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時期的作品以穆王時期的《錄伯錢簋》為最初的代表，其時佳作叠出，如《師酉簋器銘》、《師奎父鼎銘》、《九年衛鼎銘》。至恭王時期的《磐盤銘》，西周金文書法的典型已經確立。其線條的純化與結構的秩序都已達到了很高的境地，線質圓潤，結構勻稱，氣息純凈。銘文的最後壹行較其他行多出五字，略顯擁擠，是其不足。
與《牖盤銘》同出而年代稍晚的，如《疒興鐘銘》、《疒興簋銘》在結構上已較《牖盤銘》更加嚴格地納入規範。縱橫的平行線成為主導，尤其是《疒興簋銘》，其排疊平行的正交結構已經為晚期的《頌鼎銘》、《頌壺銘》開了先路。這個時期的大小《克鼎銘》也是西周金文的經典之作。《大克鼎銘》1890年出土於陜西扶風縣，早為金石書法家吳大A《客心齋集古錄》所著錄。這件作品清晰地保留著為了規範行列所畫的方形界格，文字就書寫在畫好的方格之內。《大盂鼎銘》的時代，行列的規範還是含蓄的，它只讓人們感覺得到。到《大克鼎銘》時，行列的規範就已經是顯在的了，是要讓人們能夠看得到。鼎盛時期的金文書法，是壹個樹立典型的時期。佳作如林，而風格純壹。雖各器之間，存在小異，但不失大同氣派。要之，典正雍容，純淳嫻雅，是這壹時期所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