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道林本名支遁，以字行，俗姓關氏，陳留(今河南開封)人，壹說河東林慮(今河南林縣)人。約生於晉湣帝建興二年(314年)，卒於廢帝太和元年(366年)，享年53歲。
關氏家族世代奉佛，道林受環境熏陶，自小對於佛理有所領悟。其家大概在永嘉之亂時遷居江左，所以道林少年時得以隱居余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較深入地鉆研和體會了大乘佛學的奧義。
25歲時正式出家為僧。大約他的師傅是西域月支人，按照當時習俗，僧人從師姓，故道林改姓支氏。出家不久即到京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與朝中名士有所接觸。太原王蒙贊揚他“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見到道林，則以為衛玠再世。輔嗣即王弼，與衛玠都是魏晉玄談領袖。年青的支道林初入京就被比成王弼、衛玠，可見他的天挺之資、卓拔學識，在當時已為名士所激賞。
東晉建康的佛學界學風很盛，各大寺院常舉行公開的講經大會，由名德學僧登壇開講，聽眾成百上千，除了本寺徒眾外，往往還有寺外僧俗參加，並可自由提問、辯論，這種講經形式稱為講肆。支道林在建康期間，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也就是說，他善於把握經典要義，提出有創見的觀點，對於經文的詞句卻常常脫落遺漏。他的這種作風，被那些喜歡咬文嚼字的經師、論師所看輕，認為狂妄空疏。但謝安聽說了這個情況後卻大加贊賞，認為支道林對佛理善於抓住精華，略其枝葉，就像古代善於相馬的九方臯壹樣，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其他名士如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蒙、王修父子、何充、王文度、謝長遐等，都像謝安那樣給予支道林很高評價，這些壹代名流都成為道林的知交。
支道林對《莊子·逍遙遊》有特殊的愛好，見解也不同流俗。他曾在建康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論這篇文章，有人提出：“適性就是逍遙。”支道林說：“不然。古代著名暴君夏桀，著名大盜盜跖以殘害為性，假如適性就是逍遙的標準，那麽他們也算是逍遙了！”事後道林為《逍遙遊》作了註，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自己的見解。書成之後，壹時碩學俊彥，莫不嘆服。
當時的般若學者紛紛就本體與現象的關系提出自己的解釋，並因各自解釋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學派。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安等人的本無宗，認為“無”在萬化之前，“壹切諸法本性空寂”，所以以“無”為“本”，強調“無”是實有，客觀現象是“末”，而“末”是空幻不實的。另壹重要派別是支敏度等人的心無宗，認為本體是空虛的，現象才是實有的。支道林對這兩派理論都不滿意，著《大小品對比要鈔》、《即色遊玄論》等文，提出了“色不自有，雖有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的觀點，在肯定道安“本無”的基礎上，批評了道安直接就本體去認識本體的錯誤，主張本體與現象互為依據，應該就現象(色)去認識本體(玄)，反過來又通過本體去認識現象。
支道林的學說，對於“本無宗”、“心無宗”都有所批判，又都有所繼承，雖然並未完全把握印度以馬鳴、龍樹為代表的般若性空學說的真義，但在理論上確實超過了其他各個學派、已經比較接近於般若學的非有非無的本體論體系。所以其論壹出，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與“本無”、“心無”兩派鼎足而三的第三大學派。人們把他這派學說稱為“即色宗”。
支道林對於自己的“即色義”很自負，論成之後，曾特意拿給大名流王坦之看，認為肯定會得到贊許。名僧於法開是主張“識含宗”的，常與支道林辯論“即色空義”。大名士郗超贊成道林的見解，何默則擁護於法開的主張，互相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後來多數人站到了支道林壹邊，於法開氣憤不過，離開建康隱遁剡縣，足見支道林學說在僧俗兩界是多麽受歡迎。
大約在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左右，支道林也離開了建康，到吳郡(郡治在今江蘇蘇州)立支山寺。其後又南下入剡縣(今浙江嵊縣西南)，先居於□山的沃洲小嶺，不久移至石城山，立棲光寺。
道林入剡之時，謝安正任吳興(郡治在今浙江吳興縣南)太守，寫信給道林，要求他移居吳興。信中說：“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蹙蹙，觸事惆悵，唯待君來以晤，言消之壹日，當千載耳。”謝公對於他，真是壹日不見，如隔三秋了。
王羲之時為會稽(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內史，早已風聞支道林的高名，心中還有些懷疑。道林還剡縣，途經會稽郡治，羲之特往相見，想觀察壹下道林的風度和學問。見面之後，羲之問道：“《逍遙篇》可得聞乎？”支道林立刻為他寫出主要內容，數千余言，壹揮而就。揭示的義理，為《莊子》研究的大名家向秀、郭象所未曾道及，新穎深刻，辭藻又極華美，王羲之讀了，驚嘆不置，遂披襟解帶，留連不已。當即熱情地邀請支道林住於本郡靈嘉寺，旨在能多和他親近、談講。
支道林住在剡縣的時候，名僧如竺法深、於法開、於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裏；名士如王羲之、謝安、孫綽、李充、許詢等，也都在本郡(剡縣屬會稽郡)。名僧名士群集於東土，實為盛極壹時。
此時支道林因為年齡稍長，對於禪法也發生了興趣。時時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誌無生，並曾為《安般守意經》、《本起四禪經》等作註。顯然，他也有了坐禪養生的要求。
但是他的名士作風仍然沒有改變。坐禪之外，喜歡作詩、寫字、養馬、放鶴，優遊山水。他寫的詩常帶有濃厚的老、莊氣味，寫字則擅長草書和隸書。養馬、放鶴本來不是和尚應做的事，他卻照做不誤，而且做得那麽富於情趣，那麽符合他的名士派頭。《世說新語》記載著他養馬的壹段軼事：“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後來又有人送鶴給他，道林把鶴帶到山坡上，對鶴說：“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乎！”說著就把鶴放了。
道林行事，率情任性，多如此類。對於講經說法，他也未嘗中斷。曾出山陰(會稽郡治所，今浙江紹興)講《維摩經》，道林作法師，許詢為都講，采用壹問壹答的形式層層深入地闡釋經義。每當道林把壹層意思剖析明白，聽眾總認為無懈可擊，許詢應不可能再提出問題了。沒想到許詢又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新的問題，大家又想，這壹回支道林要被難住了。而道林竟又生發出新義，滔滔不絕地講開了。如此往復，直到講經結束，兩家的問答就像汩汩流泉，永不枯竭。道林的闡釋生動形象，聽眾都感到確實已領會其要旨，但事後想把道林講的復述壹遍，未說上幾句就說不下去了，這才感到道林義理的精微奧妙。
晉哀帝即位後(361年—)，頻遣使者徵請支道林出都。支道林應詔回到建康，安置在東安寺，開講《般若道行經》，道俗欽崇，朝野悅服。名士王蒙經過多年構思，自認為已經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寫成幾百字的壹篇文章，拿來給支道林看，以為道林不能與自己抗衡。支道林看過文章，慢慢說道：“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王蒙羞慚滿面地回到家中，嘆道：“支道林實在是穿著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輩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學問，士大夫們欽敬之余，常常作為談資。郗超曾問謝安：“林公(道林)談何如嵇中散(嵇康)？”謝安說：“嵇十分努力的話，勉強可以趕得上。”又問：“何如殷浩？”謝安說：“疊疊不休地辯論，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塵莫及了。”郗超很贊同謝安的評價，他後來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壹人而已！”
支道林這次在京城呆了將近三年，憶念剡縣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書要求回歸東山。哀帝批準了他的申請，令有關部門優厚資送道林上路。壹時名流，都到郊外征虜亭為道林餞別。宴會上，大家爭著坐在道林近旁。撫軍長史蔡子叔先到，挨著道林的座位坐下，謝安後來，只得坐在離道林較遠之處。後來蔡有事暫時離座，謝安連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來見位置被謝占了，二話不說，近前將謝連坐墊壹起舉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舊位上。謝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見，支道林多麽受時賢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縣不久，因病卒於石城山舊居，年53歲，時為太和元年(366年)閏四月四日。死後仍受到名士們長期的思慕。後來高士戴逵路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王詢作有《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374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郁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淒懷。”孫綽《道賢論》把支道林比向秀，論曰：“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後來王該則說：“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這都是因為支道林集名僧與名士於壹身，心胸風神，與玄學清談家無異而特高，故能生前大受名士稱賞，死後長為輩流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