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道林本名支遁,以字行,俗姓關氏,陳留(今河南開封)人,壹說河東林慮(今河南林縣)人。約生於晉湣帝建興二年(314年),卒於廢帝太和元年(366年),享年53歲。
關氏家族世代奉佛,道林受環境熏陶,自小對於佛理有所領悟。其家大概在永嘉之亂時遷居江左,所以道林少年時得以隱居余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較深入地鉆研和體會了大乘佛學的奧義。
25歲時正式出家為僧。大約他的師傅是西域月支人,按照當時習俗,僧人從師姓,故道林改姓支氏。出家不久即到京城建康(今江蘇南京),與朝中名士有所接觸。太原王蒙贊揚他“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見到道林,則以為衛玠再世。輔嗣即王弼,與衛玠都是魏晉玄談領袖。年青的支道林初入京就被比成王弼、衛玠,可見他的天挺之資、卓拔學識,在當時已為名士所激賞。
東晉建康的佛學界學風很盛,各大寺院常舉行公開的講經大會,由名德學僧登壇開講,聽眾成百上千,除了本寺徒眾外,往往還有寺外僧俗參加,並可自由提問、辯論,這種講經形式稱為講肆。支道林在建康期間,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也就是說,他善於把握經典要義,提出有創見的觀點,對於經文的詞句卻常常脫落遺漏。他的這種作風,被那些喜歡咬文嚼字的經師、論師所看輕,認為狂妄空疏。但謝安聽說了這個情況後卻大加贊賞,認為支道林對佛理善於抓住精華,略其枝葉,就像古代善於相馬的九方臯壹樣,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其他名士如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蒙、王修父子、何充、王文度、謝長遐等,都像謝安那樣給予支道林很高評價,這些壹代名流都成為道林的知交。
支道林對《莊子·逍遙遊》有特殊的愛好,見解也不同流俗。他曾在建康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論這篇文章,有人提出:“適性就是逍遙。”支道林說:“不然。古代著名暴君夏桀,著名大盜盜跖以殘害為性,假如適性就是逍遙的標準,那麽他們也算是逍遙了!”事後道林為《逍遙遊》作了註,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自己的見解。書成之後,壹時碩學俊彥,莫不嘆服。
當時的般若學者紛紛就本體與現象的關系提出自己的解釋,並因各自解釋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學派。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安等人的本無宗,認為“無”在萬化之前,“壹切諸法本性空寂”,所以以“無”為“本”,強調“無”是實有,客觀現象是“末”,而“末”是空幻不實的。另壹重要派別是支敏度等人的心無宗,認為本體是空虛的,現象才是實有的。支道林對這兩派理論都不滿意,著《大小品對比要鈔》、《即色遊玄論》等文,提出了“色不自有,雖有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的觀點,在肯定道安“本無”的基礎上,批評了道安直接就本體去認識本體的錯誤,主張本體與現象互為依據,應該就現象(色)去認識本體(玄),反過來又通過本體去認識現象。
支道林的學說,對於“本無宗”、“心無宗”都有所批判,又都有所繼承,雖然並未完全把握印度以馬鳴、龍樹為代表的般若性空學說的真義,但在理論上確實超過了其他各個學派、已經比較接近於般若學的非有非無的本體論體系。所以其論壹出,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與“本無”、“心無”兩派鼎足而三的第三大學派。人們把他這派學說稱為“即色宗”。
支道林對於自己的“即色義”很自負,論成之後,曾特意拿給大名流王坦之看,認為肯定會得到贊許。名僧於法開是主張“識含宗”的,常與支道林辯論“即色空義”。大名士郗超贊成道林的見解,何默則擁護於法開的主張,互相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後來多數人站到了支道林壹邊,於法開氣憤不過,離開建康隱遁剡縣,足見支道林學說在僧俗兩界是多麽受歡迎。
大約在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左右,支道林也離開了建康,到吳郡(郡治在今江蘇蘇州)立支山寺。其後又南下入剡縣(今浙江嵊縣西南),先居於□山的沃洲小嶺,不久移至石城山,立棲光寺。
道林入剡之時,謝安正任吳興(郡治在今浙江吳興縣南)太守,寫信給道林,要求他移居吳興。信中說:“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蹙蹙,觸事惆悵,唯待君來以晤,言消之壹日,當千載耳。”謝公對於他,真是壹日不見,如隔三秋了。
王羲之時為會稽(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內史,早已風聞支道林的高名,心中還有些懷疑。道林還剡縣,途經會稽郡治,羲之特往相見,想觀察壹下道林的風度和學問。見面之後,羲之問道:“《逍遙篇》可得聞乎?”支道林立刻為他寫出主要內容,數千余言,壹揮而就。揭示的義理,為《莊子》研究的大名家向秀、郭象所未曾道及,新穎深刻,辭藻又極華美,王羲之讀了,驚嘆不置,遂披襟解帶,留連不已。當即熱情地邀請支道林住於本郡靈嘉寺,旨在能多和他親近、談講。
支道林住在剡縣的時候,名僧如竺法深、於法開、於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裏;名士如王羲之、謝安、孫綽、李充、許詢等,也都在本郡(剡縣屬會稽郡)。名僧名士群集於東土,實為盛極壹時。
此時支道林因為年齡稍長,對於禪法也發生了興趣。時時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誌無生,並曾為《安般守意經》、《本起四禪經》等作註。顯然,他也有了坐禪養生的要求。
但是他的名士作風仍然沒有改變。坐禪之外,喜歡作詩、寫字、養馬、放鶴,優遊山水。他寫的詩常帶有濃厚的老、莊氣味,寫字則擅長草書和隸書。養馬、放鶴本來不是和尚應做的事,他卻照做不誤,而且做得那麽富於情趣,那麽符合他的名士派頭。《世說新語》記載著他養馬的壹段軼事:“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後來又有人送鶴給他,道林把鶴帶到山坡上,對鶴說:“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乎!”說著就把鶴放了。
道林行事,率情任性,多如此類。對於講經說法,他也未嘗中斷。曾出山陰(會稽郡治所,今浙江紹興)講《維摩經》,道林作法師,許詢為都講,采用壹問壹答的形式層層深入地闡釋經義。每當道林把壹層意思剖析明白,聽眾總認為無懈可擊,許詢應不可能再提出問題了。沒想到許詢又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新的問題,大家又想,這壹回支道林要被難住了。而道林竟又生發出新義,滔滔不絕地講開了。如此往復,直到講經結束,兩家的問答就像汩汩流泉,永不枯竭。道林的闡釋生動形象,聽眾都感到確實已領會其要旨,但事後想把道林講的復述壹遍,未說上幾句就說不下去了,這才感到道林義理的精微奧妙。
晉哀帝即位後(361年—),頻遣使者徵請支道林出都。支道林應詔回到建康,安置在東安寺,開講《般若道行經》,道俗欽崇,朝野悅服。名士王蒙經過多年構思,自認為已經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寫成幾百字的壹篇文章,拿來給支道林看,以為道林不能與自己抗衡。支道林看過文章,慢慢說道:“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王蒙羞慚滿面地回到家中,嘆道:“支道林實在是穿著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輩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學問,士大夫們欽敬之余,常常作為談資。郗超曾問謝安:“林公(道林)談何如嵇中散(嵇康)?”謝安說:“嵇十分努力的話,勉強可以趕得上。”又問:“何如殷浩?”謝安說:“疊疊不休地辯論,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塵莫及了。”郗超很贊同謝安的評價,他後來在給親友的信中寫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壹人而已!”
支道林這次在京城呆了將近三年,憶念剡縣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書要求回歸東山。哀帝批準了他的申請,令有關部門優厚資送道林上路。壹時名流,都到郊外征虜亭為道林餞別。宴會上,大家爭著坐在道林近旁。撫軍長史蔡子叔先到,挨著道林的座位坐下,謝安後來,只得坐在離道林較遠之處。後來蔡有事暫時離座,謝安連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來見位置被謝占了,二話不說,近前將謝連坐墊壹起舉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舊位上。謝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見,支道林多麽受時賢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縣不久,因病卒於石城山舊居,年53歲,時為太和元年(366年)閏四月四日。死後仍受到名士們長期的思慕。後來高士戴逵路經其墓,嘆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王詢作有《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374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郁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淒懷。”孫綽《道賢論》把支道林比向秀,論曰:“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後來王該則說:“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這都是因為支道林集名僧與名士於壹身,心胸風神,與玄學清談家無異而特高,故能生前大受名士稱賞,死後長為輩流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