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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論·論文》原文註解與鑒賞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壹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壹家言。

〔註釋〕 傅毅(?—89):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東漢文學家。屬:綴輯。能屬文,善於寫文章。蘭臺令史:漢代掌管典校圖籍,管理文書檔案的官員。蘭臺,漢代宮中藏書處。七子:即建安七子、鄴下七子。驥:千裏馬。,音lù。仰:憑恃。齊氣:氣有所不足。齊地風俗舒緩,故齊地文人個性品質受其影響,為文較為散漫。張、蔡:指張衡、蔡邕。揚、班:揚雄、班固。儔(chóu):同伴,作動詞,相媲美。檢:法度。不朽之盛事:《左傳》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文章屬於“立言”,故不朽。隱約:窮困。加思:加,轉移。加思,轉移著書立說的念頭。遷化:猶言死去。《論》:徐幹的《中論》。

(張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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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 漢代盛行讖緯之學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緒。無論孔孟、老莊的吉光片羽,還是《毛詩序》的“詩言誌”說,其實都在骨子裏把文學、藝術視為巫術禮儀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莊等人暢飲詩歌、文學的美酒時,也從未把自己由廟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純粹詩人、歌者的層次。當西方的荷馬贏得普遍尊敬的時候,東方的盲瞽藝人卻要時時忍受饑餓的煎熬、權貴甚至童稚的白眼。

時至東漢亂世,飽讀詩書的儒生、士人在繼承諸子時代的學術自由精神的同時,有的看到自己難能與當政的權貴世族平等合作,轉而選擇獨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為富家豪強,他們在以實力打拼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對人生的厚重與悲壯、蒼涼與艱難有著深沈的體悟,不禁發言浩歌,氣貫長虹。文學藝術此時方進入壹個“為藝術而藝術”的“自覺時代”。公元2世紀初葉出現的《典論·論文》正是這種文學的“自覺”、文人的“自覺”在理論上的表現。

《典論·論文》是我國第壹篇關於文學批評的專論。其作者——三國時魏國第壹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並不影響該文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文學與文人所表現出來的“自覺”色彩。《典論》***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對文人言行約束性的規範,當時曾刊刻於太學。到了宋代,幾盡散失殆盡,只有《自序》、《論文》兩篇因其他文獻的輯錄才保存至今。

從《自序》我們知道,曹丕務實的態度與文武兼備的素質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六歲而知射”,“八歲而知騎射”,幼年便隨曹操四處征討。又“少誦詩論”,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靡不畢覽”。豐富的閱歷、廣博的學識使他體悟到“事不可自謂己長”的道理。其實何止習射、學劍、治學“不可自謂己長”,文學藝術領域何嘗不是如此?

自古以來的文人騷客,多“自謂己長”而輕忽他人。其實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於壹孔之見而貽笑大方。當班固嘲諷傅毅喋喋不休的時候,可曾想過自己在他人眼裏難道不是另壹個傅毅嗎?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輕”,曹丕認為原因主要在於文人大多能夠“自見”我之長,而不能“自見”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長較他人之短。壹個人如果沈浸於這種自我編織的話語光環之中,難免自我感覺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體發展到東漢已呈多樣化的趨勢,奏議、書論、詩賦、銘誄等不同文體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內在的要求,因為文人興趣偏好與性格氣質的差異,即使文壇大師也只能是在某些文體上遊刃有余。比如與曹丕同時嫻於辭賦的王粲、徐幹,在奏議等實用文體上未必稱雄,長於章表書記的陳琳、阮瑀,在書論作賦方面未必見長。如果王粲與陳琳在辭賦上較短長,則王粲必然穩操勝券,如果阮瑀與徐幹在表章上爭雌雄,則徐幹定會甘拜下風。具有不同特長、偏好的文人斤斤於名頭高低,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妄舉,輿論中對群峰並峙的文人排名次、爭座位的做法,實在是無知妄行。

為什麽不同文人的性格與創作呈現出這麽顯著的個別差異呢?

曹丕認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氣質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各自在創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達方式。關於士人的才性品藻問題,曹丕之前劉韶的《人物誌》中就有記錄,曹丕後的《世說新語》中也對漢末、魏晉的人物品鑒逸聞多所發現。曹丕的貢獻在於把這種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結合儒、道兩家的生命之氣、真元之氣,進壹步貫通到文學藝術,特別是文人個人修養和創作才能的領域。東漢清議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濁,在曹丕是把文氣與人氣混同言之,他壹面講“(文)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又說“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謂的“文以氣為主”,實即“人以氣為主”、人之氣主其文。他朦朧地意識到文氣體現出的清濁,主要還是人的品性氣質的清濁問題。所以他看到了孔融“體氣高妙”,徐幹“時有奇氣”,應玚之氣“和”,劉楨之氣“壯”,每人之氣雖然存在差異,但都具有那個時代的悲慨、俊逸、骨鯁的色彩。曹丕論文獨標“文氣”,正反映了建安時期文學個性獨尊、張大自我的創作主題。當然,在人與自然混沌不分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氣”問題的徹底解決是不可能的。

除了個體之氣的清濁差異外,不同文體自身的特殊要求與規範,也是導致文學藝術創作百花競放的原因。在文體初分的時代,人們因不同場合、不同實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體的雛形,曹丕對此作了歸納,總結出“四科八體”,即奏議、書論、銘誄與詩賦。文體的劃分大致確定了不同文體在創作與鑒賞上的客觀標準,這正是當時社會與文人群體文學的“自覺”的表現。曹丕對不同文體的標準與特征作了簡練的概括,即“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曹丕同時又指出“文本同而末異”,文之本,有人說是儒家的倫理教化,有人說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基本規範,文之末,有人認為指的是文學體裁。我們認為,在曹丕的時代,還未達到後來劉勰的高度。他所謂“本”,壹方面作為語言表達的藝術,不同文體所***有的基本特征,壹方面是文之氣、人之氣中的氣之本,文人的氣質之性的本原是***同的;所謂“末”,既包含不同文體所具有的不同表達規範和內在要求,如不同文體的雅、理、實、麗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同的氣質之性因後天條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異所導致的言語、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體的內在要求和創作規律,克服自己氣質、性情的後天不足,曹丕認為,壹般文人作者因為自己的個性氣質特點,只能在某些文體上超拔於眾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諸體皆能。

作為壹位公正、客觀的批評者,除了要認識到每個作者氣質性情方面的獨特個性,洞見每種文體的相應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夠“審己以度人”,避免常見的“貴遠賤近”惡習,改掉“向聲背實”的弊病,排除“暗於自見”的狹隘襟懷。換句話說,壹位合格的批評者,他既能夠深得文學藝術三昧,又能夠超越文學藝術的樊籬。他既要能夠洞悉文學自身的創作規律和創作要求,同時又是壹位深諳人生悲歡和社會沈浮,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頗以這樣壹位批評者自許的。他少時飛馬騎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詩作賦,嘲花弄月,習慣了疆場拼殺,經歷了宮闈爭鬥,生死已不能縈懷,貴賤已難能動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實,批評最難得的就是客觀與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動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

不過,曹丕在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壹個民族的文學價值觀,把文學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僅僅特標自己在文學創作、批評上的切身體會。在經歷血雨腥風的沖殺,親見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亂象,親歷手足相殘的劇痛之後,他深刻地體會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人生悲喜榮華,禍福壽命短長,都是過眼煙雲,不知何處的壹陣風,壹切都會煙消雲散。人生壹世,草木壹秋,留給後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歷程,精神結晶的凝聚,而文學藝術,正可以憑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響力,穿越時空的阻隔,把妳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緒、浩歌深思傳達給後人。作為文人,大可不必以揚雄、班固的嘲弄之語掛懷,文學藝術自有其價值和生命,值得妳付出畢生的心血去營構、去創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論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權威為文學的存在立法”,當然有其合理性,設若作者不是作為魏文帝的曹丕,《論文》可能不會有這麽深遠的影響力。不過,如果生活在壹個輕生死、重然諾的時代,怎能不體味到生命之輕,怎能不意識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貴與價值。曹丕說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論文》也讓他不朽。

可以與《典論·論文》相媲美的,還有他的《與吳質書》。雖然其所謂“文”是各種語言藝術的泛稱,並非專指詩賦,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學藝術的文氣、文體、文學價值觀等方面的諸多真知灼見,啟發了陸機、劉勰、鐘嶸,流風所及,壹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國維等人。對於《論文》在當時的文學影響,魯迅曾經有壹段精彩的評論:“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曹丕著有《典論》,那裏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後來有壹般人很不以它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於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清峻、通脫、華麗、壯大’。……曹操、曹丕以外,還有前面提到的七個人,他們的文章分別從各自的維度拓展了文學的性靈之質;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的功勞。”我們要說,曹丕擺脫漢儒隨意以倫理教化附會文學創作的惡俗,而對這壹時代“文學的自覺”、“文學的解放”大潮的推動,較之魯迅所看到的曹丕對壹時代文風“華麗好看”的影響,更加值得我們肯定與推許,他的勇氣和魄力所產生的文學影響,仍然在惠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