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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矛盾究竟屬於什麽性質的矛盾

文/安慶仁官民矛盾古已有之,並不稀奇,在解放後的教科書中,官民矛盾基本都界定為階級矛盾。改革開放後不興說階級矛盾,所以官民矛盾就從階級矛盾中剝離出來,成為壹種既非敵我矛盾又非人民內部矛盾的特殊矛盾,至於在性質上應該怎樣界定這種矛盾,既沒人說,也沒人說得清,因之每每發生官民流血沖突事件,媒體只能模糊處理,稱之“官民矛盾”導致的惡性事件。

“模糊處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發明,大到意識形態,小到壹些名詞界定,統統模糊處理,比方說,“失業”叫“下崗”,“窮人”叫“人力資本家”,“壹群窮人”叫“待富群體”,“資本家”叫“企業經營管理者”,“妓女”叫“小姐”,“搞破鞋”叫“婚為情”,“強奸”叫“不主動配合性行為”,“企業私有化”叫“改制”,“復辟”叫“轉軌”……

如果搞壹部改革開放詞典出來,相信五十年以後的孩子,肯定會被壹些名詞繞暈,例如:下海、土地流轉、環境友好型社會、草根、粉絲、房奴、維穩、叫獸、小三、包二奶、豆腐渣工程、艷照門……,如果詞典上不把歷史背景交代清楚,他們根本就理解不了這些名詞的含義,沒準就把“包二奶”解釋成姓包的二奶奶,把“草根”解釋成野草的根莖,至於“小三”,那壹定會解釋成在家裏行三。

“模糊處理”說不好聽點,就是睜著眼睛施騙,明明知道是那麽壹回事,偏偏說成是這麽壹回事。可壹個巨大的麻煩是,我們該怎麽對歷史和後人交代,難道就不怕後人詛咒我們。就說官民矛盾這件事,屬於階級矛盾那是不容置喙的,官僚階級在古代是地主階級,在現代就是資本家階級,不然國家統計局可以做個調查,看那些縣處級以上的官員中,有多少人還沒有自己的企業,或者沒有在企業中入股。

尤其是手中掌握著權力的官員,至少有98%的人,都擁有壹家或數家企業。這樣的官員,簡單的稱之為官員,明顯不合適。亦官亦商,扮演雙重角色,要想準確界定這類官員的身份,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層面才行,也就是從本質上研究他們的屬性,那麽毋庸置疑,這些人真實的社會身份應該被界定為資本家才對。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看問題,才能找到當前中國社會官民沖突高發的原因,那就是這些戴著官帽的資本家為利益所驅動。

這樣壹看,我們就清楚了,現代官民沖突,跟古代官民沖突,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古代官員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大地主,這在古代帝王戲裏多有表現,比方說《雍正皇帝》裏的田文鏡,被雍正皇帝提拔為河南巡撫,他上任後大刀闊斧、鐵血風雲,狠狠地滌蕩了腐敗墮落的河南官場,那些阡陌成片的大貪官,對田文鏡無不恨之入骨。《雍正皇帝》裏的田文鏡與史實基本沒有多大的出入,遺憾的是,歷史上,像田文鏡這樣的官員,河南絕無僅有,其余多為貪腐無度,荼毒百姓的壞人。

有那麽壹些人,壹聽見“階級”這兩個字就神經過敏,就罵娘,就極力否認階級的存在。這又何必,君不見,歐盟各國的報刊電視,從來都不回避“階級”這個術語,可也沒看見歐盟各國的資本家對此說三道四,或者整夜整夜的提心吊膽,更沒看見他們集體往美國移民。所以如此,原因就在於,承認階級的存在,不等於階級矛盾就很尖銳,不等於底層社會要造反。顯而易見的,歐盟各國的資本家遠不像中國資本家這麽歹毒,可謂奸淫擄掠無惡不作。

從邏輯上分析,“官民矛盾”這個概念是不成立的,因為這個矛盾中的主體之壹的“民”是個泛稱,而事實上,在中國社會,民是特指底層社會的,是城市苦工和農村普通農民的統稱,其他各階層若壹概而論稱之為民,人家是不高興,同時也不認同,比方說“士”這個群體,不壹定都很闊綽,有的像朱買臣那樣窮的揭不開鍋,那也不能稱其為民,而是要稱謂“寒士”,否則他就會認為妳是在侮辱他。

寒士雖然貧困潦倒,但也享受壹定的特權的,可以免除兵役、徭役等。正因此,在古代,士人對士名是非常看重和倍加珍愛的。紳、商兩個群體,更不認為自己是民。在官府的公文裏,紳、商、士、民涇渭分明,絕不會出現用“民”壹概而論的現象,否則古代的師爺文書們豈不等於自我貶低了嗎。今天的中國社會,其實跟古代越來越相似,紳、商、士、民這些階層分的越來越清楚,甚至包括廁所,都有了民工廁所和白領廁所的區別。

官和吏其實也正在分開,特別是到了大衙門口,官是官、吏是吏,兩者間有天壤之別,比方說就餐這個問題,在十五年前,無論官員還是普通公務員,大家都在大食堂排隊打飯,但現在領導們只在小食堂用餐。再比方說,領導坐的椅子,用的桌子、在規格上就不壹樣。還有很多方面,細說起來得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