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壹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壹家言。
〔註釋〕 傅毅(？—89)：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東漢文學家。屬：綴輯。能屬文，善於寫文章。蘭臺令史：漢代掌管典校圖籍，管理文書檔案的官員。蘭臺，漢代宮中藏書處。七子：即建安七子、鄴下七子。驥：千裏馬。，音lù。仰：憑恃。齊氣：氣有所不足。齊地風俗舒緩，故齊地文人個性品質受其影響，為文較為散漫。張、蔡：指張衡、蔡邕。揚、班：揚雄、班固。儔(chóu)：同伴，作動詞，相媲美。檢：法度。不朽之盛事：《左傳》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文章屬於“立言”，故不朽。隱約：窮困。加思：加，轉移。加思，轉移著書立說的念頭。遷化：猶言死去。《論》：徐幹的《中論》。
(張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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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 漢代盛行讖緯之學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緒。無論孔孟、老莊的吉光片羽，還是《毛詩序》的“詩言誌”說，其實都在骨子裏把文學、藝術視為巫術禮儀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莊等人暢飲詩歌、文學的美酒時，也從未把自己由廟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純粹詩人、歌者的層次。當西方的荷馬贏得普遍尊敬的時候，東方的盲瞽藝人卻要時時忍受饑餓的煎熬、權貴甚至童稚的白眼。
時至東漢亂世，飽讀詩書的儒生、士人在繼承諸子時代的學術自由精神的同時，有的看到自己難能與當政的權貴世族平等合作，轉而選擇獨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為富家豪強，他們在以實力打拼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對人生的厚重與悲壯、蒼涼與艱難有著深沈的體悟，不禁發言浩歌，氣貫長虹。文學藝術此時方進入壹個“為藝術而藝術”的“自覺時代”。公元2世紀初葉出現的《典論·論文》正是這種文學的“自覺”、文人的“自覺”在理論上的表現。
《典論·論文》是我國第壹篇關於文學批評的專論。其作者——三國時魏國第壹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並不影響該文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文學與文人所表現出來的“自覺”色彩。《典論》***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對文人言行約束性的規範，當時曾刊刻於太學。到了宋代，幾盡散失殆盡，只有《自序》、《論文》兩篇因其他文獻的輯錄才保存至今。
從《自序》我們知道，曹丕務實的態度與文武兼備的素質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六歲而知射”，“八歲而知騎射”，幼年便隨曹操四處征討。又“少誦詩論”，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靡不畢覽”。豐富的閱歷、廣博的學識使他體悟到“事不可自謂己長”的道理。其實何止習射、學劍、治學“不可自謂己長”，文學藝術領域何嘗不是如此？
自古以來的文人騷客，多“自謂己長”而輕忽他人。其實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於壹孔之見而貽笑大方。當班固嘲諷傅毅喋喋不休的時候，可曾想過自己在他人眼裏難道不是另壹個傅毅嗎？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輕”，曹丕認為原因主要在於文人大多能夠“自見”我之長，而不能“自見”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長較他人之短。壹個人如果沈浸於這種自我編織的話語光環之中，難免自我感覺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體發展到東漢已呈多樣化的趨勢，奏議、書論、詩賦、銘誄等不同文體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內在的要求，因為文人興趣偏好與性格氣質的差異，即使文壇大師也只能是在某些文體上遊刃有余。比如與曹丕同時嫻於辭賦的王粲、徐幹，在奏議等實用文體上未必稱雄，長於章表書記的陳琳、阮瑀，在書論作賦方面未必見長。如果王粲與陳琳在辭賦上較短長，則王粲必然穩操勝券，如果阮瑀與徐幹在表章上爭雌雄，則徐幹定會甘拜下風。具有不同特長、偏好的文人斤斤於名頭高低，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妄舉，輿論中對群峰並峙的文人排名次、爭座位的做法，實在是無知妄行。
為什麽不同文人的性格與創作呈現出這麽顯著的個別差異呢？
曹丕認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氣質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各自在創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達方式。關於士人的才性品藻問題，曹丕之前劉韶的《人物誌》中就有記錄，曹丕後的《世說新語》中也對漢末、魏晉的人物品鑒逸聞多所發現。曹丕的貢獻在於把這種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結合儒、道兩家的生命之氣、真元之氣，進壹步貫通到文學藝術，特別是文人個人修養和創作才能的領域。東漢清議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濁，在曹丕是把文氣與人氣混同言之，他壹面講“(文)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說“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謂的“文以氣為主”，實即“人以氣為主”、人之氣主其文。他朦朧地意識到文氣體現出的清濁，主要還是人的品性氣質的清濁問題。所以他看到了孔融“體氣高妙”，徐幹“時有奇氣”，應玚之氣“和”，劉楨之氣“壯”，每人之氣雖然存在差異，但都具有那個時代的悲慨、俊逸、骨鯁的色彩。曹丕論文獨標“文氣”，正反映了建安時期文學個性獨尊、張大自我的創作主題。當然，在人與自然混沌不分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氣”問題的徹底解決是不可能的。
除了個體之氣的清濁差異外，不同文體自身的特殊要求與規範，也是導致文學藝術創作百花競放的原因。在文體初分的時代，人們因不同場合、不同實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體的雛形，曹丕對此作了歸納，總結出“四科八體”，即奏議、書論、銘誄與詩賦。文體的劃分大致確定了不同文體在創作與鑒賞上的客觀標準，這正是當時社會與文人群體文學的“自覺”的表現。曹丕對不同文體的標準與特征作了簡練的概括，即“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曹丕同時又指出“文本同而末異”，文之本，有人說是儒家的倫理教化，有人說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基本規範，文之末，有人認為指的是文學體裁。我們認為，在曹丕的時代，還未達到後來劉勰的高度。他所謂“本”，壹方面作為語言表達的藝術，不同文體所***有的基本特征，壹方面是文之氣、人之氣中的氣之本，文人的氣質之性的本原是***同的；所謂“末”，既包含不同文體所具有的不同表達規範和內在要求，如不同文體的雅、理、實、麗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同的氣質之性因後天條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異所導致的言語、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體的內在要求和創作規律，克服自己氣質、性情的後天不足，曹丕認為，壹般文人作者因為自己的個性氣質特點，只能在某些文體上超拔於眾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諸體皆能。
作為壹位公正、客觀的批評者，除了要認識到每個作者氣質性情方面的獨特個性，洞見每種文體的相應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夠“審己以度人”，避免常見的“貴遠賤近”惡習，改掉“向聲背實”的弊病，排除“暗於自見”的狹隘襟懷。換句話說，壹位合格的批評者，他既能夠深得文學藝術三昧，又能夠超越文學藝術的樊籬。他既要能夠洞悉文學自身的創作規律和創作要求，同時又是壹位深諳人生悲歡和社會沈浮，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頗以這樣壹位批評者自許的。他少時飛馬騎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詩作賦，嘲花弄月，習慣了疆場拼殺，經歷了宮闈爭鬥，生死已不能縈懷，貴賤已難能動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實，批評最難得的就是客觀與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動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
不過，曹丕在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壹個民族的文學價值觀，把文學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僅僅特標自己在文學創作、批評上的切身體會。在經歷血雨腥風的沖殺，親見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亂象，親歷手足相殘的劇痛之後，他深刻地體會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人生悲喜榮華，禍福壽命短長，都是過眼煙雲，不知何處的壹陣風，壹切都會煙消雲散。人生壹世，草木壹秋，留給後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歷程，精神結晶的凝聚，而文學藝術，正可以憑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穿越時空的阻隔，把妳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緒、浩歌深思傳達給後人。作為文人，大可不必以揚雄、班固的嘲弄之語掛懷，文學藝術自有其價值和生命，值得妳付出畢生的心血去營構、去創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論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權威為文學的存在立法”，當然有其合理性，設若作者不是作為魏文帝的曹丕，《論文》可能不會有這麽深遠的影響力。不過，如果生活在壹個輕生死、重然諾的時代，怎能不體味到生命之輕，怎能不意識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貴與價值。曹丕說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論文》也讓他不朽。
可以與《典論·論文》相媲美的，還有他的《與吳質書》。雖然其所謂“文”是各種語言藝術的泛稱，並非專指詩賦，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學藝術的文氣、文體、文學價值觀等方面的諸多真知灼見，啟發了陸機、劉勰、鐘嶸，流風所及，壹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國維等人。對於《論文》在當時的文學影響，魯迅曾經有壹段精彩的評論：“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曹丕著有《典論》，那裏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後來有壹般人很不以它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於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清峻、通脫、華麗、壯大’。……曹操、曹丕以外，還有前面提到的七個人，他們的文章分別從各自的維度拓展了文學的性靈之質；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的功勞。”我們要說，曹丕擺脫漢儒隨意以倫理教化附會文學創作的惡俗，而對這壹時代“文學的自覺”、“文學的解放”大潮的推動，較之魯迅所看到的曹丕對壹時代文風“華麗好看”的影響，更加值得我們肯定與推許，他的勇氣和魄力所產生的文學影響，仍然在惠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