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表明，甲午戰爭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燾等人的引導下，紳民之間已有“講求洋務”的思潮。但就城市社會意識形態的總體而言，尚不能稱得上開放。因為，除了要求興辦小輪，表明部分紳民已認同了“部分洋務”外，湖南紳民畢竟未作出其它開放之舉。對外界而言，以往湖南的“守舊”印象，依然未能泯除。在這裏，我們引用壹下恩格斯的歷史“合力”理論，或許有助於說明問題。恩格斯曾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的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產生出壹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8頁。）。顯然，恩格斯這裏所說的“歷史事變”，既包括歷史事件，亦包括歷史局面，當我們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論分析湖南意識形態的總體特征時，需要用到的概念則是後者。在甲午戰爭之前的湖南，變革求強思潮雖然代表了適應歷史發展趨勢的方向，但這股意誌“力”的矢量值畢竟非常弱小，而頑固守舊思潮的矢量值卻超乎其上。這樣，城市紳民意誌的“合力”還是遠遠偏離了“新思潮”的方向，如此也決定了湖南紳民意識形態以守舊為總體特征的特定的“歷史局面”。
然而，城市中的各種意識形態又是相互消長的。湖南紳民的變革求強“新思潮”隨著民族災難的不斷加深，而不斷發展著。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慘敗，及由此帶來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前所未有的侵權攘利活動，對湘紳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作用。受此震動作用，湖南紳民的意識形態發生了較大的轉變，於是在開明官吏的倡導下，終於形成壹股勢頭強勁的變革維新思潮。
甲午中日戰爭對湘人之所以產生巨大的震動作用，同湘軍在這場戰爭中的慘敗有很大關系。曾幾何時，湘軍以清政府綠營兵無法相比的作戰能力，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挽救了清政府的封建統治，也進壹步強固了湘人頗為自傲的救世責任感。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清政府原派駐朝鮮和防守遼東的軍隊（大部分是淮軍），不堪壹擊，接連敗退。無可奈何的清政府遂又將“救命稻草”系在湘軍身上，指望湘軍重振昔日雄威，挽回眼前敗勢。時人感嘆：“時危湘軍耐苦戰”，“淮軍壹敗又湘軍”（註：皮錫瑞《師伏堂叢書》第40冊《詩草》卷5。）。 而向以救世自命的湘軍將領也將保家衛國視為神聖使命，湘撫吳大chéng＠①主動請纓，率湘軍三萬余人（註：陳旭麓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第335頁。），並起用湘軍舊將魏光燾、陳shí＠②、李光久、 余虎恩等，由三海關拔隊東征。1895年 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湘軍舊將、兩江總督劉坤壹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各軍，吳大chéng＠①和宋慶幫辦軍務。吳大chéng＠①自以為湘軍不僅有“精槍快炮”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更有“湖湘子弟，忠義奮發”的鬥誌，“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經生力軍乎！”（註：《湘撫告示》，《萬國公報》第74卷，第15092頁。）遂煞有介事地向日人“出招降旗”（註：《學會匯纂》，《湘報》第92號第839頁。）。 沒想到遼東壹役，湘軍所戰皆敗，僅六天便接連丟失了牛店、營口、田莊臺等城鎮，“前敵諸軍，勇怯不壹，……而鋒鏑余生，竟致窮途坐斃，瘡痍滿目，疾痛切夫，慘不忍睹”（註：《劉坤壹遺集》第2冊第901頁。）。時人有詩嘆曰：“舊部招荊楚，長纓請世臣；當知銷碧火，不比掃黃巾。”（註：皮錫瑞《師伏堂叢書》第40冊《詩草》卷6。）湘軍的慘敗， 使清政府徹底失去了決戰的信心，加速了與日本議和的進程（註：《湖南省誌》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第131頁。）。
甲午中日戰爭最終以清政府的割地賠款和滿足日人在通商口岸置機設廠等壹系列苛刻條件為結局，由此引發了全國救亡圖強思潮的進壹步高漲。而對湘人來說，他們以往自負與囂張的幻覺，則被徹底“震”碎。“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註：皮錫瑞《師伏堂叢書》第40冊《詩草》卷6。），殘酷的現實， 使湘人由原先的自傲心態折而為壹種沈重的負罪心理（註：如湘人楊子玉曾在《湘報》上撰文指出：“甲午的敗仗，實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賠日本二萬萬銀子，也是我們湖南人害國家的。”（《湘報》第94號，第854頁）， 於是不得不在痛苦的煎熬下正視這嚴酷的現實。自是，“湘人轉側豁寤，其虛驕不可向邇之氣，亦頓餒矣”（註：蔡尚思等編《譚嗣同全集》上冊， 第174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另壹方面，這種沈重的負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熱忱救世觀念以及強悍執著的性格特征相結合，又使得湘人的求變自強意識變得愈益強烈。正如當時的壹則告示指出的：“昔道鹹之亂，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稱之”，而“自今以往，其禍益烈”，“其戡定益難，惟我湘士，其寧能自棄焉？！”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使湘人認識到，“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厲，上無以宣聖天子作育之化，中無以答有司宏獎之雅，下無以塞薄海豪傑敬畏想望之心”（註：《湖南時務學堂公啟》，麥仲華編《皇朝經世文新編》卷5上，第22頁，《史料叢刊》正編771 號，第407頁；《湖南時務學堂緣起》，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四），第492頁。）。在救時使命感的支配下， 湘人將自變同國變，自立同國強的命運緊密相聯，進壹步激發了變法求強的自主性。不少開明湘紳搖筆鼓舌，為此疾呼：譚嗣同指出，值此“創巨痛深”之際，“豈補苴所能了”，必須“屏棄壹切，專精致思”，“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註：蔡尚思等編《譚嗣同全集》上冊，第167～168頁。）；皮錫瑞則寫下了“國破山河淚濺花，橫流滄海哭牛車”（註：皮錫瑞《師伏堂叢書》第40冊《詩草》卷6。）的憂憤詩句，而且“急言變法之不可緩”（註：皮名振《皮鹿門年譜》第37頁。）。王先謙亦指出：“今日之局，前代所無，當雄邦環伺之秋，為經久自立之策，熟籌通變，時勢使然。”（註：王先謙《虛受堂書劄》卷1。）甚至後來攻擊維新派最力的葉德輝也認為，“今日之時局，法誠弊矣”（註：葉德輝：《＠③園書劄》第22頁。），“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註：葉德輝：《＠③園書劄》第30 頁。）；他還告誡自己的學生：“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今日視西藝若仇者，壹孔之儒也”（註：葉德輝：《＠③園書劄》第3頁。）； 他甚至抱怨“凡泰西之善政，壹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註：葉德輝：《＠③園書劄》第22頁。）。不難看出，甲午戰爭之後嚴重的民族危機感使湘人產生了廣泛的求變自強心理。
湘人起而求變的精神動因除了民族危機的刺激之外，還有壹個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視，就是倡講西學的湘籍洋務派官員的榜樣作用。這些前輩精英人物的經歷和事業，此時被湘人視作寶貴的精神財富，使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與激勵。當時長沙的壹則告示中這樣說道：“吾湘以士氣聞天下，通商數十年，西人足跡交遍於中國，惟於楚地，幾不敢越半步。……於是海內海外，遂鹹以守舊目湘士。然竊聞吾鄉先輩，若魏默深、郭筠仙、曾jié＠④剛諸先生，鹹於天下不講西學之日，受怨謗，忍大詬，毅然慨然，以倡此義。至今天下之講西學者，則靡不宗諸先生，烏在湘人之為守舊也？且如日本前事，雖守舊何害？其守愈篤者，其變亦愈誠。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其以視今日之日本，寧有讓焉？寧有讓焉！”（註：《湖南時務學堂公啟》，麥仲華編《皇朝經世文新編》卷5上，第22頁， 《史料叢刊》正編771號，第407頁；《湖南時務學堂緣起》，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四），第492頁。）可見， 湘人並沒有因為曾經極度守舊而自暴自棄，相反從郭嵩燾、曾紀澤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動力，將湖南自比為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堅定了變法求強的信心與決心。於是，長沙士紳壹洗從前的虛驕之氣，變法求強之議，靡然向風，成為城市大眾思潮的主流，使長沙由文化守舊城市漸變為南中國維新運動的中心。
在長沙變法維新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地方官員的倡導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湘撫陳寶箴曾長期在湖南為官，在長沙寓居（註：陳寶箴步入仕途的第壹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間“以知府發湖南候補”，此後他又長期在湖南為官，家眷居於長沙，其子三立就婚長沙，其孫寅恪生於長沙。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4、 6、8頁。）， 同憂國憤時、大講“洋務”的郭嵩燾關系密切，得其影響不弱。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陳寶箴上書言政，歷陳得失，言之耿耿，壹片憂國之情。陳寶箴對湘人感情較厚，深習湘省風土人心，嘗語人曰：“昔廉頗思用趙人，吾於湘人猶是也。”（註：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陳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頁。）所以， 當其得知被委以湘撫壹職時，“竊喜自慰”（註：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陳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頁。）。上任之後， 陳寶箴於地方政務“思有所振興”（註：王先謙《葵園自訂年譜》卷中，第52頁。）。其子陳三立隨侍左右，多所贊劃。較為理想的出仕環境，為陳寶箴施展為政才幹，實現為政抱負提供了條件。陳寶箴激於國勢危亟，遂慨然以變法開新為急務，希望通過變法使湖南實現富強自立，以為國家之“憑恃”。正如陳三立在《巡撫先府君行狀》中記述的：“府君蓋以國勢不振極矣，非掃敝政，興起人材，與天下更始，無以圖存。陰念湖南據天下上遊，號天下勝兵處。其士人率果敢負氣可用。又土地奧衍，煤鐵五金之產畢具。營壹隅為天下倡，立富強根基，足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註：陳三立《巡撫先府君行狀》，《散原精舍文集》卷5；陳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頁。）
對陳寶箴的為政魄力和為官德行，湘人較為贊賞，聞其出撫湘政，鹹感歡欣（註：陳三立在《巡撫先府君行狀》稱：“湖南人聞巡撫得府君，亦皆喜”，見《散原精舍文集》卷5；陳寅恪《寒柳堂集》，第 176頁。）。皮錫瑞於光緒二十壹年七月廿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湘撫放陳右銘年伯，可謂得人。”（註：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 1958年第4期。 ）唐才常亦欣喜地說道：“如我湘省得陳右老力加振劇，厚植人才，則將來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試目俟之可耳。”（註：見唐才質《唐才常和時務學堂》，《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3期。）後來， 《湘學新報》作如此評論：“我湘陳右銘中丞，亟力圖維，聯屬紳耆，藉匡不達。興礦務，鑄銀圓，設機器，建學堂，豎電線，造電燈，引輪船，開河道，制火柴，凡此數端，以開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國勢。”（註：《論湘中所興新政》，《湘學新報》（二），第833頁。）誠然， 這些新政成就並非陳寶箴壹人之功，但陳寶箴本著“惟天下非常之變，必有度外之舉”（註：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25頁。）的變革思想，對長沙變法維新運動所作的倡引與領導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連張之洞亦對陳寶箴大為贊賞，稱贊他“識力恢閎，肇開風氣，通商惠工，百廢俱舉。湖外聞之，足令俗吏陋儒，人人增氣同心，擊jí＠⑤欽佩”（註：張之洞《與陳右銘》，《張文襄公全集》卷218 頁。）。 盛宣懷亦贊嘆：“衡湘地氣磅礴，所出人才得天獨厚，從前……與時務格格不入者，湘人為尤。他日毅然決然挽回時局，安內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然微公（陳寶箴）實力提倡，循循善誘，亦何能變化如此之神速？”（註：盛宣懷《上湘撫陳佑帥書》，《愚齋未刑信稿》第10頁。）王先謙亦評價陳寶箴“居得為之位，任先覺之責”（註：王先謙《虛受堂書劄》卷1。）。這些都是對陳寶箴在長沙維新運動中作用的較好詮釋。
陳寶箴的變法“開新”之舉，得到了當時湖南其他主要官員的支持與配合。學政江標，青年時曾入京師同文館學習，於西學有所研究，曾參與籌辦北京強學會。光緒二十年（1894）視學湖南，即以“變士風，開辟新治為己任”（註：胡思敬《江標傳》，《碑傳集補》卷9。）。到任之後，他以輿地、掌故（時務）、算學試士，識拔有用人才，“壹決數百年拘牽忌諱之藩籬”，“於湖南得人最盛”（註：《唐才常集》第195、197頁。）。對湘撫陳寶箴的新政舉措，江標皆極力贊成之。他主持整頓長沙校經學堂，籌建學堂藏書樓，主辦《湘學報》。在為《湘學報》所作《序》中，江標喊出的第壹句話就是：“嗚呼，變法其宜哉。”（註：《湘學新報》（壹），第5頁。 ）後人有將江標稱作湖南維新運動之“開路先鋒”者（註：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第21頁。），也有將江標視為湖南“開展風氣的第壹功臣”者（註：王爾敏《南學會》，臺灣《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2編《戊戌變法》，第457頁。），足以說明江標在長沙變法運動興起之初所起的作用。除陳、江之外，其他湖南主要官員亦積極支持變法維新。按察使兼鹽法長寶道黃遵憲，曾出使日本，遊歷歐美，嘗讀盧梭、孟德斯鳩之說，“於變法維新，頗眷眷焉”（註：湯誌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79頁。）。他同與己有著戚屬淵源關系的陳寶箴關系密切（註：有人這樣指出：陳寶箴“和嘉義州本州的黃公度極其友好，這固然是由於同抱經世維新的思想，然與義寧陳族和嘉應州本州的黃族，上代有親戚的舊誼，也不無多少的關系”。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第 247頁。）， 對陳的新政舉措極為贊同，並“以其平日之學發紓之”（註：康有為《〈入境廬詩草〉序》。），“不啻陳右銘中丞之靈魂”（註：正光《黃公度 ——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逸經》1936年第10期。）。因黃遵憲是湖南維新官員中唯壹對西方文明有過親身感受的人，“較道聽者自勝壹籌”（註：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所以對長沙各項新政多所推進。繼江標之後出任湖南學政的徐仁鑄，不僅積極鞏固和擴大江標所創各項新政成果，而且通過撰寫《yóu＠⑥軒今語》，頒發《湘士條誡》等方式，對進壹步轉變湘省學風（尤其是倡導今文經學），促進變法維新運動的深入助益頗大。可以說，在變法開新的膽魄和步伐方面，徐仁鑄甚至超過了前任學政江標。
開明官員的倡導和策劃，得到亟思變法維新的湘紳的積極響應。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皮錫瑞等分別從各地奔赴長沙，***襄新政。“其士紳負才有誌意者，復康慨奮發，叠起相應和，見氣幾大變”（註：陳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5；陳寅恪《寒柳堂集》第177頁。）。長沙士紳王先謙、張祖同、朱昌琳等亦起而響應，他們創辦火柴廠與機器制造公司，興辦內河輪船，力爭粵漢鐵路入境，支持陳寶箴創辦電報局與礦務局等，均很出力。王先謙還領銜呈請創辦時務學堂，並在自己主持的嶽麓書院進行課程改革，增設算學、譯學等課程，他還通令嶽麓書院師生購閱鼓吹變法維新的《時務報》。時務學堂成立後，長沙“官紳士民同出壹心”，“敦請卓公（梁啟超）為主講”，“湘士尤盼之甚切也” （註：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1冊，第253頁。）。梁啟超蒞湘後，長沙士紳“款待優渥”，王先謙、張祖同等人還建議接待梁啟超“須特加熱鬧，議於曾忠襄祠張宴唱戲，普請各紳以陪之，其禮貌可謂周矣”（註：熊希齡《上陳中丞書》，《湘報》第112號。）。甚至後來大肆攻詆維新派的葉德輝，壹度時期，也經常出席激進維新派主持的湘紳聚會（註：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而且與梁啟超關系“極洽”， 且“酒食往來”（註：熊希齡《上陳中丞書》，《湘報》第112號。）。
如上表明，長沙維新運動實是壹個由開明官吏倡導，官紳壹氣，***同推進的“開新”運動。有人這樣說：“湘省風氣之開，較他省猶神且速，為中國壹大轉機。非官長導之於先，士亦各抒忠義以奉其上，官紳壹體，上下壹氣，之有以致此乎？”（註：《湘報》第105號。 ）這壹概論，似較恰切。當時《湘報》所刊壹則歌謠則這樣說道：“湘軍當日有威名。於今不是舊湘軍，牛莊壹敗威名喪。……我輩宜將實事務，虛心下氣學人長，農學商學先自固。何幸大吏皆賢良，奮發已為湘人倡。舉行新政講新學，首開民智求富強。湘中大紳體此意，上下壹心同勉力。”（註：《湘報》第27號。）這實際上也是對長沙維新運動興起原因和發展狀況的通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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