷，知道再爭吵也不會有結果，這位“矮個子白發老人”代表的是國民黨當局的觀點。既然創制、復決兩權還有“研究行使”的壹絲希望，於是持不同意見者也就緘口不言了。3月11日的會議修改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總統”連任問題作出新的規定：“行憲首任總統，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壹次之限制，連選得連任。”這壹條顯然是特地為蔣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國民黨臨全會推定蔣介石和陳誠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3月21日蔣介石再度當選“總統”，3月22日陳誠蟬聯“副總統”。由於“行憲首任總統”可以不受限制地連選連任，蔣介石先後***連任五屆“總統”。而第壹屆“國大”1948年在南京舉行過壹次，此後在臺北舉行了多次，壹直沒有改選代表，被臺灣人民譏稱為“萬年國代”。
關於解決兩權行使問題，壹屆三次“國大”通過了王雲五擬寫的《臨時條款規定設置機構之組織原則》，規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國大”臨時會議，設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該會“設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壹人，公推總統、副總統分任之”。這壹緩兵之計，使“國大”行使創制、復決兩權問題壹拖就是六年，到壹屆四次“國大”開幕前不久，才召集臨時會議。
1966年初，六年壹度的“國大”又臨近了。從2月1日開始召開“國大”臨時會議，由王雲五主持，“討論憲政研討委員會議定之創制、復決兩權行使辦法及其有關結論為議題”。最後的“研究”結果是壹屆四次“國大”將不解決創制、復決的兩權行使問題。這自然是國民黨當局的決策。
壹屆四次“國大”於1966年2月19日在臺北召開，王雲五主持開幕式。此時的王雲五已不再擔任政府官職，觀念上也有所變化，對於自己再次入選主席團，以及兩權問題拖而不決，也有抵觸情緒。壹屆四次“國大”通過了經補充的《臨時條款》。該條款明確規定，“動員戡亂時期之終止，由總統宣告之”，其實便是無限期延長所謂的“動員戡亂時期”，使國民黨當局得以“合法”地加強專制統治。關於長期爭論不休的創制、復決兩權行使問題，該條款雖規定“國大”“得制定辦法”，但又補充說明，“總統對於創制案或復決案認為必要時，得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討論之”。換言之，如果“總統”認為“沒有必要”，則“國大”有關提案不予討論。
按慣例，“國大”壹屆四次會議又得選舉“總統”、“副總統”。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是蔣介石、嚴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選人。國民黨方面要制造競選的氣氛，鼓動各界人士發表言論，王雲五當然是其重點工作對象。王雲五借國民黨預定調子的宣傳，對蔣、嚴之“賢明”不免虛言渲染，表明自己無意參加這次“無競爭選舉”。壹切都在預料之中，蔣介石、嚴家淦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
從1957年國民黨八大到1969年國民黨十大，是臺灣當局借鼓吹“反攻復國”、強化壹黨專政的時期。王雲五本人有在臺灣擔任“考試院”副院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經歷，他在公開場合發表的言論，其政治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原本壹些有限的民主意識，往往屈從於官方意旨，或者說服從於國民黨的意旨，而很少體現出來。
1972年和1978年，臺灣方面召開“國大”壹屆五次和六次大會。其時，王雲五年老體衰，已脫離政壇多年，有時敢講幾句不合時宜的話，對徒具形式的“國民大會”不抱什麽奢望，偶爾出席幾次會議，也無重要表現。
博士之父
在臺灣，王雲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稱號。臺灣設置博士學位之議，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臺灣最早的博士生導師之壹，在同時期指導的博士生也最多。
自1954年起，他受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為專任教授。任教期間，他在碩士班開兩門課：現代公務管理和現代行政問題研究；在博士班開壹門課：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由於他對政治學和行政學有獨到的研究，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所以上起碩士班的兩門課來，內容十分充實而且生動。在政治大學，王雲五是主要的論文指導教授。
從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畢業的博士***13位，他壹人就擔任了9位博士生的論文指導。據說，他在政大壹***培養了30名碩士、15名博士，由此贏得了“博士之父”的雅號。而他自己也在82歲那年獲得了生平第壹個方帽子，即韓國建國大學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69年，王雲五請辭政大教席，專心從事文化出版業與個人著述。
自從1963年12月辭去官職後，他便進入了個人撰寫論著的高峰期，出版個人著作20多種，文章近百篇，其中100萬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冊《中國政治思想史》、六冊《中國教育思想史》，尤可稱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雲五仍舊著述不已。在80歲生日時，他出版了壹部120萬字的《岫廬八十自述》。在他90歲生日時，又令人驚奇地推出了壹部50萬字的回憶錄《岫廬最後十年》。除撰寫學術著作和回憶錄外，他也喜歡作詩填詞，作為壹種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