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兩個人，有眾多權威專家學者考證歷史上確實真實存在過，而且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也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真實事件，並有眾多歷史資料及文物古跡可供佐證。如清乾隆、嘉靖時著名的經學家焦循，他在《劇說》卷二中引宋元之際人劉壹表《錢塘遺事》及自己親身見聞，說全國至少有4座梁祝墓。當代民俗學家烏丙安先生在《論中國風物傳說圈》壹文中指出：風物傳說流傳發展過程中，各民族歷史名人的風物傳說與各民族的風俗傳說混雜揉合，人、神、仙、佛、儒、道傳說互相交織，壹般情況下都有壹個傳說的基本中心，由此中心向風物圈邊緣擴張開來，形成傳說特有的走向。筆者查清吳騫《桃溪客語》、清焦循《雜說》、民國馮沅君《祝英臺的歌》等典籍，了解了梁祝墓、廟、讀書處在全國***有9處。1．河南汝南(梁山伯與祝英臺墓、故裏、讀書處、十八相送舊址，梁山伯故裏，祝英臺故裏，馬文才故裏)，2．浙江寧波(梁山伯墓)，3．甘肅清水(祝英臺墓)，4．安徽舒城(祝英臺墓)，5．江蘇宜興(祝英臺讀書處、祝英臺墓)，6．河北河澗(祝英臺墓)，7．山東曲阜(祝英臺墓)，8．山東嘉樣(祝英臺墓)，9．江蘇江都(祝英臺墓)。很顯然，梁、祝風物圈所形成的基本走向是：東南走向：河南、安徽、江蘇、浙江；東北走向：河南、河北、山東嘉祥、山東曲阜；西北走向：河南、山西、陜西、甘肅(民俗學家錢南揚語：山西、陜西亦有梁祝經過的痕跡可尋)。很顯然圍繞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傳說應有個風物“中心”，那麽這個中心到底在哪裏呢?
1．據魏晉史學家考證，“梁祝”故事發源於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馬鄉鎮，故裏遺址現有梁祝墓、梁莊、祝莊、馬莊、紅羅山書院、鴛鴦池、十八裏相送故道、曹橋(草橋)及梁祝師父葬地鄒佟墓等。
首先，粱祝故事“河南說”早在1932年已被著名學者馮沅君提出並論證，而且得到著名學者錢南揚、容肇祖、顧頡剛等人的首肯。馮沅君提出：“梁祝傳說以河南為中心，慚次向風物圈周圍擴張。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得如此久遠，全由人們欽佩祝英臺的貞潔”。錢南揚先生說：“三年前，承沅君女士寄來關於河南方面的祝英臺的傳說。因時亂在中途遺失了，現把登在國學門周刊第3期上的馮沅君女士搜集的祝英臺歌錄入。”(1932年上海書店《民俗》第93期)馮沅君所搜集祝英臺的歌：日頭出來紫巍巍壹雙蝴蝶下山來前面走的梁山伯後面走的祝英臺，走壹山，又壹山山山裏頭好竹竿大的砍下做椽子小的砍下釣魚竿，走壹窪，又壹窪，窪窪裏頭好莊稼。是秫秫，低的是棉花、不低不高是芝麻。芝麻地裏帶打瓜、有心摘個嘗嘗吧。又怕摸著連根拔。走壹河，又壹河河河裏頭好白鵝前面公鵝咯咯叫後面母鵝緊跟著.走壹莊、又壹莊，莊莊黃狗叫汪汪。前面男子大漢妳不咬,專咬後面女娥皇。走壹井，又壹井，沙木鉤擔柏木桶。千提萬提，提不醒。
查《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河南卷》，該民歌廣泛流傳在河南省汝南、淮濱、羅山、信陽、南陽壹帶(晉朝均為汝南郡所轄之地)。該民歌中的植物、器物帶有明顯的河南地域特點。筆者在走訪汝南縣馬鄉鎮十余位70歲以上老人，他(她)們均可以整段地傳唱民歌，而且都不約而同地說是從上幾輩老人口中傳下來的(有錄音)。我們從梁祝故事風物走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梁祝故事的走向應是：由河南至山西、陜西、甘肅；由河南至河北、山東；由河南至安徽、江蘇、浙江。毋容置疑，河南省汝南縣應該是梁祝故事風物圈的中心，即故事發生的源頭之地。
其次，查1932上海書店《民俗》錢南揚先生語：祝英臺的故事在民間自有它特殊的勢力，而在文人學士中當然也會引起同情。故事的發生不在情節的動人，而在祝英臺壹死的貞烈。宋元明清的誌乘中都稱祝氏為“義婦”。甘肅清水縣誌中也把祝氏的傳說收在“貞節”裏。如果由於祝英臺的“貞潔”才使得梁祝故事發展及流傳，那麽可以肯定地說，越是靠近風物圈中心，人們越是崇尚祝英臺。如果運用這壹觀點去分析梁祝故事走向圖，可以明白無疑地看出靠近風物圈中心的祝英臺墓多，遠離風物圈中心就出現了“梁忠義王”墓或“梁祝讀書處”等與貞潔疏離的遺址。所以，河南汝南縣馬鄉鎮不但有祝英臺墓，而且還為祝英臺立了壹座“白衣閣”，稱祝英臺為“白衣菩薩”，成為貞潔之神的化身。而在周圍的山西、河北、安徽、江蘇、浙江均有祝英臺墓，或祝英臺讀書處。以此亦可以斷定，汝南縣應為粱祝故事發展的中心。
第三，中國古代四大傳奇孟姜女、梁祝、白蛇傳、藍橋會，其故事均發生在河南省。從文學作品的傳承和相互聯系的角度看，梁祝故事發生在汝南縣亦屬必然。查《中國戲曲曲藝詞典》，有《五世姻緣》戲劇，該劇目為河南豫劇傳統劇目，該劇寫孟姜女與範杞梁的愛情悲劇未果，投胎轉世為梁山伯與祝英臺；後梁祝愛情仍以悲劇未果，投胎轉世為白娘子、許仙；白娘子與許仙愛情未果，又投胎轉世為魏世秀與藍瑞蓮，藍橋會仍以悲劇終；魏世秀與藍瑞蓮又投胎轉世為商琳與秦雪梅，亦沒有結果。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原民間文學創作者在創作中是把梁祝作為中原文學牽鏈中的重要壹環，是中原文化藝術中壹部極為重要的藝術作品。著名學者黃樸生《祝英臺與秦雪梅》(1932年《北大國學周刊》10期)中指出：祝英臺故事之外，復有所謂秦雪梅故事者，梁祝故事之第二期也。民眾憫梁之癡，祝之苦也，於是秦雪梅故事以生。梁山伯壹變為商公，祝英臺壹變為秦雪梅，此故事與前相仿。民眾意欲梁祝之團圓也，故有秦雪梅之故事，其結果與梁祝故事相同。錢南揚先生語：據我個人推想，祝英臺的故事吸收了秦雪梅故事的情節，井由祝英臺故事演變成秦雪梅故事，兩個故事是並行的(載1932年上海書店《民俗》第93期)。
文學創作中的借鑒、吸收與傳承的藝術特性，決定了梁祝故事與孟姜女、白蛇傳、藍橋會、秦雪梅這壹集中於中原的故事群。同時也決定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無疑應發生在地處中原的汝南縣。晉幹寶《搜神記》中韓憑妻裙化蝶是形成梁祝化蝶故事的重要藝術借鑒手段.
1932年著名學者錢南揚先生著述：據傳說，化蝶有兩種說法：—是裙化蝶；二是魂化蝶。考化蝶的故事發生很早，晉幹寶{搜神記》雲：宋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為蝴蝶。後世配梁山伯與祝英臺化為蝴蝶，當由此演化而來。至於魂化蝶事，幹寶著《搜神記》也有壹則雲：晉烏傷萬輝夫．義熙中，在婦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兇人，往打之。欲仗下，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就是魂化蝶的傳說，也是從韓憑妻裙化蝶衍化而來。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雲：俗傳大蝴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亡魂。又曰韓憑夫婦亡魂。李義山詩：“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韓憑為蝴蝶，等閑飛上別枝花。”這裏有兩點值得註意：壹是《搜神記》只說韓愚妻衣化蝶，而此地不但從“衣”變“魂”，看李義山詩已有“莫許韓愚為蝴蝶”之句，則由韓憑妻牽連到韓憑了。可見韓憑夫婦化蝶的傳說，在唐朝已有了，到宋朝乃轉變為梁祝的魂化蟬。二是明彭氏的說法，乃以梁祝魂化蟬為主，李氏說韓愚而不說梁祝，可見唐朝化蝶的傳說，還是韓憑所占有的。彭氏以梁祝為主體，可見到了明朝梁祝的勢力甚大，已取而代之。錢南插先生十分明確地斷定：梁祝化蝶皆由韓憑妻化蝴蝶衍化而來。
筆者查清嘉慶元年(1796)《汝南府誌)：汝南縣秦屬穎川郡，漢置汝南郡，隸豫州，領縣 37。查《晉書)、《中國小說史略》，得知中國第壹部誌怪誌異小說《搜神記》的作者幹寶，字令升，汝南郡新蔡人也。幹寶為何著得搜神記呢?清嘉慶元年《汝寧府誌》卷二九“雜誌”載：幹寶，新蔡人。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於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余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禽與之，恩情如生。寶時為著作郎，感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20卷。很顯然，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與自己的生活環境、社會實踐、人生經歷等因素關系極為密切，《汝寧府誌》卷四雲：汝寧負山面淮，控扼穎蔡，居天下之中。自古以來“汝南先賢、名流接跡占籍中州”。春秋戰國孔子有“眾多穎蔡弟子從之”，秦相李斯，輔秦王掃六合，壹統中國，乃上蔡人。另外，根據汝南郡史料記載，當地曾經流傳的有山神、河怪、鬼狐、龍的故事，有老子騎鶴升仙處，小和尚醉酒升仙處、董永遇仙處等傳說。這些都構成了梁祝傳說的豐富文化積澱。從文學傳承學的角度來看，梁祝故事流傳在汝南是必然的。
可以說韓憑妻裙化蝶，幹寶父妾死而復生，眾多貞女、神怪升仙傳說等民間故事群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誕生的豐厚沃土。梁祝故事最初的情節按錢南揚先生推想：“有壹個女子喬裝成男子，到學堂裏去念書，後來愛上了壹個男同學，卻又不肯說出自己是個女子。父母不知就裏，將她另許了人。及到男人知道她是個女子，要想訂婚，可已經遲了。結果，兩個人郁郁而死。”可是，這麽壹種簡單的情節太平常了，不能滿足聽者的好奇心，於是就有了類似“幹寶父妾入墓”、“韓憑妻裙化蝶”的增飾附會，因為所有故事的發生地皆在壹處，極易聯系在壹起。於是梁祝故事就有了人墓、化蝶的情節增飾。
2．據山東省濟寧市文物局副局長、濟寧市梁祝研究會會長、著名的梁祝文化專家樊存常先生考證， 梁山伯與祝英臺包括馬文才，歷史上確有其人，他們之間的故事為歷史真實事件，而且他們的籍地都在孔孟之鄉。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並立有“梁山伯祝英臺之墓”的石碑，元代濟寧市梁祝讀書處鄒縣嶧山上有梁祝石像，陳雲琴遊嶧山寫有七絕《萬壽宮梁祝像》雲：“信是榮情兩未終，閑花野草盡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壹雙萬壽宮”。馬坡是祝、馬的故裏，在古鄒邑西鄰微山湖北岸的馬坡村，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並立有“梁山伯祝英臺之墓”的石碑，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禦史崔文奎巡視濟寧馬坡時發現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舊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歷經淤積長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東省濟寧市梁祝文化研究會和微山縣人民政府，隆重舉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的復出儀式，這是全國現有九處梁祝墓中，惟壹的壹塊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為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禦史，為中國歷史上見證梁祝故裏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職位最重、權威性最大的壹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劉魁立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賀學君女士，山東省民俗學會原會長李萬鵬先生，山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山東大學民俗研究所所長葉濤先生等專家學者參加了出土儀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聞媒體的極大關註，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新華社》、《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等眾多的國內新聞媒體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外國新聞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轟動，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註。這是全國現有九處梁祝墓中，惟壹的壹塊墓碑，全文843個字，與神話傳說戲曲截然不同，不僅載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還點明了地方官員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據碑文記載得知，作為獨生女的祝英臺，女扮男裝外出到鄒城嶧山求學讀書，自九曲村過吳橋東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嶧山授業，晝則同窗，夜則同寢，三年衣不解，可謂篤信好學者。壹日英臺思鄉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門拜訪，別後不壹載，疾終於家，葬於吳橋東（據鄒縣誌載此橋在明隆慶年間被淹沒），英臺眼見馬家迎親將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義，悲傷而死，鄉黨士夫謂其令節，從葬山伯之墓。
根據碑文記載和實地考察，傳說中的梁祝故事原地為宜興市。其理由是：在時間上馬坡石碑是記錄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說該碑根據外紀所記，即便是立於正德十壹年，也大大早於晚清時期的《寧波府誌》、《宜興誌》；從地理方位來看符合實際，梁祝合葬墓位於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臺所在的九曲村約三公裏，而距東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約十公裏，如果祝英臺到嶧山求學過吳橋與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關於梁祝故事的產生年代問題，樊存常認為，根據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測，此故事最早應產生於漢代。三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沒有產生此類故事的社會背景，選官制度也不可能讓梁祝去追求讀書做官之路，唯有社會安定，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漢代才有梁祝故事產生的土壤。濟寧為中國漢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國大部分漢碑出自濟寧，作為孔孟故裏的濟寧，漢墓眾多、規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國聞名，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龍山漢墓群、任城王漢墓群等，這些都是當時註重厚葬的社會風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有關考古專家在對梁祝墓周圍的墓地進行勘探發掘時，發現有很多漢代墓葬，並出土有陶罐、泥人、動物獸等。據此，可進壹步推斷此墓為梁祝漢代合葬墓。以上均為“梁祝覓蹤”節目組電視臺采訪馬坡梁祝墓的真實現場視頻報道。同時祝英臺所在村莊九曲村發現了大量漢代石碑，微山縣馬坡鄉政府黨委宣傳幹事吳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發燒友，壹直在當地民間探訪搜集梁祝的有關材料，至今已經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出土後，吳琦又發現了新的重要線索，他從九曲村找到了壹小塊殘破的漢代石碑，上面刻有幾個祝姓字樣。這塊小碑令他很興奮，這說明漢代九曲村的確曾經有祝姓人氏生活過。這是梁祝為濟寧漢代人極為有利的證明。
3．江蘇宜興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長路曉農則認為，從歷史記載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記載最早在宜興。江蘇學術界、史誌界、旅遊界的多位專家認為：從宋鹹淳《毗陵誌》至明代馮夢龍的傳奇小說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證據顯示，梁山伯和祝英臺系宜興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專家、寧波市鄞州區文聯主席麻承照說，根據他對《鄞州縣誌》的研究，梁山伯應是鄞州人，祝英臺應是上虞人。
5．梁祝傳說產生於晉朝。現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載言所撰的《十道四蕃誌》。到了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誌》作了文學性渲染，可見其大致輪廓：“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友，方知其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逢裂陷，祝氏遂並葬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6．現存較早、也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寧波)知府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文中說梁山伯生於公元352年農歷三月初壹，死於373年農歷八月十六，終年21歲，未曾婚配；祝英臺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廟(又名“義忠王廟”)修建於397年。如記載可靠，“梁祝傳說”當產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這20多年內，完全形成則在宋代到清末。此後比較重要的文獻記載，還有明代馮夢龍的《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臺小傳》，後者出現了化蝶的結局。
7．1997年7月，寧波的梁山伯廟出土壹座晉代墓葬，墓的位置、規格和隨葬器物與誌書記載的梁山伯鄞縣縣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認為是可信的實物資料。
8．其他史籍記載：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四番誌》記載：“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時(公元552-554年)《金樓子》壹書中有記載。明代徐樹丕《識小錄》中記敘：“按，梁祝事異矣！《金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二書已失傳)
3．晚唐(公元851年)張讀《宣室誌》記載：“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忍自裂陷，祝氏遂並埋焉。晉丞相謝安表其墓曰‘義婦冢’”。
4．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寧波)郡守李茂城寫的《義忠王廟記》記載：“神喟然嘆曰：‘生當封候，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後簡文帝舉賢，郡以神應君，詔為鄮令。”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張津《乾道四明圖經》稱：“義婦冢，即為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裏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按《十道四蕃誌》雲：‘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6．南朝齊武帝時(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記》：“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誌》記載：“善權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臺讀書處’。”
8．北宋鹹淳四年(公元1268年)《鹹淳毗陵誌》記載：“祝英臺讀書處，號‘碧鮮庵’。皆有詩雲：‘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學，後化為蝶。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說》記載：祝英臺為宜興人，梁山伯為蘇州人。並說祝英臺是哥嫂將其許於馬家，文中還有地裂、入墳、化蝶之說。
10．中國的梁祝故事，流傳到國外至今發現的最早要屬近鄰朝鮮、韓國了。新近研究發現，在五代十國至宋代(918壹1200年)時期，唐代著名詩人浙江余杭人羅鄴的七律詩《蛺蝶》，已被高麗王國時代人輯人了《十抄詩》，其中有“俗說義妻衣化狀”的詩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並且衣化為蝶。到中國宋代，高麗人編輯的《夾註名賢十抄詩》，不但收入了羅鄴的《蛺蝶》詩，而且在註釋中加上了壹段《梁山伯祝英臺傳》。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傳到國外的梁祝故事，而且從“女扮男裝”到衣裳“片片化為蝴蝶子”，比較全面完整地敘述了梁祝傳奇故事。可見，梁祝文化走向世界，歷史久遠。而且以後幾乎傳遍了整個朝鮮半島。
9．此外，關於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兩個人，有其他版本傳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兩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俠女，劫富濟貧，曾三去馬太守家盜銀，最後中馬之子馬文才埋伏死於亂刀之下。百姓將其厚葬並在墳前立碑，年久，該碑下沈於地下。梁為浙江寧波府鄞縣縣官，清正廉潔，中年喪妻，無子，死後入葬時刨出祝之墓碑，眾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為梁擇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為梁，紅者為祝……從此敷衍出動人的傳說，據查證，此記載最初版本為82年報刊山海經搜集的浙東民間百姓口頭故事，並非歷史資料記錄，該文作者曾於86年從慈溪給編者來信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兩個朝代的人，祝英臺是女俠，梁山伯是清官，兩者墓穴碰巧在壹塊的傳說故事”是年輕時曾做小販的同村的民間醫生講給他聽的，而這位鄉村醫生又是從寧波中山公園聽壹位老人講的這個故事。當時公園內有好幾個人在講梁祝愛情故事，這個鄞縣老翁搖搖頭說：‘都是亂話！'這位鄉村醫生便上前動問：‘ 老伯，他們講的是亂話，那真話究竟是怎樣的呢?'鄞縣老翁便講了這個故事。”，因此該文作者便將這位寧波公園老翁講述的故事刊登在了報刊山海經上，而事實上根據晉代謝安有感於梁祝故事上報朝廷，封祝英臺墓為“義婦冢”的歷史事實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眾多權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學著作明文記載兩人姓名及生平事跡，且梁祝傳說早已於唐宋年間傳入高麗，宋朝高麗史籍中明文記錄兩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況看來，此“梁祝屬於兩個朝代”的說法並非歷史文獻記載，而是民間百姓的主觀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