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光緒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中央教育機構的最高長官）的王懿榮（1845—1900）得了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中藥店買回壹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的壹味叫龍骨的藥品上面刻劃著壹些符號。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幾十萬年前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不是壹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趕到達仁堂，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後來又通過古董商範維卿等人進行搜購，累計***收集了1500多片。
意義：甲骨文引導炎黃子孫走上使圖形記號表示意義而不約束其讀音的文字發展歷程。這既造就了綿綿數千年統壹的文化意識，也導致漢民族語言擴張乏力。語言對象的豐富和對語言對象的認識深化，迫使象形規則產生更多字和升華象形規則（會意），迫使編撰字書詞典成為標示字詞含意、約束字詞歧義的方法，迫使炎黃學校成為學習字讀音的場所（對照的是，基於字母原則文字史真實可以正本清源文化與傳統。記載了商王室的歷史活動的甲骨是商時期學校用具。)甲骨文字打開了觀察 3000 年前黃河流域人們生活的窗戶。
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壹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壹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
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後，學者王國維對甲骨蔔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於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壹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壹千年。
從壹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壹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麽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壹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於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蔔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蔔，以得知吉兇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蔔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壹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蔔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蔔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壹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據學者胡厚宣統計，***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臺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我國***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 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
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我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壹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
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壹，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 “甲骨書法”現今已在壹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