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規範化工作具有悠久的歷史。公元前四世紀印度語言學家波尼尼就是壹個語言規則的制訂者，他在《梵語語法》即《波尼尼語法》中，用3996（或說4000多）條規則，描寫梵語的語音和語法，對梵語的規範化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壹中國後，實行“書同文”政策，采取李斯的建議，統壹規定以小篆為正字，淘汰通行於六國的異體字，對漢字規範化起了重要作用。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後，拉丁語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各個新興民族國家的本地語。為了“保衛”和“純潔”這些本地語，許多歐洲國家相繼建立了學院。1582年，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就成立了旨在凈化意大利語的秕糠學會，它幫助多斯崗方言成為意大利語的基礎方言，並在1612年出版了有名的《秕糠學會詞典》。不久法國也相繼成立了法蘭西學院，該機構的章程宣稱“本院宗旨是：全力以赴規範我們的語言，使其純潔、富於表現力，並對文藝和科學進行充分描述。”並經過多年努力編成了《法蘭西學院詞典》（1694年）。實際上，19世紀以前所有的語言學都是註重規範的。希臘和拉丁語法學家是教科書的編寫者，他們希望建立壹套正確地用自己的語言寫作和說話的永遠不可改變的規範準則。這也許是人們總是把他們的工作輕蔑地稱為“前科學的”的原因。但甚至在19世紀，許多傑出的新語言科學的奠基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語言規範問題。丹麥的拉斯克花了許多時間為丹麥語設計了更合理的拼寫系統，並且就此題目於1826年出版了整整壹部書。德國歷史語言學派的奠基人，象格裏木和施萊赫爾，就德語的正確性這個題目寫了許多文章。19世紀下半葉，新語法學支配著語言學，他們對這個問題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保羅在其《語言史原理》壹書中，用壹整章來探討標準語，而諾林寫了壹篇透徹的文章，研究語言的正確性問題。在英國，語言學偉大的奠基人斯威特終生都活躍於“拼寫改
革協會”。在20世紀，梅耶詳盡地考慮過這個問題，而葉斯柏森在其《人類、民族和個人》壹書中，以兩整章的篇幅討論“正確性的標準”這個題目。
語言規範不能憑個人的主觀好惡，必須要有客觀根據，特別是在選擇標準語時，更要註意這點。標準語是壹個民族的經過加工、規範的***同語。它是在某個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作為***同語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礎方言。在同壹語言的諸方言中，究竟哪種方言能成為基礎方言，並不決定於人們的主觀愛好，而決定於該方言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通常有下列因素使壹個方言成為標準語的基礎：1．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在地；2．通行地區廣，使用人口多；3．代表整個語言發展的趨向；4．如果有文字，往往有用這個方言寫成的大量文獻。壹種標準語的基礎方言如果分布很廣，各地語音有差別，應該選壹個最有影響的地點的語音作為標準音。例如，現代漢語的標準語即漢語普通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是因為我國的北方是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主要地區。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洛陽、開封等都在這個地區。由於舊的書面語——文言跟口語日益脫節，十二三世紀以後，形成了壹種與北方口語緊密結合的書面語——白話。許多重要的文學著作如《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都是用白話寫的。不僅說這個方言的人占70%，通行地區也約占說漢語的地區的四分之三，而且許多方言區的人也看得懂白話文，會寫白話文。所有這些因素使北方方言成了漢語標準語的基礎方言。北方方言分布很大，
各地語音有差別，於是選擇了北京語音為標準音。這是因為近六七百年以來，元、明、清三代都建都於北京，所以北方方言裏的北京話影響最大。“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使北京語音成了“國音”。解放以後，我國定都於北京，北京成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話的威信進壹步提高。黨和政府根據漢語發展的客觀規律，明確規定漢語標準語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又如，意大利的***同語是建立在多斯崗方言的基礎上的。這是因為當意大利還沒有繞壹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就是用這種方言寫作的，他們整理、錘煉、豐富了這種方言，並使它隨著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傳遍了整個意大利半島。意大利的標準語就在多斯崗方言的基礎上形成，而標準音則選多斯崗的首府——佛羅倫薩的讀音。現代維吾爾標準語的詞匯和語法以伊喀方言為基礎，語音則以烏魯木齊伊犁話為標準音。語言壹般只有壹種標準語，但也有兩種或多種標準語的，如傣語就有西雙版納和德宏兩種標準語。標準語的規範不能全部照搬基礎方言和標準音的全部內容。如漢語普通話的語音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因此，凡是不符合這個標準的，都是不規範的。這是就整體說的，但不是說北京話任何壹個語音成分都是標準的，都是普通話成分。在北京
語音裏，由於各種原因，也仍然存在著壹些分歧，例如異讀和土語成分等等。對於這類異讀詞，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曾經加以審訂。又如北京語音裏，輕聲和兒化特別多，普通話沒有必要全部吸收進來，應該吸收哪些，也要進行調查和研究。普通話的詞匯是以北方話詞匯為基礎的。北方話詞匯有極大的普遍性。但不是說，凡是北方話所有的詞都可以進入普通話。北方話裏壹些地方色彩特別濃厚的成分，說出來只有較小地區的人能懂，如北京話的“老爺兒”、“取燈兒”、“老兒子”就不能吸收到普通話裏。為了豐富詞匯，標準語還應從其他的方言和與本民族具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語言中吸收語言成分。如果壹種語言早就有了書面形式，標準語還經常從古代文獻中汲取有用的成分。此外，標準語還從專門的政治用語、科學術語和行業語中吸收它所需要的詞。如漢語中的“癟三”、“垃圾”、“名堂”、“搞”、“扯皮”、“尷尬”、“把戲”“門診”、“教案”、“排版”、“黎明”、“和尚”、“消極”等。
語言規範是壹個歷史範疇，規範不是壹成不變的。它不僅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而且還是歷史發展到壹定時期的產物。語言在壹定的歷史時期是合乎規範的，在另壹個歷史時期就可能發生變化，不再是規範的了。這是因為語言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不論什麽時候凡是符合發展規律的現象都是規範的。確定語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的規範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既要考慮到它的穩定性和繼承性，又要看到它的發展和變化。語言在不斷發展，新質要素在逐漸積累，舊質要素在逐漸衰亡，必須重新肯定經過考驗的語言成分，淘汰過時的東西，而新的語言現象的出現，壹般是從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使用開始的，在開始時可以是不規範的，但大家都跟著用，用得廣了，時間長了，也就約定俗成了，也就成了新的規範。從少數人的使用到多數人使用，又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則它壹般是合乎語言的發展規律。不論是新出現的語言現象，還是衰退消失的
語言現象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逐漸的，要有壹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樣就出現壹種中間過渡的現象，或是兩種現象並存，這就需要確定哪種現象是發展的，是上升的，是有生命力的；哪種是衰退的，無生命力的，必將消失的現象，並把前者定為規範，大力推廣。如現代漢語普通話壹些詞的讀音的變化，新的讀音是發展的趨勢，但舊的讀音還沒有消失。例如：“締結”原來的讀音是tī，現在是dì；“秘密”原來的讀音是bì，現在是mì；“收獲”原來的讀音是hù，現在是huò；“說客“原來的讀音是shuì，現在是shuō；“暴露”原來的讀音是pù，現在是bào等，現在經過審音，確定後壹個讀音為規範音。
制定語言規範必須符合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否則不能促進語音正常的發展。如我國1977年12月20日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由於事前調查研究欠周，沒有認真貫徹“約定俗成”的原則，把壹些未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簡體字也吸收進來，破壞了漢字構造的規律，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亂，公布試用以後，群眾議論紛紛，各方面意見不少，不久也就由國家語委報經國務院批準停止試用了。
解放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工作。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接著中國科學院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當時中央確定了“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的語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務。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語言文字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1955年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了民族***同語的標準，給普通話下了科學的定義，制定了“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方針。1956年國務院向全國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和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後又出版了《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成立了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機構。教育部、廣播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合舉辦了“普通話語音教學廣播講座”。教育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從1958年起，多次召開“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1978年教育部發出《關於加強學校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教學的通知》。1985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廣播電影電視部正式公布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使普通話的推廣有了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